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到现在有六十多年了。

中国人民是为了解放斗争的需要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蜂拥而入，但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严酷的考验中一一破产了。只有当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胜利之途。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中国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任何国家的革命开出现成的药方，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正确回答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除了从实际出发独立探索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要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达到正确的认识，首要的条件就是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如果思想路线不正确，即使面对中国实际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而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正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作用，正在于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艰苦复杂的斗争时刻考验着党的思想路线。如果指导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立刻就要导致挫折和失败;同样，如果只限于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把它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去，不用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使它深刻化和具体化，也不能使它实际上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样会导致挫折和失败。革命的需要决定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态度只能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实行，由此引导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

十年动乱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遭到粗暴的蹂躏。林彪、江青等人一方面肆意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原理(真理标准的原理，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群众与个人相互关系的原理等等)，把这种否定妄称为“创造性的发展”和“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强迫群众把个别哲学词句当作教条背诵，禁止根据实践提供的真实材料探讨哲学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们既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反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党的思想路线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造成了民族灾难。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上的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其首要标志就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拨乱反正的实质就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和应有权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关系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重大任务。

二、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需要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弄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决不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有真理性的论断，而别的哲学只是一堆谬误;也决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的一切论断句句是真理，而且这些真理已经完满地回答了一切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不承认有这样的哲学，当然也决不自命为这样的哲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有哲学以来最正确的哲学，是指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开辟了惟一正确的道路。哲学的发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这些哲学家创造的哲学体系都印下了人类智慧艰难跋涉的足迹，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包含着真理的成分，推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人类智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没有以往哲学的长期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凭空产生。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态度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又有质的区别。以往的哲学的共同缺陷就是没有正确的实践观，也不了解实践对人类全部生活的决定意义。它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不了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而不可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出正确的道路。以往的哲学之所以没有正确的实践观，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生产规模还没有发展到把人类世界连成一体的程度，科学也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如实地反映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的程度，哲学家的眼界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他们在构造体系时不得不常常要以猜测和幻想来顶替世界的真实联系。同时，他们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阶级偏见也妨碍了他们揭示世界的本质。他们总是宣布自己的哲学就是永恒真理的体系，总想以自己的哲学限制人类认识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又产生于科学已经发展到足以揭示世界真实联系程度的时代，因而它能够抓住科学的实践观这把开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钥匙，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揭示世界的真实联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出惟一正确的道路，那就是沿着概括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不断发现真理的道路。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坚持人类思维经过两千多年的艰苦历程才发现的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各种具体科学成果(包括一切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知识)的概括，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不受特定时期知识水平的制约。正如一切科学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当具体科学向横广和纵深发展，揭示了世界的前所未知的方面、层次、属性、关系，从而改变了人类知识状况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不作出新的概括以丰富和深化自己，包括订正某些论断和改进某些表述，否则它就违背了自己规定的道路。再则，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从新的科学成果的解释中得出它们的理论结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去正确地概括科学成果，就等于听任它们得出歪曲的结论，把人类认识拖回错误的道路。离开了发展而谈坚持，不论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坚持落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反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要求我们既不把它看成满足一时需要的成功秘诀或权宜手段，也不把它看成封闭僵化的真理仓库或宗教教条，而是如实地把它理解为无限发展着的真理体系，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地坚持和发展它，保持它作为人类思维向导的应有地位。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更有特殊的意义。在四化建设的崭新事业中必然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和解决，有大量新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概括和总结;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这就特别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切实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的哲学工作还有许多薄弱之处。例如，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许多基本原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正本清源;哲学研究脱离现代科学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对我们民族的思想财富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还没从哲学上作出更细致、更系统的总结;对现代世界哲学思潮的研究方在开始，还很不系统深入;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做得还很不理想;等等。尽管我们哲学战线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是就达到的水平来说还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现在党和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哲学)的研究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尖锐地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面前，我们不能不有紧迫感。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业中，我们需要长期努力的方面很多。依个人的感受，其中有三个方面在当前似乎特别值得加强:一是从哲学上概括现代科学的成果;一是从哲学上总结我国革命建设的经验;一是加强和改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三、概括现代科学成果

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的土壤。不从这块土壤里源源不断地吸取养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变成枯槁僵死的东西。概括科学成果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完全以科学成果为依据，尔后也不断地注视科学的发展，概括新的科学成果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²⁾，正是恩格斯的名言。只要看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以何等巨大的努力在1873年到1886年的13年中系统研究自然科学，撰写《自然辩证法》(这中间还写了《反杜林论》，又同马克思一起从1880年起详细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列宁的范例也很典型。他亲眼看到了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的以物理学为先驱的“自然科学革命”。突破性的发展暴露了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使许多不懂辩证法的科学家陷入了混乱和迷惘，唯心主义者则乘机作出歪曲的哲学结论，用相对主义反对辩证法，“驳斥”唯物主义，把人类认识引向邪路。列宁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在极其艰苦繁忙的条件下以惊人的努力研究了自然科学新成果，并作出了深刻的概括，澄清了混乱，击败了唯心主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他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阐发的许多新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的话，那么他写这部著作的行动本身就应该说是更杰出的贡献，因为他提供了在科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辉煌范例，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更宝贵的遗产。

列宁看到的毕竟还只是“自然科学革命”的“曙光”。他过早地去世了，不可能看到以后科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而且我们还不妨说，他在世的时候也并非对当时的一切重大科学新成果都注意到了(例如量子假说和相对论在他的著作里就没有反映)。因此，列宁的概括也带有时代的特征，并不能代替以后应做的工作。现代科学的状况已远不是列宁所了解的状况了，“科学革命”已经如日中天，普照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了。科学认识从旧理论、旧观念的束缚中大面积地解放出来，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的工具和手段、认识的方法等等都大大地改变了，过去弄不清的问题现在已经弄清或找到弄清的途径了，过去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现在提出了，过去被视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理论现在被降低为更普遍更精确的理论的局部情况和特例了。许多新的科学部门(包括边缘科学和横断科学)不断涌现，各门科学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科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为以往的任何时候所不可比拟，每十年的进展可以抵得上过去时代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进展。有人用“知识爆炸”来形容这种现象，是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怎么能无视这样巨大的变化，停留在几十年前列宁所做的工作范围之内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现代科学的“挑战”——这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的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我个人不大赞成这个说法。因为这种说法隐含着一种意思，一种情绪，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了现代科学的“威胁”，岌岌可危了。其实这并无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靠科学起家，在科学的哺育下发育生长的;科学的发展只会为它提供更丰富的养料，带来更蓬勃的生机，有什么“威胁”可言呢?只要想想马克思当年看到科学新成果时的喜悦之情就可以知道了。⁽³⁾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真理的道路所作的规定是不会被任何科学新成果推翻的，除非将来出现一种“科学”，能“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精神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一切具体事物永恒不变之类的“真理”!列宁在讲到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时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说这个概念会‘陈腐’，就是小孩子的糊涂话，就是无聊地重复时髦的反动哲学的论据。”⁽⁴⁾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面前，我们不要被弄得眼花缭乱，忘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阵地。

然而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还是对科学成果进行研究和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www.xing528.com)

第一，要摆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只在于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包括各门科学特有的具体方法)，指明达到真理的最一般的方向或道路。至于具体的科学结论，那是科学自己的事情，是实践才能判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越俎代庖地干预科学的结论，不能充当具体科学是非的裁判员，不能削足适履地硬要科学服从某些哲学原理。几十年前苏联曾出现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粗暴武断地“批判”相对论、基因学说和控制论等新兴科学的现象，我们在十年动乱期间也刮过这种风。实践证明这是完全错误、非常愚蠢的。原来把这些新兴科学打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甚至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宣布为“反动”理论;等到它们在实践面前站稳了脚跟并发展壮大起来了，又改口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这怎么能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联盟关系，真正从科学中吸取营养，又反过来帮助科学，而决不能重复那些愚蠢的做法。

第二，对新的科学成果要有分析。抽象地说，任何科学新成果当然都是哲学的养料。然而说得具体些，真正促使哲学发展的主要还是那些能够从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的新成果，特别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划时代的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放在这里，而不必在那些并无新的哲学意义的成果上多花工夫。对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成果也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例如，有些新发展、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已有原理的有力证实(例如基本粒子的陆续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这时我们就不应满足于宣布“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证实”就算完事，而要进一步从中抽出更细致更具体的道理。有些新发展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经过实践证实的科学解释，还处在假说(往往不止一种)的阶段，但这种(或这些)假说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科学理论，提出了或者可能提出新的哲学问题(例如现代宇宙论中的各种假说，非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假说)，我们也应该对它们进行哲学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有些新发现或新理论确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的个别论断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符合实际的，那就应该以实践为标准，修改这些论断(如有的著作曾断言机械运动是一切其他运动形式的基础，现在就应该修改了)。有的科学提供了新的更精确的表述形式，也应当有选择地借鉴和吸取。如此等等。

第三，立足于哲学工作的“本职”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花大气力学习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要求我们非成为具体科学的专家不可(至于有的人是哲学家兼科学家，那是另一回事)，更不是要求我们非精通一切具体科学不可。一则，精通一切科学事实上做不到。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科学门类不多的古代也是凤毛麟角，现在更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要求哲学工作者必须如此，否则责备哲学工作者无知，那是不合理的。二则，精通具体科学本身并不能保证哲学上必然正确。事实上大科学家在哲学上“失足”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即使对许多具体科学很“在行”，如数家珍，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也不能算是做了哲学工作。所以，我们的着眼点或立足点还是哲学本身。为此而努力熟悉科学的一般历史和现代科学的重要结论、一般状况、时代特点和某些主要发展规律，乃至重点地通晓一两门具体科学，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复述浩如烟海的科学知识，不是为已有的哲学原理增添科学例证，也不是把具体科学的概念、规律、方法等等照样地或变相地搬到哲学里去，而是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作出哲学结论。这才算是概括具体科学，做了哲学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把精力耗费在不应该由我们来做的事情上，而该做的事又反而没有做好。

四、总结革命建设经验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宝库中特别应当珍视的部分。它不仅对我们最切近，而且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容。它以鲜明的面貌显示了客观世界发展过程和人们认识发展过程中许多前所未有的辩证关系，显示了许多具有一般规律性质的东西，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化、深刻化的肥沃土壤。我们过去从哲学上对这些经验作过不少总结，许多总结也是作得成功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毋庸讳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影响，有些哲学总结的方法是违背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本身的。

有时，我们不是首先以实践为标准判定经验本身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然后作出总结，而是在正误颠倒的基础上引出结论，结果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反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弄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助长了主观主义。

有时，我们夸大局部经验的意义，以偏概全地作出哲学结论，并把这种结论宣布为必须遵循的普遍原理。例如，质变比量变更重要，本来只是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意义下才正确(如革命转变时期)，而我们却由此得出一条“质变优于量变”的普遍“原理”，结果是引导人们忽视量变而片面强调质变，助长了“左”的错误。

有时，我们没有分清哲学和非哲学的界限。对革命建设经验的总结当然不限于从哲学的角度来做，还可以而且必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做(例如从经济学的角度、法学的角度、党的工作的角度等等)。但是我们有时把其他性质的总结同哲学总结混为一谈，把别种总结的结论当作哲学命题，赋予它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用它来“指导”一切。这就把特殊规律认为一般规律，造成许多错误。至于把一些朴素的、没有经过科学抽象和分析论证的感想体会、格言警句也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危害就更大了。

有时，我们从哲学命题直接引申出实际结论。这本来是不合逻辑的。但是过去有时竟然这样做，办法是悄悄地改变某些哲学范畴的涵义，加进一些本来没有的东西;或者违反推理规则，从一个命题“跳跃”到另一个“推不出”的命题。例如从“矛盾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引申出处处、时时、事事都有阶级斗争，甚至再引申出处处、时时、事事都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引申出一切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从“认识来源于实践”引申出只有直接生产者最有知识;等等。至于在某种压力下为错误的政治需要制造“哲学”根据，也是一种看来思路与此相反而实则性质相同的错误。

按照诸如此类的方法去进行哲学总结，只能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应当引为鉴戒。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经验的榜样，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榜样，从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中提炼出真正的哲学问题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结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有中国特色的贡献。

五、面向广大群众

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实践，它本身又会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动力。

一切宣传的目的在于使受宣传者相信自己宣传的东西。相信与否是精神世界的问题。除了说服，是没有别的手段能解决的。说服就是讲道理，就是用事实和逻辑的力量使别人确信自己的观点是真理。强制可以使人屈服，使人缄默，但决不可能使人信服他还没有信服的东西。本来是真理的东西，道理讲得不透，也未必能说服人。多年来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讲道理方面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做出了许多成绩，这一点决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也有不少的缺点。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当作当然如此的公理来宣布，很少用确凿的科学材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加以论证。大量的经典著作引文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之类的语词代替了说理。我们很少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实作出分析和说明，我们还很少估计到来自各方面的反驳和诘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就往往给人以武断、贫乏和苍白之感，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说服力。这是亟待改善的。

不仅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讲好道理，批判反面观点也要讲好道理。把德文kritik译为“批判”(“批评”也一样)，本来是很贴切的。“批”的字义之一是以刀削物(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云:“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就是形容马耳尖小，像刀削的竹子)，引申起来有“分析”的意思;“判”在这里是取判别、判定的意思。联成一词，用来指通过分析判别真假、善恶、美丑，以达到对立面的“扬弃”，正好符合kritik的原意。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批判”的涵义渐渐变了，十年动乱中更干脆变成了“打翻在地”、“斗倒斗臭”的同义语。这当然是极大的歪曲。如果“批判”的原意果然如此，试问马克思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何解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要经常批判自己又作何解释?岂非不通之至?这样曲解的结果，“批判”就成了不要分析、不讲道理的暴力行动，影响极其恶劣。现在当然很少有人还对“批判”作这样的理解了，但简单粗暴的毛病似乎还没有克服。例如有的论著在批判对立观点时不尊重对方的原意，也不作细致的分析，只要引上几句话，斥为“荒谬绝伦”、“反动透顶”就算完事。这“制服”不了对手，也说服不了青年;不是坚强有力的表现，而是软弱无力的表现。是的，我们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包括最“新”的流派，因为它们在根本之点上远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是在战术上却必须重视它们，因为那些老流派虽然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服”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如何“制服”它们的具体过程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年，在他们头脑里就仍然是没有被“制服”的东西。至于那些“新”流派，虽然本质上无非是老朽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翻版”，但理论上的“翻版”毕竟不同于印刷的翻版。要估计到那些哲学家大都有现代科学的丰富知识，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和论战能力，又吸取了以往哲学斗争的经验教训，他们的哲学往往比他们先辈的哲学精巧严密得多(当然也有浅薄粗劣得多的东西)，光说是“一路货色”，用对付老流派的老战法是战胜不了它们的。何况这些流派也并非全由谬误构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一切其他哲学没有任何合理成分，是不合事实的)，它们也可能反映局部片断的真实，提供某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或提出某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某些专门领域里还有很精湛的成果值得吸取和借鉴，不能一概抹煞，一股脑儿扫到垃圾堆里去。这就要我们按照“批判”一词的本意，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它们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错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何在，影响如何;对其中的合理成分，也要指出它在什么意义上合理，何以能够有这些合理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人类认识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在它们的整个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等等。这样才能真正战胜它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比它们高明得多，从而使人们更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吃力的工作，然而不在这些方面长期努力并取得成效，就不足以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当用辛勤的汗水不断地浇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播种培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树，使它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叶茂枝繁，浓荫盖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它特有的巨大作用。

【注释】

(1)原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3)参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4)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