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本时期其他翻译家小节结果

本时期文坛上，除前面专章介绍的同文馆、新青年社及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翻译家的活动外，相继出现的还有苏曼殊、马君武、陈冷血、徐念慈、周桂笙、曾朴、伍光建、沈祖芬、包天笑、周瘦鹃等人，他们翻译了诗歌、小说等外国文学作品，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原籍广东香山县。生于日本横滨，父亲名苏杰生，母亲是日本人，名若子，12岁时因家庭变故，出家为僧，自取法号曼殊。15岁时，接受其表兄林子垣的帮助，到日本横滨华侨主办的大同学校学习4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1年，在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将近6年留学期间，苏曼殊一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1903年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1907年加入以“反抗帝国主义”为主旨的亚洲和亲会。成年以后的苏曼殊仍然过着流浪生活，足迹遍及江苏、湖南、安徽等地，他在新式学堂任过教职，担任过《国民日报》等报刊的翻译、编辑，与陈独秀、柳亚子等人相友善。他有改变黑暗现实的愿望，但又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思想上存在出世与入世，参加斗争与躲入佛堂的尖锐矛盾，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穷困潦倒而离开人世。

苏曼殊是近代文学史上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他精通日文、英文、法文和梵文，在诗文、小说、绘画、翻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他的著作《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绛纱记》、《天涯红泪记》等曾在晚清的文坛上轰动一时，受到读者的欢迎。他又是南社诗人中一位才华横溢的最有影响的诗人。他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贡献突出，先后翻译出版过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苏译名为《惨世界》）、《拜伦诗选》以及彭斯、雪莱、歌德等人的作品，也把著名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成英文，介绍到外国去，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拜伦诗选》出版于1909年，当时苏曼殊只有29岁。此书的出版大大开阔了中国读者的眼界，使中国青年了解到西方诗作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鲁迅在回忆早期研读拜伦诗歌时的心情时说：“有人说G. 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⁵⁾

苏曼殊所译雨果的《惨世界》发表于1903年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报》，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发表至第11回因报馆被封中辍。1904年改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署名苏曼殊、陈由己合译（陈由己即陈独秀）。苏曼殊主译，陈独秀润色加工，并继译12—14回。

苏曼殊译《惨世界》，不仅有所删削，而且插入译者对现实的讽刺嘲弄。自第7回起，更离开原著，译者自己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一个名叫男德的主人公，通过这个形象，表述了译者自己的见解。如：

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的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

把孔子的话斥为“狗屁”，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激烈言论。下面这一段话也是译者自己杜撰的：

那范财主道：“世界上总有个贫富，你有什么不平呢?”男德道：“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范财主道：“无论怎地，他做了贼，你总不应该帮着他。”男德道：“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定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那金华贱不过拿世界上一块面包吃了，怎么算是贼呢？”范财主道：“怎样才算是贼呢？”男德道：“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光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

这段译文中的思想，是原著所没有的，显然，这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如译者塑造了一个姓“满”名“周苟”的村官，因诈骗人民的钱财被男德刺死。“满周苟”其实是满洲狗的谐音，表达了译者对清朝贵族的强烈痛恨。苏曼殊就是这样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随顺文义，加进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惨世界》出版后，被清朝官吏指名查禁，但却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不少人称赞苏曼殊的才华，尤其是拜伦诗的翻译，在表达诗的意境和用字的优美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苏曼殊从事翻译有着明确的目的，他把介绍外国文学作为激发读者和揭露旧社会的一种工具，这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翻译思想，也是近代翻译文学的优良传统。

马君武（1882—1939），原名和，字贵公，后以君武行，广西桂林人。他少年孤贫，受母亲教养和亲朋的资助得以读书，初从戴毓驯学习经史子集。17岁时入广西体用学堂学习英文与数学。1900年赴新加坡，不久被康有为派回广西，准备响应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赴广州丕崇书院学习法文。1901年入上海震旦学院，次年赴日本，与章太炎等倡议召开“支那亡国纪念会”，同时，还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撰稿。1903年入日本西京大学学习化学。同盟会成立后，任广西主盟人。1906年归国，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因逃避清政府追捕，于1907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工艺大学学习冶金。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来长期从事科学教育工作。

马君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早在1902年，便在日本东京翻译出版了《法兰西革命史》、达尔文《天择篇》、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等书。后来翻译介绍了卢梭的《民约论》。他还编译了一部《德话辞典》于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马君武不仅是西方学术思想最早的翻译者之一，而且是西方文学最早的翻译者之一，他曾翻译过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诗和英国诗人、小说家虎特（Thomas Hood，1799—1845）的作品，还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若干片断。他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虎特的《缝衣歌》、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一如他的诗作，具有一种深挚感人的力量。

马君武的这些译诗对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精通外语，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修养，他的译诗自成一家。当时的评论界认为，翻译诗有三种体式，即：马君武式、苏曼殊式和胡适之式，以马君武式的译诗评价最高。陈炳坤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说：“三式中却爱马式，如译嚣俄（雨果）题其情人《阿黛儿遗札》诗云：‘此是青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将老，青史青山事总虚。两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尔土知何在？人世苍黄一梦知。’诵之令人荡气回肠，不能自己也。”

马君武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文学艺术、科学技艺无不精通。他在德国留学时，曾获得柏林大学工科博士学位，是中国学生在国外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除了社会科学、小说、诗歌之外，他还翻译过戏剧，是最早介绍外国戏剧的学者之一。对此，他在翻译席勒的《威廉·退尔》的《译言》中说：“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闲。今来瑞士之宁茫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为译此曲。此碎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次眼泪，予固非善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

马君武晚年从事教育事业，任广西大学校长多年，1939年病逝。

沈祖芬，杭州人，生卒年不详，3岁染足疾，行走不便，但意志坚强，日夜自习攻读英文，22岁时已发表译著多种，是我国近代最早翻译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译者之一。

茅盾在《世界文学名著杂谈》一书中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最早有林纾的文言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实际上沈祖芬的译本先于林译。早在1902年，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就被他介绍到中国，当时中译本书名叫《绝岛漂流记》。

《绝岛漂流记》译成于1898年，1902年得以刊布，杭州惠芝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沈祖芬自小喜爱这部小说，早就有志于将它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希望借小说冒险进取的精神“以药吾国人”。他在《译者志》中说：“英人狄福（笛福），小说名家也，因事系狱，抑郁无聊，爱作，是以述其不遇之志，原名劳卞生克罗沙，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编，法人卢骚（卢梭）谓教科书中能实施教育者，首推是书，日人译以和文，名《绝岛漂流记》，兹用其名，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

就译文而言，译者采用的仍是文言，译文也多有删节，由于印数少，实际影响并不大，不能和后来林纾的译本相比。但是，译者的出发点和争先恐后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颂的。近代知名出版家、学者高凤谦（梦旦）在序文中称赞译者“不恤呻楚，勤事此书，以觉悟四万万之众”。特别是译者作为一个病残人如此勤奋，“不自暇逸，以无负于群”，这种奋斗精神确实值得称道。

伍光建（1860—1943），广东新会县人，曾用笔名君朔。15岁考入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受过严复的教诲。严复主持校政时，除要求学生学好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外，还要求在中文写作和英文修养方面达到较高水平。这对伍光建学习英文起了推动作用。伍光建20岁时留学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5年，开始接触英国和欧洲文学，但他对数学、物理、天文等也很有研究。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广泛涉猎中国文、史、哲方面的著作，并于清朝末年编写物理、化学和英语教科书多种。出版《帝国英文读本》五卷，《英文范纲要》、《英文习语辞典》等书，影响很大。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伍光建利用业余时间搞翻译，直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转为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前后共50多年，所译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达130余种，近1000万字。他所翻译的作品，以18、19世纪欧洲古典名著为主。最早翻译的是大仲马的《侠隐记》（即《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即《双城记》），以及斯威夫特、菲尔丁、夏洛蒂、雨果、法朗士、陀斯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

伍光建最早的译作是《侠隐记》，署名君朔。出版之后，受到《新青年》的赞扬，并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www.xing528.com)

在国外，《三个火枪手》的声名，比它的姊妹篇要大些。这书名已成了一个典故，许多文学作品中描写到三人一连的好汉时（不论他是什么样的好汉），往往就用了“三个火枪手”这一成语。这书之成为世界名著，是无疑的。这样一本书竟早就介绍到中国来，实在也是可喜的。

那么这本书的译文如何呢？

不是我们喜欢做《新青年》的应声虫，这《侠隐记》的译文实在有它的特色。用《侠隐记》常见的一个词儿——实在迷人。我们二三十的大孩子看了这译本固然着迷，十二三的小孩子看了也着迷，自然因为这书原是武侠故事，但译文的漂亮也是个最大的原因。

伍光建翻译《侠隐记》的时代正值林译盛行，那时候，都是用文言来翻译，根本没有人用白话来翻译。伍光建开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用白话翻译作品的先例。他用简洁明快的白话翻译作品，有着独特的“翻译方法”和特点。他在翻译《侠隐记》时，一是删削了一些不很碍及全文故事的结构的句子，二是把复合句拉直，例如开篇第1章《客店失书》，译文比原作约缩短了三分之一：

话说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四月间，有一日，法国蒙城地方，忽然非常鼓噪：妇女们往大街上跑，小孩子在门口叫喊，男子披了甲，拿了枪，赶到弥罗店来，跑到店前，见有无数的人，在店门口，十分拥挤。当时系党派相争激烈的时候，无端鼓噪的事，时时都有。有时因为贵族相争；有时国王与红衣主教争；有时国王与西班牙人争；有时无业游民横行霸道，或强盗抢劫；有时因耶稣教民与天主教民相斗；有时饿狼成群入市。城中人时常预备戒严，有时同耶稣教民打架，有时同贵族相斗，甚至同国王抗击的时候也有，却从来不敢同主教闹。这一天鼓噪，却并不因为盗贼同教民、众人跑到客店，查问缘故，才知道是一个人惹的祸。

同原文对照起来，“四月间，有一日”应作“四月里的一个星期一”，“蒙城”字下脱落了“《玫瑰故事》著者的生长地”一个子句，“忽然非常鼓噪”下面脱落了“好像耶稣教徒攻了进来把这地方变成了罗歇第二”，“妇女们往大街上跑”以及“小孩子在门口叫喊”两句，不是平行的，是说“妇女们不顾他们的孩子在门口哭叫，飞也似的往大街上跑”，而男子们又是“看见了妇女们不顾他们的孩子在门口哭叫，飞也似的往大街上跑”，这才赶快“披了甲”……伍光建这种翻译方法是根据什么原则呢?茅盾认为：“他是根据了他所见当时的读者程度而定下来的。自然不是他看不懂原文的复合句，而是因为他料想读者看不懂太累赘的欧化句法。我们应当原谅他在20年前这种为读者着想的苦心。”（《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原载《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出版）接着，茅盾进一步指出《侠隐记》的译文具有很大的特色：“第一是译者有删削而无增加，很合于大众阅读的节本的原则，不像林译似的删的地方尽管删，自己增加的地方却又大胆的增加；第二是译者的白话文简洁明快，不是旧小说里的白话；第三是紧张地方还它个紧张，幽默地方还它个幽默，这一点却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而也是这一点使这译本人人爱读。”

除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等外，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还有：

周桂笙，上海人，肄业于上海中法学堂，通晓英文、法文，曾在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任译文编辑，从此开始翻译小说的工作，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有人称他为这方面的鼻祖。据说“侦探小说”这个词是他提出来的，在他的影响下，翻译创作侦探小说一时蔚然成风。从时间上说，他从事翻译活动比林纾还要早，他翻译了童话《新庵谐译》、随笔《新庵译萃》和小说《毒蛇圈》、《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木星》、《海底沉珠》、《红痣案》、《含冤花》、《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侦探案》。《新庵谐译》共两卷，是他最早的翻译作品，上卷是《一千零一夜》的节译，下卷是童话，大约是从《伊索寓言》一类的书籍译出的。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该书不失为最早的一部直译小说，具有一定的历史位置，在当时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曾朴，字孟朴，别署东亚病夫。他是近代著名作家，所著《孽海花》、《鲁男子》曾在近代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他曾苦学法文，攻读法国文学，翻译过多种法国作家的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吕伯兰》、《欧那尼》、《吕克兰斯鲍夏》、《银瓶怨》以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作品。他对法国文学早期在我国的传播，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徐念慈，字彦士，江苏常熟人，通晓英文、日文。曾在曾朴主编的《小说林》当编辑，从此开始翻译小说的工作。翻译作品有《海外天》、《黑行星》、《美人妆》、《新舞台》等。他工作勤奋，因积劳成疾而早逝，时年仅34岁。

徐念慈是近代文学界一位有才华的编辑和翻译家。他曾为人编辑、校订、整理很多书稿，而且对小说理论的研究也有一定造诣，所撰《余之小说观》一文，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徐念慈对近代翻译文学界的抢译之风和重译现象不满，曾提出改进意见。

陈冷血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他翻译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土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他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号称“冷血体”，曾轰动一时。他的翻译文学的风格笔调，在鲁迅早期的一些译作中也留下了痕迹。

包天笑又名天笑生。重要译作有《铁世界》（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无名的英雄》、《秘密使者》、《一捻红》、《侠奴血》、《千年后之世界》、《恨多愁识记》、《欲海》、《情波》、《火车客》、《红雪记》、《写真帖》、《六号室》等。包天笑译书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为最多。

周瘦鹃以翻译法国文学为主，主要译作有莫泊桑的《铁血女儿》、大仲马的《血海翻波录》和《堕后》，此外，有英国作家达维逊的《孝子碧血记》和《鸳鸯血》、拉惠克的《盲虚无党人》、梅生的《毕竟是非》，以及《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等等。

周瘦鹃还翻译、集印过《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高尔基的《叛徒的母亲》等作品，鲁迅先生对此评价甚高，曾赞扬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以上简略介绍的都是近代翻译家。到“五四”前夕，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人如龙腾虎跃，翻译的范围和方法也有了变化，翻译的文体则大都采用白话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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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胡适文存》第四卷，第884页。

(2) 同上书，第901—902页。

(3) 易卜生《尺牍》，第159页。

(4) 同上书，第84页。

(5) 鲁迅：《杂议》，《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