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通史：第二卷》社会变革

二、社会变革

西晋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恢复。特别是在晋武帝时期，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经济政策，减免税赋，发展商品贸易，任用清廉官吏，整顿地方秩序，使社会经济有较大恢复和发展。

西晋初年，东吴降将吾彦由星城调任敦煌太守。吾彦才干卓著，文武皆备，在其担任敦煌太守期间，曾躬耕力行，劝民生产，使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延续了曹魏嘉平年间的繁荣，出现了“家给人足，晏然富庶”的新局面。同时，敦煌地区社会秩序安定，老百姓对太守吾彦非常信赖和拥戴。《晋书》赞誉说：“镇抚数年，恩威并著”，高度评价吾彦为敦煌短暂的繁荣稳定作出的贡献。

西晋建立初期，塞外匈奴有二万余人归附，入居于河西走廊等地，逐渐与汉族人杂居融合。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凉州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曾起兵反叛十年有余，最后晋武帝选用马隆为武威太守，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二月，击斩秃发树机能，平定了凉州。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反抗西晋统治阶级的压迫中，转而趁机争夺政权，掠夺人口，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开始陷入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时期。当时敦煌、酒泉因远离中原，所以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西晋时期敦煌西北有储存大量军戍用粮的大方盘城（河仓城）仓库。敦煌城东戈壁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古墓葬，大多排列有序，并三五成群地围在一个个用砾石砌成的方形茔地墙内。大量囤粮仓库和整齐固定墓葬群的存在，是这一时期敦煌境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

西晋建立后，地方豪强势力受到王权势力庇护，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致“门阀世族”和“豪门著姓”几乎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时，选官要看家世，取士要看阀阅，以致形成尊贵者永远尊贵，而卑贱者永远卑贱的社会现象，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¹⁶⁾。而在豪门圈里，也因门第高下之别而影响仕宦前程。如段灼虽“世为西土著姓”，但因门第不如中原世族，做官只做到议郎，最终带着“身微宦孤，不见进序”的心情回归乡里⁽¹⁷⁾。

段灼，字休然，敦煌郡人，生卒年不详。曹魏末年，跟随邓艾伐蜀，屡建战功，被封为关内侯，官拜议郎。后来，邓艾因遭曹魏猜忌而被冤杀。司马炎即位后，段灼上书为邓艾平反昭雪，言辞慷慨，据理力争。泰始九年（273年），西晋为邓艾平反⁽¹⁸⁾。

段灼经常上书议论朝政，因不受重视而辞官归乡。离京前，他让儿子替自己给晋武帝上表：

……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¹⁹⁾

西土或称关西、西州，是晋代对西北各州郡的简称，主要是指雍、秦、凉诸州所辖区域。总之，西晋时期被称为“西土著姓”或者“西州右姓”的秦、凉大族以相当的社会声望和势力，成为西晋封建政治的一翼或乡间权利的代表。这一时期，敦煌兴起的索、氾、宋、阴、张等豪望家族，或以家学成就影响当世，或在割据政权中留下事迹。

西晋时期最著名的敦煌大族是出自于“累世官族”的索氏。其中以索靖、索綝父子最为著名。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郡龙勒县（今敦煌阳关一带）人，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的姊孙。索靖少年时与同乡人氾衷、张甝、索紒、索永并称“敦煌五龙”。这五人中，索氏占三，氾、张各一，说明了索氏家族在文化传袭上的优势。他们一方面在敦煌得到家庭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又到洛阳的太学中学习，由此驰名海内。索靖先任雁门太守、酒泉太守、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后来得到“太子仆同郡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于是晋武帝把他内调为尚书郎。死后封安乐亭侯，谥曰庄。晋武帝时，索靖与另一位著名书法家卫瓘同在尚书台供职，卫瓘为尚书令，索靖为尚书郎，二人都以书法知名于世，且风格各异，被当时誉为“一台二妙”。二人的书法艺术受张芝影响很深，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价说：“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索靖还精通经史、内纬，“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²⁰⁾。

索靖有五子，“皆举秀才”，少子索綝最知名，史载他也“少有逸群之量”，连其父索靖都称他是“庙廊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²¹⁾。

索綝，字巨秀，敦煌人，生卒年不详。索綝少年时即举秀才，被拜为郎中。西晋永嘉七年（313年），索綝与阎鼎因拥立晋愍帝司马邺之功，官至侍中、太仆，领太尉职，执掌军国大事。刘曜进攻长安，西晋以索綝为都督征东大将军，持皇帝节杖率军抵抗。索綝打败刘曜手下呼延莫，因战功封为上洛（今陕西商县）郡公。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再次率军围困京城，晋愍帝派宋敞送信，向刘曜请降。索綝暗中留住宋敞，然后让自己的儿子游说刘曜：“如今城中粮食足够支持一年，并不那么容易攻克。如果给索綝封车骑将军、仪同、万户郡公的官爵，我愿意开城投降。”刘曜杀了索綝的儿子，将首级送还索綝，劝索綝乘早开城投降。晋愍帝只好出城投降，索綝跟随愍帝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刘聪以索綝不忠于本朝为由，在东市将索綝处斩⁽²²⁾。(www.xing528.com)

西晋时敦煌还有索袭、索两位著名学者，在通晓经纬阴阳占卜术数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生卒年不详。索袭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十余篇。他曾经被推举为孝廉，都以疾病为由而推辞。前凉张茂主政时，敦煌太守阴澹认为索袭是奇才，亲自前去拜访，与他促膝长谈，竟然忘记回返，不觉已从早晨到黄昏。退出门后，叹息说：“索先生德高望重，博学鸿儒，真可以向他咨询大义。”阴澹举行乡射之礼，请索袭为三老。阴澹说：“世间人们所渴求的是富贵，眼睛所喜好的是五色，耳朵喜欢听的是五音啊。而索先生抛弃众人所渴求的，却喜好众人所抛弃的，在现实与超凡之间，品味别人所无法品味的，兼采众多精妙玄奥的学术，而自成一家。宅院不足一亩，而志向包容九州；身居尘世之中，却心游天地之外。即使黔娄的高远超脱，庄子的逍遥高蹈，我以为索先生也超过了。”于是赠其谥号为“玄居先生”⁽²³⁾。

又《晋书·索传》记载：

索，字叔微，敦煌人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侯。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占问吉凶，门中如市……惟以占梦为无悔吝，乃不逆问者。

西晋时期敦煌令狐氏势力发展很快，一度成为地方领袖，割据一方。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十月，“敦煌太守尹璩卒。凉州刺史杨欣表敦煌令梁澄领太守。功曹宋质辄废澄，表议郎令狐丰为太守。杨欣遣兵击之，为质所败”⁽²⁴⁾。咸宁二年（276年）“春，令狐丰卒，弟宏继立，杨欣讨斩之。将令狐宏“传首洛阳”⁽²⁵⁾。《晋护羌校尉彭祈碑》也记载此事：“迁西郡太守，至官未久，复临酒泉……敦煌令狐丰距违王度。渊泉之阵，兵不血刃”⁽²⁶⁾。令狐丰在宋质的拥立下，拒纳凉州刺史杨欣表奏的敦煌太守梁澄，自领郡事，达三年多之久，死后又以其弟代之，足见令狐氏在敦煌地方上的势力。敦煌豪望家族之间，往往以婚姻、宗族、乡党关系相连接，对地方社会生活影响极大。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西凉国主李暠对敦煌的评价：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²⁷⁾。

西晋时期，酒泉新兴的著姓家族同样家大业大，门生、宾客众多。如氾腾，他施舍宗族一次就散去合钱50万的家财。另如宋纤，仅门下弟子就有三千人。西晋时期酒泉豪族著姓势力的存在，说明当时河陇汉族社会与内地汉族社会一样，也为豪门世族统治，地方封建势力明显加重。这一时期的门阀著姓，也是地主经济制度的食利者。通常情况下，庄园只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可以做到“闭门为士”⁽²⁸⁾。一旦有战乱发生，庄园主又可以利用庄园内坚固的城堡和依附于自己的劳动者组织部曲和家兵，内守外攻。随之庄园功能发生变化，并有“垒”、“堡壁”、“坞堡”、“坞壁”等称谓。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统一全国后颁布“占田令”，规定官吏可按照官品占有10～50顷的田地，同时拥有1～50户的劳动者作佃客⁽²⁹⁾，这个法令为豪强庄园发展提供保证。此后北方战乱不断，大批流民为酒泉乃至河西一带的豪强地主庄园所收容，许多官僚、大姓也带领宗族、宾客涌入，以寻找新的庄园基地。1972～1973年，酒泉境内清理共出8座魏晋墓。其中6座属于壁画砖墓，总共展出600多幅壁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其中与庄园有关的画面生动而真实。1号墓中，有人物作官吏状，标有“段清”字样，可知墓主为敦煌段灼家族中人。除墓主外，壁画中还有许多从事生产活动和正在执役的人。这些人当是佃客或奴婢，其中高鼻深目者很可能是被役属的西域少数民族。酒泉、嘉峪关古墓壁画生动地反映出豪强庄园发展情况，以及河西地主经济制度与中原社会同步发展的事实。当然，河西豪族庄园在经济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大，庄园产出的畜牧产品数量多。与畜牧业有关的肉、奶、皮、角、骨、毡毯等畜产品加工，是庄园的主要手工业生产类型。而其中攻战所需弓弩、皮铠、马具的加工又独具地域特色，成为河西骑兵强大的物质原因。1977年，酒泉县（今酒泉市肃州区）以西7公里处发现魏晋壁画墓。其中的丁家闸5号墓，前室壁画有墓主生前豪华奢侈的写照。墓室主人的雍容华贵，男女侍者的忠顺神情，还有歌舞伎的表演等场景都跃然入画。另外，壁画下半部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生活场景，如农作、采桑、屠宰牲畜等，反映的就是豪强庄园情况。

西晋司马氏世系表

（一）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

（二）晋惠帝司马衷（290～306年）

（三）晋怀帝司马炽（306～312年）

（四）晋愍帝司马邺（313～3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