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专政解决精神世界问题？

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时成了不容置辩的“真理”。这个口号在实践中被检验的结果怎样，已由我们全民族以极高昂的代价作出了说明。可是现在也还有同志认为这个口号本身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仅仅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而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有许多又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这才造成了灾难。如果在文化领域里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那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方面。照此说来，今后倒是要更认真地更准确地“贯彻”这个口号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正好说明了有对这个口号本身进行剖析的必要。

一、“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所指为何?

要判断这个口号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先要弄清它的真实涵义。

不错，这个口号是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是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和用法的。一种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对人民实行的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当然还有抵御外来侵略的职能)，它的目的在于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创设条件，它的职能和目的是通过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来实现的。另一种则是专指这个国家政权对敌人实行专政即暴力镇压的职能或手段，而不是指这个国家政权本身。这两者是不能混同的。我们说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要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的政策法律，而不是仅指对敌人的镇压。而上述口号里的“专政”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显然不是。仅从语法上就不难看出，它是专指暴力镇压的，这里的“专政”就是暴力镇压的同义语。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在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暴力镇压。

那么，这里的“资产阶级”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资本家吗?显然不是。因为无论什么类型的资本家都不在“文化”领域里。是指的混进文化界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对无论什么“领域”里的反革命分子从来都是专政的，对“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少专政一点，也没有理由多专政一点，特别点出“文化”二字是没有意义的。惟一可能的意思当然是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这两者既和“资产阶级”挂得上钩，又确实在“文化领域”之内，非此莫属了。这个口号的贯彻过程也从事实上提供了证据:一切被安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头衔(其具体化的名称多种多样，例如“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黑画家”、“戏霸”之类，或者干脆笼而统之，叫做“牛鬼蛇神”)的文化工作者，一切被判决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言论、作品、思想、感情、习惯、爱好等等，不是统统成了“专政对象”，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了吗?可见，这个口号的实际内容或真实涵义，无非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行专政，即暴力镇压。

于是，关于这个口号是否正确的评判，就可以归结为弄清如下两个问题:(一)无产阶级国家应该不应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暴力镇压?(二)无产阶级国家应该不应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行暴力镇压?这确实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能否正确地领导文化事业的大问题。不从思想上弄清楚，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有朝一日以变相的形式死灰复燃并不是不可能的。

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专政”吗?

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专政即暴力镇压的手段，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同我们国家的性质不相容的。

什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指那些“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通常是必然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习惯”的、“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浸透了这种文化的缺点”的、“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或者按照毛泽东同志同样意思的说法，是指那些“从旧社会过来”并且“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国家能把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对他们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吗?当然不能。因为第一，他们不论在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有多大的缺点，终究是脑力劳动者，是体力劳动者的同志，是人民，不是敌人。第二，他们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门技能，可以而且正在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世界观是可以转变的，实践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的国家如果不想犯严重错误，就只能团结、教育他们，信赖和任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决不能对他们搞暴力镇压。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攸关的严肃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列宁以极坚决的态度反复强调这个原则，一直同违背这个原则的思想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1919年，他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时指出:“要不断努力，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认为这是为了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的任务”所必需的。⁽²⁾1920年，他在论政治教育工作的讲话中指出:“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浸透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握有我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需的知识。”⁽³⁾1921年，他针对那种不善于团结和领导资产阶级专家的“有害的”共产党员愤慨地说:“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⁴⁾1922年，莫斯科自来水厂的一个工程师由于工作条件恶劣而自杀了，列宁严厉地指出:这是“由于党支部委员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不内行和不可容许的行为造成的”，把这个案件交给了法院审理，并指出:“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⁵⁾1923年，他又指出:“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⁶⁾。这里难道有丝毫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的意思吗?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除了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外，还同时指出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他严肃批评了关门主义态度，指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⁷⁾。建国以后，他又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⁸⁾他希望和鼓励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接近工农、深入实际，逐步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同时他还指出:“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⁹⁾这些论述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可忽视的是，列宁的话是在苏维埃政权还立足未稳、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和新国家还很不信任的情况下说的;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或刚刚基本完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处在转变过程中的情况下说的。当时尚且不允许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有什么理由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多年之后，在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转变的时候反而要对他们专政呢?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超革命”的“理论”，只能起摧残革命力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能“专政”吗?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专政，也是荒谬的，而且是根本行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高度估价革命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革命暴力在革命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暴力的作用不是没有范围和界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暴力万能主义，并不认为任何问题都能靠暴力解决。对意识形态来说，暴力至多只能造成有利或不利于某种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的环境，而不能解决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理由很简单:无论是意识形态也好，不属于意识形态的其他思想(例如自然科学)也好，都是精神世界的东西。它虽然根源于物质世界，是物质世界的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但本身并不是物质的东西。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并且只有通过认识主体的自觉自愿才可能发生变化。批判的武器固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暴力可以禁止某种思想的发表，也可以迫使人表示屈服，甚至还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具有某种思想的人，但无法使不愿改变思想的人改变思想;正如暴力可以造成婚姻，却无法造成爱情一样。安徒生童话里的国王的“新衣”虽然博得了臣民的喝彩，可是有谁真的相信国王身上有那么一件“新衣”呢?可见，用暴力强迫人相信他们不可能相信和不愿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即使被迫表示“相信”也是假的。这就决定了思想斗争的内容只能是以讲理的手段达到说服的目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成其为思想斗争了。这是思想斗争区别于其他斗争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得很透辟:“思想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¹⁰⁾“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¹¹⁾

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用暴力强迫人们放弃真理、相信谬误，总是失败的。异端裁判所可以轻而易举地烧死布鲁诺，可以强迫伽利略在“悔过书”上签字，但是要他们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信念却不可能。反动派屠杀了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但他们无法阻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四人帮”可以切断张志新同志的喉管，毁灭她的躯体，但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的崇高思想。这个道理，就是最愚蠢的反动派也并非完全不懂的。他们之所以除了需要“刽子手的职能”之外还需要“牧师的职能”，就说明他们多少懂得“刽子手”毕竟起不了征服“人心”的作用。事实上，如果反动派能够使一些人在思想上受到蒙蔽的话，那并不是暴力镇压的结果，而是欺骗宣传的结果;欺骗宣传尽管讲的是“歪理”，但在形式上毕竟还是“讲理”。

那么，用暴力来强迫人放弃谬误、接受真理是不是行得通呢?也行不通。因为任何人放弃谬误、接受真理都需要通过本人的思考，别人无法代庖;都需要或长或短的认识过程，不能揠苗助长。当一个人还相信谬误的时候，暴力不能使他放弃谬误;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暴力也不能使他接受真理。例如宗教是现实世界歪曲的虚幻的反映，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科学真理。可是能不能用暴力镇压的办法强迫宗教徒放弃宗教信仰而相信马克思主义呢?绝对不能。只有极谨慎、极耐心地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进行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适宜于进行)，并且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不再存在了，宗教现象才可能最后消失。如果采取暴力手段，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只会加剧宗教狂”⁽¹²⁾。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¹³⁾

有人问: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不是用暴力解决思想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是对反对革命行为的专政措施，其目的在于禁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不在于“解决”这些人的什么“思想问题”。这样做是并不管反革命分子思想上服不服、通不通的。至于要改造他们的思想，那就仍然需要在专政的前提下进行教育，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¹⁴⁾。如果暴力本身就可以解决思想改造问题，又何必实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呢?

真理占领思想阵地不可能靠暴力，也不需要靠暴力。马克思说得再好不过了:“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¹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辈子没有掌握过政权，不可能“专”谁的“政”。他们并没有把蒲鲁东抓来坐牢，把魏特林送去流放，把巴枯宁或杜林的著作收来焚毁。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指导地位。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书生”。他们随时可能被反动统治者关进监狱，送上绞架，哪里谈得上“专”别人的“政”?然而他们以真理的呐喊划破了夜空，震撼了大地。他们通过论战打败了敌对思潮，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批一批的优秀人物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信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难道当时他们是因为害怕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受到专政，才被迫这样做的吗?难道那时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升官发财，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倒是要受到反革命暴力的残酷压迫，甚至于坐牢杀头吗?

如果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真理的传播也不靠暴力，那么，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民得到了解放，因而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的优越条件下，反而要用暴力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岂非咄咄怪事!(www.xing528.com)

四、“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口号必须抛弃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违背了人类文化史所表明的思想斗争的固有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述，违背了党的方针和我国宪法的原则，是极左的错误口号。它只能成为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支柱，而不可能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达到他们的目的是不足为怪的。可虑的是我们有些同志也不假思索地迷信这个口号，总以为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用暴力来“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占领思想阵地”是省力省事而又灵效如神的，总以为一顶“白旗”或“三反分子”的帽子就可以促进“思想改造”，一篇“坦白认罪”的检查就可以证明“脱胎换骨”。其实这是神经衰弱，恰恰说明自己并不那么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不那么相信自己是真理在握的强者。这种做法只会把马克思主义弄得声誉扫地，只会把人民弄得“重足而立，侧目而视”，造成一个“无声的中国”，而决不会为马克思主义赢得寸土。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是给社会主义事业帮倒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喧嚣一时的所谓“横扫牛鬼蛇神”、“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占领文艺舞台”、“打破世袭领地”等等一套“左”而又“左”的“革命”行动和“专政”措施，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究竟是“战胜”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败坏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促进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还是革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还是封建法西斯思想的大泛滥，难道还不清楚吗?用这样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明如白昼的教训，还不足以使我们从迷信中憬悟过来吗?

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¹⁶⁾这是多么实事求是和卓有远见的论断!假如一贯地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个正确的方针，十年浩劫何至于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园地以至整个国家又将是何等气象!现在是彻底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不动摇地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办事，抛弃那些已被实践抛弃了的错误口号的时候了。

【注释】

(1)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4日。

(2)列宁:《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48页。

(3)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8～369页。

(4)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6页。

(5)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1页。

(6)列宁:《日记摘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8页。

(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页。

(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

(1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6页。

(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7页。

(12)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66页。

(1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1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1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