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进-陶德麟文集

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¹⁾

一、克服简单化

我感到我们的哲学原理课的教学有一个比较普遍的毛病，就是有些简单化。我接触到的一些青年同学中有这样一种议论，说听老师讲近现代西方哲学觉得内容很丰富，而听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觉得内容比较贫乏。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从道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哲学，是批判地吸取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创立起来的，创立以后又不断发展。它应该比古今中外任何其他哲学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为什么有的同学听了会感到贫乏呢?我想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在过去的教学中确有不同程度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贫乏化的毛病。这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有表现。

从教学内容方面看，我想举几个例子做点分析:

第一个例子。我们在讲绪论的时候都要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惟一科学的哲学。这个说法对不对?当然对。但是也有一个如何理解和说明的问题。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把这个命题讲成了下面这样的意思: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终极真理，它对哲学史上提出的一切问题都作了最终的圆满的回答，连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被它解决了，将来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讲到的问题。第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谬误。如果我们给同学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我认为是很不正确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都不是科学的哲学，并不是说这些哲学体系里没有合理的成分，没有正确的论断，而是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都把自己的哲学视为终极真理。就是那些从理论上否认终极真理的人，哪怕他们是相对主义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实际上也还是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终极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否认有终极真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花了那么大篇幅讲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全部认识包括哲学认识在内，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指出这一点，认为人的思维只能随着概括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的道路，愈益深刻和全面地认识世界;但是这个过程没有止境，永远不会出现人类把整个世界都认识完毕了，除了望着“终极真理”发呆再也无事可干的情景。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可以从很多方面说明，但是最本质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另一个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开辟了认识世界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所谓彻底的革命性和彻底的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就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这后一方面是决不可以忽视的。就某种意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这个道路，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具体论断还要宝贵。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自命为终极真理的仓库。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成了由终极真理构成的封闭体系，那就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这种讲法也许主观上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得高而又高，实际上恰恰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讲成跟旧哲学一样的哲学了。我们既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就应该承认它具有科学的本质特点，就是说它永远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内容，改进自己的表述形式，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一门科学不能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那也就等于宣布自己生命力的枯竭。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学识极其丰富、视野极其广阔的伟大人物，他们研究了当时的科学，深刻了解当时的革命实践，他们的著作对这些作了精辟的概括，不但能对当时的现实作出深刻的理论说明，而且还能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突破时代的局限，“超前”地提出极可贵的预见性的论断。有许多论断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对我们永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这些我们要充分地估计。但是经典作家毕竟不是超时空、超历史、超时代的神人，他们也只能在限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所谓突破时代的局限也只可能是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突破，根本不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是不可能的。有些经典著作是一百多年前或几十年前的作品。现在人类的知识状况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以及它所提出的新问题是一百年或几十年前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具体地预见到的，经典著作当然也不可能“超前”到这种程度。显然，今天我们讲经典著作如果还认为其中每一个论断都绝对正确、完美无缺，那就至少是书呆子气太重了。我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是不会同意人们以对待宗教经典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科学著作的。我们学经典著作是要学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把其中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不加分析地、无条件地加以固守。

第二个例子:怎么分析唯心主义。

1947年，日丹诺夫(当时苏共中央书记之一)在批评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的会上有一个总结性的发言⁽²⁾，影响很大。亚历山大洛夫的这本书确有一些应该批评的糊涂观点。但日丹诺夫在批评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论断:“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从那以后，这种说法就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式。其实这个提法的准确性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诚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领域中的两大基本派别，两者的矛盾发展是贯串于全部哲学史的，并且是哲学史的主线。但这并不是哲学史的全部内容，不能说凡不属于唯物唯心之争的就不是哲学史的内容，或者在哲学史上都没有意义。比如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内部的争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争论，难道没有意义吗?还有许多不直接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例如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难道不是哲学史的内容吗?怎么能把极其丰富复杂的哲学史简化为唯物唯心的斗争史呢?这且不去详细地说了。单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既然是一对矛盾，那就应该是既统一又斗争，怎么会只有斗争没有统一呢?光讲斗争，就把实际的复杂情况人为地简单化了，造成很粗陋的观念。日丹诺夫那个讲话好像“党性”强得很，他反复讲不能对唯心主义说“恭维话”，只能谴责，好像科学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就成了“恭维”唯心主义，只有全盘否定唯心主义哲学才是立场坚定。50年代苏联大百科全书里《唯心主义》这个条目就是按这个精神写的，从头骂到尾(现在他们也不这样简单了)。这种舆论对我们也有不小的影响，恐怕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改变了。我们讲课的时候好像惟一作过某些肯定的唯心主义者就是黑格尔，那是因为经典作家对他的理论肯定得很多，他的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不能不有所肯定。对别的唯心主义者就几乎只有谴责了。这样说来，一部哲学史上只有黑格尔这个唯心主义者和他的哲学对人类认识起了积极作用，别的唯心主义者及其哲学则只起了消极作用。这就提供了这样一幅图画:一部哲学史上，一边站着唯心主义，另一边站着唯物主义，两家在打架;唯物主义专门搞建设，唯心主义专门搞破坏;一边是真理的不断积累，一边是谬误的不断堆砌;等到马克思主义一产生，唯心主义就一败涂地了，如果再有唯心主义出来，也只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不值一驳了。这幅图画是符合实际的吗?我认为不符合实际。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在指出唯心主义的错误时，至少有下面一些问题是应该注意的:

一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它的具体内容之间的区别问题。唯心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断言意识是第一性的，是本原的，不管什么流派的唯心主义都是如此。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指出它们是根本错误的，因此要坚持反对它。列宁说唯心主义是胡说，是僧侣主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历史上的实际存在的任何唯心主义哲学都不是由一两个命题组成的，而是由许多命题组成的复杂体系，有很丰富的内容。前提错误，具体论断不一定都错误。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前提和体系是毫不含糊地彻底揭露的，但对包含在这个体系中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又是高度赞扬的。列宁还说过，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哲学如此，对别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应该持分析的态度。此外，唯心主义在同唯物主义斗争的时候，必然要反驳唯物主义，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来“将”唯物主义的“军”，有些问题很可能是当时的唯物主义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这就可以迫使唯物主义回答，推动了唯物主义的发展。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社会作用的论述也有简单化的毛病。例如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都说成反动的，就未必符合实际。只有阻碍历史前进、阻碍认识发展的东西才能说是反动的。能不能说只要是唯心主义，不管它的具体内容如何，不管处在什么具体历史条件下，都必然阻碍历史前进、阻碍认识发展的呢?显然不能这么说。事实上，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的作用是进步的，或者说它的主要作用是进步的。苏联曾经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定性为“法国革命的贵族反动”，这是定错了。如果定的不错，而这种反动哲学竟然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这不是太矛盾吗?

我们对唯心主义的整个路线当然是要作斗争的，但这种斗争不能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

第三个例子:怎么对待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

我们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一无是处，一概反动，不值一顾。理由是现代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而现代资产阶级是腐朽的阶级，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也腐朽了，而腐朽了的东西当然一无是处。所以我们在讲课中提到它们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地谴责几句了事，不研究也不分析。这也是简单化的一种表现。把一切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哲学，这首先就不合乎事实。这一点现在不去说它了。仅就资产阶级哲学来说吧，它既然是哲学，就不可能不具有一切哲学的共同特点，它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去服务，只能用讲道理的方式去征服人心。如果它只是喊口号，只是发泄感情，只是骂街，根本不对科学成果和社会情况作出任何的论证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发挥哲学的作用，不成其为哲学，资产阶级也不需要它了。它要讲道理，就不能完全不顾事实，不讲一点合理的东西。这是一。其次，现代资产阶级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就不能不发展科学技术，不能不需要能够帮助科学技术发展的方法论，不能不需要多少能起这种作用的哲学。因此，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关于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的研究有不少合理的东西就毫不奇怪了。仅从这两方面看，说它们全是垃圾就是过于简单的看法。事实上它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有分析地利用这些成果。这个意思列宁是讲过的。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帮办”，强调要同他们的整个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指出他们是“有学问的”帮办，不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前进一步。这后一层意思我们注意得很不够。

以上是说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有没有简单化的毛病?恐怕也有。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正面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时，往往论证少，宣布多。这是一大毛病。凡哲学都要有论证。即使是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也何尝没有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当然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现在哲学课考试的方法合不合理?我是很怀疑的。某条原理有几个论点，“复习提纲”都规定死了。它规定有五个论点，你答四个就扣分，答六个也扣分;而且五个论点的次序都不能变。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考试都得照“标准答案”评分。有的学生和家长以为我是搞哲学的，大概对如何应付哲学课的考试很有办法，来找我帮忙。我只好遗憾地承认，我如果参加考试大概会不及格，因为我背不出那么多条条，很难符合“标准答案”。学哲学本来是为了训练思维能力，现在却变成了考记性，好像只要会背就算哲学学好了，这怎么行?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讲原理时完全没有论证，只有宣布，但论证得很不充分、很不严密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比如我们常常只用举例为证的办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地说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有时讲不出很多理由，就用“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无数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了。学生听了只会觉得这位老师的态度很坚决，道理却不多，气壮而理不直。当然，讲课的时候也要有感情，有鼓动力，有感染力，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严密的论证，理论上没有说服力。至于如何论证才算严密，那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讲时空的无限性，我们现在是怎么论证的?通常是举出两条理由:第一条是人类至今还找不到宇宙的边界和始终。第二条是如果说宇宙有限，引起的矛盾并不比说宇宙无限所引起的矛盾少。这究竟算不算论证清楚了?大家可以考虑。

第二个例子:我们批判反面观点时往往缺乏分析。“批判”这个词是从德文kritik译过来的，和“批评”是同一个词，它的涵义本来是分析评论，有否定有肯定。后来在“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把这个词的本来涵义搞掉了，成了“斗倒斗臭”的同义词。说某人受了“批评”，问题还不大;说某人受了“批判”就不得了，等于说这个人完蛋了。“文革”中搞的那种“大批判”是怎么回事，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无非是不顾事实，不讲道理，臭骂一顿，也就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批判”的涵义。如果“批判”就是“斗倒斗臭”，那么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怎么解释?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又怎么解释?这本来是很清楚的道理。但我们受了“左”的影响，也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对“批判”的这种错误的理解，在教学中有所反映。比如我们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时，往往是举出某个代表人物的几句话(有时引的话也未必能代表这个流派的本质)，作简单的推论就作出“判决”，说这是“无耻谰言”、“反动透顶”、已被“彻底粉碎”等等就算完事了。这样做只能给学生提供一幅漫画，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手都那么可笑，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两三句话就能把它们“彻底粉碎”，在哲学领域里战斗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事!比武的时候如果对手是个有点武艺的人，战胜了他当然说明我们有本事;如果对手是个傻子或疯子，不堪一击，战胜了他又有什么意思?还有，多年来好像形成了一种观念:用词越狠，骂得越凶就表示战斗力越强，就把对方粉碎得越彻底。其实这恰恰是理论上缺乏力量的表现。我们对学生讲课，批判的对象并不在场，我们当然容易百战百胜。如果真有一个对手出来反驳我们呢?如果在某个会议上同对手面对面地辩论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战胜了。现在有的学生看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后，发现并不像老师在课堂讲的那么可笑，甚至感到上了老师的当。这是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其实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研究它，实事求是地分析评论它，是完全可以“制服”它的。你一简单化，学生发现你“冤枉”了它，反而抬高了它的声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大受损失。这是很糟糕的事。

第三个例子:我们往往在哲学教学中干预具体科学的是非问题。苏联是有教训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哲学家爱管闲事，硬要以具体科学是非的最高裁判员自居。他们极其武断地批相对论，批量子力学，批控制论，批基因学说和现代遗传学，批数理逻辑，差不多西方每出现一门新学科或提出一种新理论他们就讨伐一通，不但扣哲学帽子，而且扣政治帽子，甚至扯到什么“为法西斯效劳”之类。结果怎样呢?这些科学还是站稳了脚跟，发展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又写文章说这些科学成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证实，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好像他们过去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批过人家似的。这怎么能不大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那时苏联的正直的科学家对那些乱打棍子的哲学家是很恼火的，他们是在同这些哲学家的横加干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推进苏联的科学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干这种横加干涉的事，当绊脚石，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莫大的歪曲吗?苏联已经吃过亏，他们总结教训了，早已不再干这种蠢事了。我们呢?我们在“文革”前的情况没有苏联那么严重，虽然也跟着说了一些错话(例如50年代初期我国也曾把摩尔根的遗传学当作“反动理论”来批)。到了“文革”当中就“左”得可怕了。“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宣称科学问题有“哲学解”，这就是说哲学不但可以对具体科学的是非作出判决，而且可以直接提供答案。不但是横加干涉，而且是取而代之了。这些荒谬的东西我们现在教学中当然不会有，但是它的影响也不能说完全肃清了。我们在有些问题上也还有不适当地干预具体科学的情况。例如对人类的起源的各种假说，宇宙学的各种假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前途等等问题上，我们有些“表态”就有点超出了哲学的“职权”范围，我觉得很不恰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从具体科学的结论中概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道理，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而不能对具体科学结论当裁判，否则一定会出毛病。还有一些简单化的表现就不一一列举了。(www.xing528.com)

二、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

哲学教学工作简单化的毛病，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教师知识结构的缺陷恐怕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三大领域的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就当然需要有很广博的知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知识又确实很欠缺。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自己就深感知识欠缺之苦。怎么办呢?我想除了下苦工夫来弥补，改善知识结构之外，没有捷径可走。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主要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下工夫:

第一，努力学习现代科学。

我们教哲学的人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估计不足。唯物主义从来是与科学联盟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是与科学不可分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前提之一就是19世纪中期的自然科学(以及当时先进的社会历史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也不停地在追踪科学的发展，从中汲取新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我们这些人如果对当代科学了解得太少，甚至是“科盲”，怎么能担当起教学科研任务?我们都非下工夫学习当代科学不可。不仅是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要学。当然，我们不可能学得很多很深，但是对一两门科学懂得稍多一点，对当代科学中与哲学关系密切的主要成果有一个轮廓式的了解，对科学史有一个粗线条式的了解，这对于一个哲学教员应该说是起码的要求。

第二，要熟悉中外历史，特别是哲学史。

不懂历史，就不能真正懂得现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就不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问题当时是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提出来的，那个时代是如何解决的，留下了一些什么问题，后来的人又是如何解决的，等等，不了解这些来龙去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作一下子冒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对原理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讲不透。所以恩格斯很强调对哲学史的学习，列宁怎样在百忙中下苦工夫研究哲学史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搞哲学原理教学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对中国哲学史的学习。中国传统哲学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是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可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成就理解得很少。又由于中国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常常不提中国传统哲学。但这是不对的。中国哲学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等等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提出了许多深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分析、吸收中国哲学的精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当学习。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不能忽视这一方面。

第三，要研究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中确有合理的因素可以批判地吸取，一方面是因为要战胜对方就必须了解对方。我们要有点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的气魄。对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盲目崇拜不对，简单骂倒不对，不敢接触也不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研究、分析、批判、利用。鲁迅还说过，我们是不会因为怕自己变成了牛羊就不敢吃牛羊肉的。他还说过，历史上凡是强大的有气魄的朝代都不怕接触外来的东西，因为相信自己可以吃掉它。凡是衰弱的没有出息的朝代就怕外来的东西，总怕别人进来把自己吃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吃掉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要因为害怕被它们吃掉而不敢接触它们。毛泽东也讲过这样的意见，单打一不行，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中用的。

第四，总结革命建设的经验。

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独特的贡献，不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的经验是绝对不行的。中国革命建设的经验是一个宝库。毛泽东同志的“两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血写出来的，就是说这里面凝聚着中国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建国三十几年的经验内容更丰富，可以从中提炼出很多宝贵的哲学道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拿“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为什么竟能在中国延续十年之久?那些荒谬绝伦的事情从哲学上看错在什么地方?就很值得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我们拨乱反正，在短短几年里出现了这样好的局面，从哲学上看又是怎么一回事?当前我们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从哲学上应当怎样解释?也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过去对总结革命建设的经验倒是一直很强调的，不像对上面讲到的那几个方面那么忽视。但是总结的方法往往不对，往往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所以，还有一个对总结经验的经验进行总结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不想多谈了。

第五，掌握必要的工具和技能。

对哲学教员来说，“口头”和“笔头”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必须有相当的写作素养。再一个是调查研究的技能也是必要的。还有外语。现在不少搞原理的同志，特别是教公共政治课的同志对评职称时把外语作为条件之一很有意见。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我们的外语水平普遍低有它历史的原因，不能怪教师不努力，现在一下子补起来也有实际困难，因此在目前评职称时对老同志放宽要求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化，不懂外文怎么行?从长远来看，这个缺点还是要弥补起来才好。

我想，经过长期努力，克服我们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我们的教学是会大有进步的。

三、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争论

“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的方针，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毋庸讳言，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贯彻的情况并不好。原因当然很复杂。原因之一，我以为是把百家争鸣简单地归结为“两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包括“两家”争鸣，但归结为“两家”争鸣却明显地违反了事实。这种观点必然带来不良的后果。例如按照这种观点，凡有争论，一方必定代表无产阶级，另一方必定代表资产阶级，必定是一场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内部就不应该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如有争论，则其中一方必定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必定是“背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这样，一争论就只好努力“上纲”，尽量扣帽子;多数人也就不敢争论了。应该说，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大变了，现在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学术讨论会上，争论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大家对随便“上纲”、乱扣帽子的做法很反感，有的人这样做也会遭到多数人的抵制。虽然情况还不理想，但至少从理论上绝大多数人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也是应该有争论的了。这是来之不易的大进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中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呢?看法就不一致了。有相当多的同志认为，教学与研究不同，只能把“惟一正确”的观点灌输给学生;如果也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就把学生的思想“搞乱”了。这种看法乍听起来貌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分析的。首先，我们认为“惟一正确”的观点果然都是“惟一正确”的吗?即使某个原理本身是无可争议的，可是我们的理解，我们的阐述，也一定是百分之百地正确吗?其次，即使真是“惟一正确”，可是你只讲这种观点，只是让学生被动接受，而不把别的观点也告诉他们，让他们独立思考，进行比较对照，把学生的思想弄得那么单调、死板，能算是教给了他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的不妥了。按我个人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同样应该贯彻自由争论的精神。规定的教学大纲或教科书的内容当然要讲，但别的有代表性的、值得重视的观点也要讲，教师还应该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还要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议论纷纷，同学之间可以互相争论，也可以同教师争论。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的答卷跟教学大纲、教科书或教师讲的不一致，但只要是确实经过了独立研究，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认为是好答卷，评分应该比只会死记硬背的高。当然，胡吹乱扯的不在此列。我对我的研究生说过，我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强一点，但决不是处处都比你们强，正如韩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你们决不要什么都听我的，你们完全可以反对我的观点。我只要求一条，就是要刻苦研究，实事求是，不说无根据的空话，更不要胡吹瞎说就是了。我决不会因为你们不同意我讲的就说你们不“尊重”我。相反，如果你们处处都亦步亦趋，那倒说明你们是创造精神很差的没有多大出息的学生。直到现在我也还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不过是我们的“复制品”，那个教学是失败的。青年们应该大大超过我们，应该一代胜过一代。要做到这样就非在教学中提倡独立思考、自由争论不可。这当然不是说对青年中确实存在的问题看到了也不去管，不论什么倾向都一概加以鼓励。对学生当然要有严格的甚至是相当苛刻的要求，对确有错误的观点、信口开河的乱说必须严肃批评，这也是不能含糊的。但决不能压抑学生的创造精神，决不能老是按照自己的“模子”来铸造学生，决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只会背诵一种观点、思想的死板的学究。有的教师同志很习惯于按自己的某些并不正确的框框来衡量学生，不喜欢那些爱独立钻研、爱发表不同意见、能提出独立见解的学生，认为这是“路子”不对，不好“控制”。我认为这种老想“控制”青年人的“路子”才真是不对的。按照这个“路子”决不可能培养出视野广阔、时代感强烈、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新问题的人才。

【注释】

(1)本文是作者1984年6月30日应内蒙古自治区哲学学会之邀在呼和浩特市作的学术报告。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收入内蒙古哲学学会编辑的《哲学讲演集》。

(2)日丹诺夫:《苏联哲学问题——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立三译，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