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文集：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的探讨

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在文化领域的一项根本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个方针被林彪、“四人帮”疯狂践踏的结果，是雾塞苍天，英华凋殒，黄钟毁弃，瓦缶雷鸣，造成了一场文化浩劫。现在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社会主义的文化园地又开始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了。痛定思痛，抚今追昔，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双百”方针能够如此轻易地被林彪、“四人帮”践踏无余?为什么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在文化领域搞过不少过火斗争?为什么当时不少好同志也对别人搞过不适当的批判?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双百”方针“右”了?我认为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长期对“双百”方针本身的理解和宣传存在着若干混乱。本文只谈其中的一个问题，也算是参加争鸣吧。

在很长的时期里，百家争鸣实际上被归结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家”争鸣，常常把科学艺术上的争论不加区别地都“上纲”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而且又直接等同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其中有些甚至升级为敌我斗争。在很多场合，“双百”方针实际上并没有被理解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而是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不少人把“双百”方针看成“钓鱼”的计策，看成“引蛇出洞”的计策，看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策，以至一听到“放”的号召就联想到“收”和“整”的结局。这并不是由于神经过敏，而是根据切身的经验。这样理解“双百”方针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余毒”是无法肃清的，“余悸”也是不能消除的。

一、百家争鸣的客观依据是什么?

要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不能不弄清它的客观依据。

科学和艺术上的分歧和争论历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内容不同，形态不同，意义不同，但分歧和争论本身的存在却无可否认，即使在暴力压制极其严酷的时期也从未绝迹，只不过某些时期科学和艺术上争论和竞赛的规模特别巨大，内容特别丰富，以至于成了一种文化上的特征，人们就用百家争鸣一类形象的语言称呼这些时期罢了。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阶级斗争的存在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各阶级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由此而来的习惯、要求、情感、趣味等等也不同，它们必然要表现自己。至于这种表现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正面的还是迂回的、鲜明的还是隐晦的，那是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造成分歧和争论的惟一原因呢?当然不是。这里决不能忽视认识运动的规律。认识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过程。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现象和本质、片面和全面、相对和绝对、谬误和真理等等矛盾着的因素贯串于认识运动的长河，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人们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论。这是全部人类认识史证明了的事实。而且可以断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事实就会存在一天。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可能是例外。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确实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还会在某些(决不是一切)文化问题上反映出来，这一点不能不看到;可是另一方面，大量的科学和艺术上的分歧和争论却是由认识运动的规律决定的，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对过去阶级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分歧和争论尚且不应全部看成阶级斗争的话，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分歧和争论反而要这样看呢?“双百”方针之所以是正确的方针，正因为它是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现实情况的如实估计为依据的。如果把一切分歧和争论都看成阶级斗争，就歪曲了“双百”方针的客观依据，也歪曲了“双百”方针本身。

二、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²⁾从这段话能不能推论出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的结论呢?我认为是推论不出来的。说世界观基本上只有两家，并不等于断定一切争论只能发生在两家之间，正如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只有两大对抗阶级，并不等于断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只能发生在两大对抗阶级之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一切争鸣都是两种世界观或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一)虽然从事科学或艺术活动的人的世界观会对他们的活动起指导或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具体过程往往非常复杂，情况也千差万别，并不是每项科学或艺术成果都是从世界观引申而来，都可以从世界观里找到“根源”。“派”或“家”的形成不仅与世界观有关，而且与许多复杂的其他因素有关，诸如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地区特点，资料的掌握，前人成果的汲取，以至研究者个人的特点等等。因此，世界观属于同一体系的人在科学或艺术上可能属于不同的“派”或“家”，科学或艺术上属于同一“派”或“家”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至于具体论点或风格上的歧异就更不能不加分析地看成两种世界观之争了。翻开一本自然科学史，很容易找到大量的实例，证明许多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并不是世界观之争，更不是阶级斗争，例如光的微粒说和光的波动说之争是两种什么世界观、两个什么阶级的斗争呢?牛顿和惠更斯两派的观点各代表什么阶级呢?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就是带有阶级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决不是一切学派之争、见解之争都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或阶级斗争。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难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吗?谁代表资产阶级呢?

(二)即使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不一定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为第一，争论的问题可能与世界观无关。第二，人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可能违反自己的世界观。例如信奉唯心主义的科学家往往不自觉地在事实上承认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实在，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可能在某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滑到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方面去。第三，对具体问题的结论正确与否，还要看研究者占有材料的详尽程度如何，是否具备了必需的专门知识，是否具备了认清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客观过程的矛盾暴露的程度)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因此，在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不一定总是代表无产阶级世界观，更不一定总是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不一定总是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更不一定总是错误的。无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像摩尔根这样的非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所作的卓越贡献了，就是像胡适这样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者在学术工作上也决不是一无是处。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情况，在特定问题上的争论，有时真理倒不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反而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就不足为奇了。当年苏联曾起劲地批判过西方自然科学的许多流派，我国在50年代也批判过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实践检验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三)即使争论的问题本身就是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也未必就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而完全可能是同一世界观内部的争论。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以及阶级倾向基本相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在哲学史上俯拾即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就不可以有争论呢?为什么一有争论就得“上纲”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把争论的一方说成代表资产阶级的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容极其丰富的，需要不断地概括实践经验以及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来发展自己的学问，它要研究探讨的问题决不比别的学问少。只要不是把它当作只许背诵的“圣经”，就得承认对它的理解、论述、运用、补充、修订不可能没有分歧和争论。宗教对“圣经”的解释也是从来争论得很激烈的。如果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原理只能有一种不容争辩的解释，一有分歧就“上纲”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那就无异乎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连宗教教义都不如。这是一种足以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建国以来几次围剿不同意见的哲学“大论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值得汲取。(www.xing528.com)

(四)即使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也未必就是阶级斗争。诚然，世界观与阶级利益有关，但是，一个人世界观的缺陷如果只是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并不涉及根本立场，就不能说他在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如果硬要这么说，恐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难免有时要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任何问题上不犯一点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性质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曾批评过那些“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的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³⁾。这说明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确实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了。但他是否认为这些同志是在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呢?并没有这样认为。政治问题尚且如此，何况科学和艺术问题?

(五)即使争论的性质确实是阶级斗争，但只要没有超出思想言论的范围，没有构成违法犯罪，就不应“上纲”为敌我之间的斗争。这一点就无需多说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双百”方针的实行是有成绩的，不少学术讨论的开展也是正常的。但也确实存在着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的误解和曲解，混淆了许多界限，以致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法”。例如，大一点的争论，往往就被说成两种世界观之争，说成阶级斗争，甚至说成敌我斗争，被批判者就不能讲话了。不管争论的是什么问题，也不管谁的论点符合实际，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总是错的，而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是由实践检验来判定。这就使“双百”方针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而给后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但是，如果把它夸大到超出它的适用范围，就会走向反面。在没有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去“发现”阶级斗争，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纲”为阶级斗争，是不能不出乱子的。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条以全民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

“双百”方针在解决人民内部意识形态矛盾这一方面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解决这种矛盾也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讲道理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能用“钓鱼”的方法。按照“放、收、整”的公式来“贯彻”“双百”方针，只会扩大矛盾，以致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重犯扼杀科学、毁灭文化的错误。而且，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毕竟不是主要的了。应当使“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⁴⁾。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真正成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⁵⁾。

【注释】

(1)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9月19日。《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10月号全文转载。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0～371页。

(3)毛泽东:《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4页。

(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784页。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