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文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¹⁾

一、邓小平在思想领域提出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文选》是我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极其重要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我个人初步学习这部著作的突出感受，就是它自始至终贯串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回顾我们的党和人民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历程，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经过十年动乱的震撼终于转危为安的历程，不能不深深体验到这个根本原则和祖国命运的血肉联系。邓小平同志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遵循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以杰出的活动恢复和发扬了这个一度被歪曲和污损的原则，使革命的航船冲出了险恶的漩涡，乘风破浪地继续前进。在贯彻这个原则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同表现为“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的错误作斗争，一方面同表现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作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准确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时期思想领域中各种复杂问题中最关键的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首要的是要着力领会邓小平同志贯彻这一原则和进行这些斗争的无畏精神和正确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去。作为哲学教师，自然会联系自己的专业考虑在哲学工作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谈的仅仅是个人对某些方面的认识。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现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多此一举呢?这就不能离开现实情况作抽象的议论。我认为首先应该肯定，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由于在十年动乱中吃够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苦头，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为了思索历史的经验教训，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探讨面临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他们强烈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读书班、自学小组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批立志献身“四化”的青年不仅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问题方面已经初露头角，显示出未可限量的潜能。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另一方面，轻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病态倾向也仍然存在。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在于旗帜鲜明而又注重实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曲解。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有意无意地助长这种倾向，那就是严重的失职。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我们党的世界观，当然也正确，但是还没有说到根本，因为这还没有回答为什么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还应该进一步指明，正因为而且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惟一的科学的哲学⁽²⁾，能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提供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党在复杂的斗争中得到正确的指导，党才必须以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只要党在制定纲领路线政策方针的时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立即陷入主观主义，导致挫折和失败。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³⁾这个论断当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难道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别的哲学都不科学吗?——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惟一科学的哲学，就是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终极真理的陈列馆，其他哲学都是谬误的垃圾箱。其实，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且恰恰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斥责过的庸俗粗鄙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学说或宗派理论，而是人类认识史上一切积极成果的综合。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竟认为以往的全部哲学都不过是谬误的堆砌，几千年的人类认识史不过是一片荒漠，它本身将汲取什么，综合什么?它本身的产生岂不是只有依靠“神迹”?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还在演变，还在发展。既然它们还要探讨问题，还要用某种道理来说服人，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概括实践的经验和科学的成果，从而在某些问题上反映若干的真实，而不可能靠谎言和梦呓过日子。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统是谬误，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不认为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或小册子)里的话都是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凡是”。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惟一科学的哲学呢?主要是:第一，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有揭示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有的还拒不承认有这样的规律存在。第二，它们都自命为终极真理。即使那些在理论上最激烈地反对终极真理甚至一般地否认客观真理的流派，实际上也把自己的一套视为终极真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诸如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剥削阶级的偏见使它们经常歪曲事实。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总体上、本质上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哲学，不可能为日益深刻地揭示世界的本来面貌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它具有比任何其他哲学广阔得无比的视野，不但第一次揭示了包括社会发展规律在内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永远结束了认识世界的非科学的道路。它第一次以科学地理解的实践作为打开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一根本哲学奥秘的钥匙，使几千年中困扰着无数哲学头脑的纽结迎刃而解，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它要求自觉地、严格地沿着概括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的道路永不停息地加深、补充、丰富乃至修订自己的观点，而不允许用虚构的联系来顶替真实的联系(当然决不排斥合理的思辨和创造性的幻想)，不允许削足适履地歪曲客观事实来屈从任何错误的论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的科学性。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以及整个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当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然而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它第一次开辟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的这条道路，是人类思维的最大成果，比人类迄今已经占有的全部真理的总和还要宝贵百倍，重要百倍。我们并不否认，直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许多应该研究的领域还远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在某些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做得多一些，细一些(这也许正是使得有些人眼花缭乱的原因之一)。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整个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由此决定的视野终究是狭隘的。如果它们也得到局部的片断的真理，那也只是因为它们在认识的某些环节上不自觉地吻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的道路而已。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更科学地解决(条件是深入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和已经解决的许多问题，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无法解决，甚至无法理解。假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还有足迹未到的领域，而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恰恰在这些领域里有一得之见，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如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企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另找“出路”，那决不是智慧的表现。列宁在谈到经济理论的时候写道:“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⁴⁾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哲学。

三、坚持与发展不可分离

问题还在于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的一切论断都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管实践发展的情况如何一概加以“固守”，那就是极大的误解。当然，那些为亿万次的实践反复证实并且还在为新的实践继续证实的基本原理和整个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的认识世界的基本道路，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捍卫，坚定不移地遵循，并批驳来自任何方面的非难和攻击。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里的一切论断都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那就正是邓小平同志尖锐批判的“凡是”的错误。不管动机如何善良，态度如何真诚，客观上只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恩格斯说得异常明确:“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⁵⁾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并不是坚持之外的另一件工作，它本身就是坚持的内容。一切认识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离开了发展而谈坚持，就首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不是坚持，而恰恰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

我们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指不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依据客观实际，徒以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为能事，随便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意见的所谓“发展”;更不是指背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以谬误来冒充真理的所谓“发展”。我们说的发展，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辩证地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和实践经验，从中引出新的规律、范畴和哲理，从而扩大和加深已有的原理，乃至修订某些已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或不确切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精确化、丰富化，永远保持它高度的科学性和充沛的生命力，保持它作为人类思维的向导的地位。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还是当作教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存亡所系的原则问题。如果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或者口头上承认发展而实际上拒绝发展，那就是割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生气勃勃的实际生活的联系，使它脱离赖以繁荣滋长的沃土，变成枯槁僵硬的标本。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同“凡是”的错误作斗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⁶⁾

为了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不妨花一点篇幅回顾几个杰出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天起就坚持反对任何人把他们的哲学当成教条。他们不停顿地从发展着的实践中汲取养料，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从1873年到1886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用13年的时间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大量著作和文献，写了10篇大致完成的论文和170多篇札记，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主要科学成果作了精辟的概括，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自然辩证法》和1878年完成的《反杜林论》两书中)。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于1877年在美国出版后，当时在伦敦的马克思设法弄到了这部重要著作，并从1880年到1881年进行了详细研究，作了许多摘要和批语。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次年(1884年)就根据马克思的摘要、批语和自己的独立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对唯物史观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并据此订正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重要论点。⁽⁷⁾恩格斯晚年(1893年)还曾在给弗·梅林的信中表示，他和马克思最初论述唯物史观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对“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却有所“忽略”，“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并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⁸⁾。马克思和恩格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创立了很长时间并在思想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本人也早已是声誉卓著的革命导师，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注视科学发展的足迹，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加深自己的哲学理论，乃至公开订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为不精确或不妥当的论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呢?难道不是因为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列宁的范例也是极其宝贵的。恩格斯1895年逝世后，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开始撼动了统治两百年之久的经典物理学家的基本观念，射出了自然科学革命的一支响箭。许多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理学家陷入了迷惘和混乱，惊呼物理学发生了“危机”，有的人通过相对主义而走向了唯心主义。处在革命低潮中的俄国党内一部分理论家又同其他流派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沆瀣一气，连篇累牍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陈旧”了，“过时”了，要用最“新”的实证主义哲学(主要是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1908年写出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出的著作，使思想界的漫天迷雾为之一扫。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还没有被实践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阐发了他们当时不可能阐发的许多新道理，更主要的还在于又一次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人类的知识状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旧理论、旧概念面临“崩溃”的时候应该怎样在认识的长途中牢牢把握正确的航向。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活动同样是一个杰出的范例。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情况复杂、敌人强大、任务特殊的东方大国，解决了一系列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遇到的新的重大问题。他把表现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抓住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哲学实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这一最普遍、最本质的问题，以正确的方法开展斗争，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的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哲学著作，都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思想成果，是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他仍然非常重视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不少新的阐发，并且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著作进行某些补充和修订。至于他晚年的错误，也正是由于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自己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当前，学习革命导师的范例，按照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的原则和他本人的榜样来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更有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正是在回答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了他们那个历史时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回答了他们那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但是，历史在前进。现在的人类知识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活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说也在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形式，直接间接地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无视这种历史的特征，不用新的历史内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回答时代提出的大量的新问题，不理睬现代哲学和其他思潮的动向，怎么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当代理论思维的前沿?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⁹⁾哲学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认为，从总体上、方向上说，我们的哲学是任何外国的资产阶级哲学无法企及的，这是不可比的方面。但是就可比的方面说，我们也有落后之处。例如在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的许多方面，在汲取新的科学成果以丰富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方面，我们的落后就相当显著;有许多问题别人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才开始研究。许多领域我们应该去占领的，却没有去占领。这与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人类知识状况的巨大变化，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当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革命”还只是初露曙光的时候，列宁就以敏锐的目光透视了这场革命带来的人类知识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哲学斗争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了新情况，精辟地回答了当时处在一片混乱中的思想界提出的种种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饱含着新的时代内容而巍然屹立于人类思维的高峰，继续照亮向真理进军的道路，那么，在这场革命已经如日丽中天，普照大地，而各派哲学思潮又以新的姿态逐鹿于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视而不见，不学习列宁的榜样，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¹⁰⁾这对我们哲学工作者无疑也是完全合理的要求。(www.xing528.com)

要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贡献，也必须有相当丰富的多方面的知识素养。我个人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在教学、研究和向群众作宣传的时候就常常痛感知识贫乏之苦。和“同行”们谈论起来，大家似乎也有同感。我们有不少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同志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已有的教科书上面，而没有注意放开手脚去涉猎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思考新的问题。这就必然把我们的知识面弄得很狭窄，我们对原理的论述和讲解也就很难做到纵横驰骋，得心应手;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就很难做到切中要害，以理服人。过去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在教学中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知识，而要当成武器。这种说法如果是针对“无的放矢”或“握矢不放”的教条主义态度而发的，当然非常正确。但是如果一般地把知识和武器对立起来，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武器，但它不是刀枪棍棒那一类物质武器，而是精神武器。这种武器的特殊性能就是以理论和逻辑的力量来说服群众，来驳倒敌对的观点。如果它本身不是知识，怎么能成为武器?如果武器的使用者本人知识贫乏，又怎么能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人类最精湛的知识(它是一切具体知识的科学概括)，它才能说服亿万群众并战胜敌对思潮，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我们也只有用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当然首先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知识，但不限于此)武装起来，才能实际上使用这种武器。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¹¹⁾这些话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过去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今后还需要深入再深入。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号召大家学习哲学，指出这是关系到“打下根底”的问题，非常重要。为了学好，就要端正学习的态度，改进学习的方法。我们过去的学习和宣传有不少毛病。毛病之一就是不大注意联系当代的实际生活，不大注意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著作，就是说有些教条主义的毛病。“经典著作”(Classics)无非是典型的、标准的、模范的著作的意思，而并无Scriptures(宗教经典)的意思。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写成的科学著作来研究，不去把握它们的精神实质，不去区分其中的普遍真理和个别论断，不去考虑在当前条件下如何运用这笔精神财富，而把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把我们的工作限制在“注经”的狭隘圈子里，那就真的把Classics变成了Scriputres，难免过宝山而空归了。何况要真正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出一点贡献，只靠读经典著作是不够的。我们要大力研究“四化”建设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总结当代各门具体科学的新成果;要以新的方法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史、科学史和各种思想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各种思想部门中的问题;要研究和批评当代各种其他哲学(包括利用其中的合理成分);如此等等。只有通过这一切工作的综合，我们才能确有成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成为既有时代内容又有民族风貌的最先进的哲学，使我们中华民族站在当代理论思维的前沿。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工程当然不是靠少数人能够完成的，甚至也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择细流，终成江海。在这项伟大工程的建设中增添一砖一石，毕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而群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俗化，因此通俗化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由于过去我们在通俗化工作中确实有过简单化的毛病，加上“四人帮”也打过通俗化的旗帜，败坏了通俗化的名声，以致不少搞哲学的同志至今不愿做这种工作。再则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一切通俗读物都看成没有“学术水平”的东西，这种偏见也造成了某种妨碍通俗化工作的压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现在也已经开始改变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以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普及提高的关系的论述原则上也适用于哲学工作。许多著名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例如我国的华罗庚、吴晗)的实践对我们也有启发，哲学界的老前辈们也为我们直接做出了榜样。要做好通俗化的工作，除了种种条件之外，最关键的是不能损害内容的科学性，不能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简单化的误解，而应当为他们提供一个升堂入室的通道。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然而只要方向对，功夫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普及和提高双管齐下互相促进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原标题为《哲学工作中必须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

(2)这里说的“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是指其本身具有科学性质而言，而不是指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s)。

(3)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1页。

(4)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7)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故《宣言》中有“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英文版上加注订正了上述论断，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8)见《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9)《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1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