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¹⁾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在各项工作中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关于群众路线的系统理论，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群众路线问题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值得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篇笔记，只是就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这样一个侧面，记录了作者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的一些体会。

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

如何使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主张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但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了解认识本身的规律性，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主观如何反映客观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给予了科学的解决。马克思主义指出，不仅人们认识的内容与客观存在是同一的，而且认识本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同一的(即都服从于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规律)，认识的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人们的主观认识之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辩证法的途径达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明的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是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懂得或承认它们的人，而且也适用于不懂得或不承认它们的人。但是，这是不是说任何人都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些规律去进行认识活动的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世界上就没有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的普遍性表现在:当人们遵循着这些规律去进行认识活动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一定的过程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在实践中实现预想的目的;反之，当人们违反了这些规律去进行认识活动的时候，就会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并在实践中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我们既不应当因为有人不按照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去认识世界，就否认这些规律的普遍性;也不应当因为强调这些规律的普遍性，就抹煞了按照这些规律与违反这些规律进行认识活动的原则区别。不仅如此，就是在按照认识规律去进行认识活动的人们中间，也还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原则区别。认识活动不自觉地符合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在不了解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人们中间也是常见的(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早就辩证地思维着了);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也能在许多问题上达到主客观的一致，但是往往要冒更多的风险，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多的代价，有时还不免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形成主客观的分裂。只有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了的、自觉地按照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去进行认识活动的人，才能最有效地经过正确途径达到主客观的一致(这当然不是说在认识的过程中可以不走任何弯路，不犯任何错误)。由此可见，我们为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不仅不能违反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而且也不能停留在不自觉的状态，而应当自觉地遵循这些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但是，怎样才能使我们善于遵循认识运动的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呢?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把一般原理具体化为每一个革命干部都能够掌握的工作方法。只有完成了这件工作，才能最有效地解决如何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数十年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光辉贡献。

要理解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首先当然必须理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命题: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主义者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对客观存在仅从直观的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把人们的实践活动也看作客观的东西。其所以实践也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是因为:第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内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形态，而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不能由人们根据主观愿望自由选择的;第二，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总结果(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以及和它相应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也是不依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说存在决定意识的话，那么就应该指出，决定人们的意识的首先不是一般的存在，而正是社会存在，正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人类的历史是人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人们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停留在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这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上，而是进一步提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的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完成的伟大的革命变革。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都不可能彼此孤立地、互相隔绝地进行，而只能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纯粹的“个人”实践决不能改变社会存在，决不能创造历史，而且这种离开社会的抽象的“个人”实践并不存在，正如离开社会的抽象的“个人”本身之不存在一样(这里不是一般地否认任何意义下的个人和个人实践。作为群众一员的个人，以及作为群众实践的一个部分的个人实践，是不应当否认的)。因此，实践总是社会的实践，群众的实践。当我们说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时候，就是说来源于群众的实践。

弄清楚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命题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践观点同群众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对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二、“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了如下的经典性的表述: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²⁾

为什么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论”呢?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基本公式，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认识论的基本公式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要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有两步工作要做:第一步是在实践中取得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第二步是综合感性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两步工作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从群众的实践中取得感性材料的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承认一条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的头脑不过是“加工厂”，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领导者制定政策或提出意见、计划、办法，都绝对不可以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³⁾“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⁴⁾我党历史上各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所以发生，从认识论的根源看，首先就是由于那些错误的负责人从来没有系统地掌握过中国社会的实际材料(他们反而荒谬地把重视实际材料贬称为“狭隘经验论”)，因而不能不陷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境地，在实践中一再碰壁。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再三再四地强调了“详细地占有材料”的重要性，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不收集实际材料，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在那里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作风，指出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是“极坏的作风”⁽⁵⁾。他反复地告诫我们，是不是从实际出发，肯不肯周密地、系统地进行调查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有没有党性或者党性是否完全的问题。

怎样才能取得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是“向下作调查”⁽⁶⁾，此外并无捷径。凡属不肯进行周密调查工作的人，必不能获得丰富的感性“原料”，必不能造出合用的理性“成品”。这种人如果发议论，一定是无知妄说;如果指导工作，一定要失败。

能不能做好调查工作，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态度问题，或世界观问题。要做好调查工作，必须从理论上解决知识的来源问题，就是说，必须老老实实地、不折不扣地承认群众的实践是知识的惟一来源，此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来源，从而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可敬爱的先生”，恭谨勤劳地给群众当学生。毛泽东同志说: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⁷⁾

其次也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⁸⁾。要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就是开调查会，即约集有经验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座谈(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⁹⁾毛泽东同志本人就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调查会。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就是范例。此外，“走马观花”的方法也是这一方法的补充，但必须以开调查会为基本的方法。没有从调查会中得来的基础知识，“走马观花”也会看不懂的。

要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依据的感性材料必须真实而且十分丰富。因为理性认识只能发现感性材料中实际存在着的内部联系，而不能在感性材料之外去臆造什么“联系”。主观主义者有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要感性材料，但他们仍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把收集材料当作一件严肃的工作，没有下苦工夫去做，因而他们即使有一点感性材料，也是一鳞半爪、零碎不全的，甚至是不符合实际的。

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¹⁰⁾

取得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这是“从群众中来”的极重要的一个步骤。然而停留在这一步还不行，还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的加工，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否则仍然不能通观过程的全体，把握事情的本质，引出规律性的结论。主观主义的错误，不仅表现为从书本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而且还表现为不能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经验主义。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同阶级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同一阶级中还有先进、中间、落后的不同状态，其意见也不相同;同一状态的人们的意见，有关于这个片面的，有关于那个片面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如此等等。对这些来自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领导者如果不加以整理、分析、批判、概括，使之上升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如何能够据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呢?因此，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那种对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的做法。针对1948年初某些地区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若干“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

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¹¹⁾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呢?他说:“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¹²⁾不但对一般群众的意见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就是对于下面干部的意见也应当这样:“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¹³⁾

整理、分析、批判、概括的过程，就是造概念、下判断、作推理的过程，即逻辑思维的过程。为了通过这个过程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宣传和运用的矛盾分析的方法，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他写道: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¹⁴⁾

这种整理、分析、批判、概括的工作，是必须由领导者亲自进行，而不能由别人代替的。否则，领导者就不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完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就不能有真知灼见，就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办法。所以，毛泽东同志屡次强调领导者“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的必要性。他在1948年写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各野战军和军区首长)每两月亲自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不但要报告各项活动的动态，而且要报告问题、倾向和解决方法，“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¹⁵⁾。这种政策性的(不是技术性的)经常的综合的请示报告制度，不但对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也是帮助和督促领导人员经常地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是，强调领导者亲自动手，并不是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只能由领导者个人完成。如果认为群众只在提供材料上起作用，而在研究材料上没有作用，领导者只是在收集材料的时候需要深入群众，而在整理、分析、批判、概括的时候就不需要深入群众，那是不对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完成，并不完全是领导者闭门独思的结果，而往往是领导者同群众一起商量的结果。只有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领导者才有可能在整理、分析、批判、概括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

把调查同研究作为“从群众中来”的两个步骤，是为了理论分析上的便利。在实际工作中，调查同研究是不能机械地分开的。调查的过程往往同时也就是研究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常常是把调查研究作为统一的过程来论述的。前面讲到的调查会，固然以收集材料为主要目的，但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材料，而是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共同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该作出结论。如果不把调查的过程同时又作为研究的过程，那么收集材料就很难十分丰富并合于实际，收集材料的任务本身也很难完成。

以讨论政策为目的的党委会、干部会等等，当然更应侧重于研究。关于如何开好这类会议的方法，毛泽东同志作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归结起来是:第一，开会之前要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一方面，应使全体到会的人员作好思想准备和材料准备。这就是要事先互通情报，交流材料，取得共同的情报知识;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使到会的人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复杂的或有分歧意见的问题事先还须有个人商谈。另一方面，领导机关应在开会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以便在会议上做报告。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第二，在会上要充分地展开讨论。发言的人应当以典型的材料(不要很多)说明自己的观点，以明晰的观点统率材料;会议的主持者应当充分听取到会人员的意见，对原来的报告作必要的补充和修改。第三，会议要在讨论的基础上得出明确的结论(或作出决议)。第四，会议的次数不可过多，时间不可过长，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只有做到了这些，会议才能真正完成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任务。⁽¹⁶⁾毛泽东同志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开会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没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¹⁷⁾

这种方法之所以叫做经验主义的方法，就因为它只能使到会人员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而不能使之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以上讲的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的全部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党的政策或领导者意见的形成过程。离开这个过程，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说得极为深刻:

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¹⁸⁾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¹⁹⁾

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力戒骄傲。因为一骄傲，就不能甘当小学生，知识的源头就断了;一骄傲，背上了包袱，思想的“机器”就开不动，智慧就枯竭了。这样，当然不可能做好“从群众中来”的工作，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并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政策或办法。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地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²⁰⁾。

三、“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是变客观的东西为主观的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表现为政策的制定。但是，对于领导机关说来，政策的制定还只做了事情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还在于掌握政策，把政策化为群众的行动，依据政策去组织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的过程。

为什么说“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更为重要呢?这是因为:第一，政策是理性认识的成果，是就感性“原料”进行“加工”而制成的“成品”。这种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成品”是否合用，在“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只有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才能完全解决。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在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²¹⁾第二，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制定政策的目的在于指导革命实践，有了正确的政策，还必须掌握群众，方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²²⁾所以，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一样，也是十分艰巨的。领导者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还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告诉别人，方能使这些思想和意见见之实行。如果以为只要政策、意见、办法等等本身是正确的，它们就会自发地实现，无需进行艰苦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那么，怎样做好“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呢?

首先，为使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必须坚持政策的严肃性。政策本身不正确，固然会在实践中遭到失败;政策本身正确，如果在实行过程中受到了歪曲，也一定会造成坏的结果。毛泽东极端重视政策的严肃性问题，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²³⁾，他说: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²⁴⁾

不严肃地执行党的政策，歪曲党的政策，就是让错误的政策去指导群众的实践，就是损害革命的利益，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为了在1948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中严肃地贯彻政策，他规定在干部会议中

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²⁵⁾

毛泽东同志这段论述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都是完全适用的。

只是在行动之前讲明政策就够了吗?还不够，还必须在行动的过程中作出不失时机的具体指导。否则，政策的贯彻还是难免要出偏差。所以毛泽东同志又指出:

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已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把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的问题。⁽²⁶⁾

其次，为了使党的政策真正贯彻到群众中去，还必须把政策交给群众。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让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²⁷⁾。他说: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²⁸⁾

因此，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²⁹⁾

善于把政策交给群众，让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是工作犯不犯错误的界限所在。因为党的政策只有在同群众的觉悟水平相适应的时候，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并化为群众的行动。“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³⁰⁾怎样才能使党的政策同群众的觉悟水平相适应，从而避免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呢?这一方面当然是取决于“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即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以群众的觉悟水平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即在贯彻政策的时候要大力进行宣传解释，使政策同群众见面，以便把群众的觉悟水平逐步地提到党的政策的高度。只有当政策为群众所掌握，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变成了现实的时候，才算完成了“到群众中去”的任务。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一次循环。能不能说，只要经过这样的一次循环，就可以保证形成正确的政策或意见，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变成现实呢?事情没有那样简单。要想形成关于一定时期、一定工作任务的正确政策或意见，并见之实行，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多次循环(情况愈复杂，任务愈艰巨，循环的次数也需要得愈多)。而且当情况向前推移了、工作任务改变了的时候，又需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地、反复地循环，就这个意义说，这种循环是永无止境的。在循环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这样那样的错误仍然是难免的。以为只要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公式办事，就可以保证绝对不犯任何错误，那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幻想。那么，这个科学公式的重要意义何在呢?就在于指出了达到正确认识的惟一途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严格地按照它去进行工作，就可以不犯方向性的错误，不陷于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境地，就能够在每一次的循环中使自己的认识提高一步，深化一步;反之，如果违反了它，我们就一定要碰壁。(www.xing528.com)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是进行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的。有的同志觉得，大事需要走群众路线，小事不需要。毛泽东同志认为不对。他认为，即使像报刊编辑部如何消灭错字这样的“小事”，要收到效果，也非走群众路线不可。⁽³¹⁾又有的同志觉得，平时可以走群众路线，任务紧急的时候不行。毛泽东同志也认为不对。即使在火线上，也要发动士兵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³²⁾当然，这并不排斥在若干特殊情况下领导者的临时处置;然而要处置得宜，也非平时坚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原则，直至已经把情况弄清了不可。

四、“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都必须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

为了正确地、有效地贯彻群众路线，还必须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³³⁾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概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原理在领导方法上的生动运用。无论“从群众中来”或“到群众中去”，都必须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才能符合认识过程的正常秩序，收到预期的效果。

从“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即领导者的意见形成的过程)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告诉我们，第一，必须正确地解决如何形成一般性的指导意见(政策、方针、计划、办法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人们认识的正常秩序，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一般就寓于特殊之中，离开了特殊就没有一般。如果认为在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之前就可以预先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心主义的意见。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不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特殊的经验，就不可能有基本的知识:“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³⁴⁾领导者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不肯或不善于参加群众的实践并从中总结经验，而喜欢自作聪明发表意见，那么，这种意见一定是脱离实际的空论，这种领导一定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即认为只有把所有具体工作都参加到，所有的单位都调查到，才能形成一般意见。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了解麻雀的生理构造，并不需要把天下所有的麻雀都解剖一遍，解剖几只就够了。特殊之中有一般。一只或几只典型的麻雀就可以代表一般的麻雀。当然，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麻雀的生理构造问题要复杂得多，选择典型也困难得多，然而基本的道理却是共同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典型调查，即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单位(不要很多)进行周密的调查，从中引出一般性的结论;取得经验的基本方法也应当是选择两三个单位(不要很多)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从中引出一般性的指导意见。这就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初指导土地改革工作时指出:“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³⁵⁾土改如此，其他工作也都应当如此。

第二，还必须正确地解决一般对特殊的指导作用问题。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不可能不受一定哲学思想的指导一样，对实际工作的研究也不可能没有一定哲学思想的指导。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或指导某项具体工作的过程中，不是受正确思想的指导，就是受错误思想的指导，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受某种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科学真理，只有以它为指导，才能在具体的研究中区别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什么是错误的东西，什么是生长着的新东西，什么是衰亡着的旧东西，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才能从特殊的经验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地，如果不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那就可能接受错误思想的指导，这样，即使辛辛苦苦地作了调查研究，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甚至还会犯方向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屡次强调一切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一切具体工作的指导必须有明确的政策的观点，共产党人必须经常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拿在手里。这些科学论断都是不可须臾忘记的。

从“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即领导者的意见见之实行的过程)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也告诉了我们两个最根本的原则:第一，任何工作任务，都必须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一般号召是从个别指导中形成的，但是它一经形成，就成为反映工作全局的一般规律的东西，就包括了各个局部的共同本质，对于各个局部就有指导意义。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³⁶⁾，“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³⁷⁾。显然，没有一般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按照党的政策指出的方向行动。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共产党员不但要记住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政策，尤其要记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否则“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³⁸⁾。

第二，还必须有个别的具体的指导。一般和个别是对立的统一。一般是一个侧面，个别又是一个侧面。任何一般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因此，一般的认识，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在上述的意义上也还是片面的、抽象的，只有把一般与特殊联结起来，才能有全面具体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有了一般认识之后，还必须以它为指导，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新的具体事物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具体认识具体事物，才能丰富和发展一般认识的内容，并使一般认识不致成为枯槁僵死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正是说的要善于把一般同特殊联结起来。把这些原理应用于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领导者的意见见之实行的时候决不可以满足于提出一般号召，而必须“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这当然不是说，领导者必须把自己领导下的一切具体工作都亲自做一遍，而是说应该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若干个点(不要很多)，亲临现场，详细了解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既解决了问题，推动了工作，又取得了那些为原来的一般号召所包括不了的新的特殊经验。于是就可以总结新的经验，作出新的指示，去进一步指导群众了。有两种方法不对:一种，只作一般号召，不作具体指导，这是容易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另一种，陷在具体工作里出不来，事无巨细，一概躬亲处理，只当了“演员”，忘记了“导演”的任务，这是经验主义或事务主义的领导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同毛泽东同志阐明的科学原理不相符合。

毛泽东同志阐明的关于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原则，以及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的原则，是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牢牢记住和严格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这些原则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愈来愈为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今天，当我们面临着日新月异的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时候，当各项工作中都有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的时候，反复地咀嚼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切切实实地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对于帮助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得更加迅速，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注释】

(1)原载《新建设》1961年第5期。

(2)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4)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5)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6)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7)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8)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10)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页。

(11)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页。

(12)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0页。

(13)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14)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15)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页。

(16)以上各点参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1343、1442、1444页。

(17)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0～1331页。

(18)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1442页。

(19)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20)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21)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22)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23)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0页。

(26)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27)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集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28)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页。

(29)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30)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页。

(31)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32)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33)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34)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35)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4页。

(36)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37)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38)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