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

1922年，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就如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引起了一场论争。问题起因于读者万良浚在《小说月报》第13卷7号（1922年7月1日出版）的“通信”栏中，提出现在可以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姆雷特》等“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的著作，表示他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是不经济的论点。茅盾答复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

茅盾这个答复，引来了郭沫若一篇长文。郭沫若在1922年7月2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文章先引了茅盾答万良浚的话，然后说：《神曲》有没有人翻译过，他不知道。《哈姆雷特》，田汉君正在翻译，已发表过一部分，至于《浮士德》，他曾零星译过。接着又说：“说翻译以上诸书是不经济的人，我记得是郑振铎君。郑君在去岁夏季的《文学旬刊》上，发表过一篇《盲目的翻译者》的一段杂谈，其中便说的是这么一回事。”以下，郭沫若就“文学的研究”与“文学的介绍”两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大致要点是说“文学研究”不论研究作品或研究作家，都属于个人的自由；至于“文学的介绍”当然比个人从事研究多生出三个因子来，便是（一）文学作品，（二）介绍家，（三）读者。但在这三个因子之中，介绍家是顶主要的。因为他对文学作品有选择之权能，对于读者有指导的责任。接着，郭沫若就“介绍家”即翻译家的态度论述了“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效果”，认为如果翻译家对于自己要译的作品能涌起创作的精神，有精深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若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移译”，那么“他所产生出来的译品，当然能生莫大的效果，当然会引起一般读者的兴味。他以身作则，当然能尽他指导读者的义务，能使读者有所观感，更进而激起其研究文学的急切的要求。……这种翻译家的译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为什么说到别人要翻译《神曲》、《哈姆雷特》、《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并且会盲了什么目呢？”又说“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古不古，只能说它醇不醇，只能说它真不真，不能说19世纪以后的文学通是好文学，通有可以介绍的价值”等等。

茅盾在同年8月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45期）上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与郭沫若展开讨论。文章开头就说，研究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人人有其自由，人人也有自由去介绍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并且，每人都可随自己的自由意志，随个人所感到重要的，对第三者说述、宣传他个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与动机。接着对郭沫若的一段议论进行申辩，文章说：

郭君这段议论，解释主观一面的翻译动机，诚为详尽，但是我们再细一想，就要问翻译的动机是否还有客观的一面？换句话说，我们翻译一件作品除主观强烈爱好心而外，是否还有“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等观念做动机？……对于文学的使命的解释，各人可有各人的自由意见，而且前人、同时代人，已有过不少的争论，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外，至少还须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与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社会的腐败抗议。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我觉得，翻译者若果本此见解而发表他自己意见，反对与自己不同的主张，也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

有些作家，尤其是空想的诗人，……对于扰攘的人事得失，视为蛮触之争，曾值他一顾。这种精神，我当然也很佩服。但如果大部分的其余的人，对于扰攘的人事得失感着切身的痛苦，要求文学来做诅咒反抗的工具，我想谁也没有勇气去非笑他们。处中国现在这政局之下，这社会环境之内，我们有血的，但凡不曾闭了眼，聋了耳，怎能压住我们的血不沸腾？从自己热烈地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呼声，要求“血与泪”的文学，总该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我以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最大的急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社会里充满了不像人样的人，醒着而住在里面的作家宁愿装着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www.xing528.com)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战的另一内容是关于翻译的错误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直接与郭沫若有关的是《意门湖》（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错译问题。

1924年7月，郭沫若因《文学》周报登载了梁俊青对他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文的批评，给《文学》周报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编辑部是“借刀杀人”等等。茅盾和郑振铎即以编者的名义作了答复（见《文学》周报131期），其中有一段论及当时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原文如下：

我们记得有一段寓言说：有一个人遇见一位仙人：仙人给他两个口袋，一个是装自己的过失的，另一个是装别人的过失的。那人受了这两个袋儿，挂在身上，却把装别人的过失的袋儿挂在前面，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背后；因此，这个人便只看见别人的过失，不见自己的过失了。“只寻别人错头，忘记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事件，作两样的看法：譬如说杂志上收用稿件，他们自己报上刊登青年作家的作品是“提携青年作家”，然而别人报上刊登青年作家的作品却便是“以青年伟进之心为钩钓读者之饵”了；又如互相批评，在他们自己骂人的时候，骂人便是“防御战”，是极正当的行为，然而别人若一回骂，可就成了“大逆不道”了。我们老老实实说罢，当我们想起这种现象时，每不禁联想到近二年来《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言论。

中国用白话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发生论战的1922年才只三年时间。翻译工作者的幼稚，水平不高，经验不足，自不待言，因而译品中有错译、误译、死译等也不足为奇。如果善意地交换意见，互相探讨、批评，是完全应该的，这种探讨与批评也是提高翻译质量的重要方法。然而，这次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却夹进了意气和成见，乃至成了一场护自己之短，揭他人之痂，讽刺挖苦的混战。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当然，这场论战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刺激大家去学好外文，去努力提高译品质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