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中《易卜生号》的影响

1918年，《新青年》第4卷有目的、有计划地刊出了“易卜生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后译为《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翻译的《小艾友夫》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比较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了易卜生的生平思想和主要创作。

以专刊的形式，有目的、有计划，比较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一个外国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主要作品，如《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在我国翻译文学史和期刊发展史上堪称首创。它的刊出，对于我国现代翻译文学新思想、新文学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著名的戏剧大师。他一生给人类留下了15部作品，从思想、艺术上丰富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戏剧艺术，在戏剧领域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影响了许多国家的作家。

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斯基恩城一个富裕的木材商人家庭，8岁时家庭破产，1844年16岁的易卜生到药店当学徒，1847年开始写作富有感伤情调的诗歌。1852年学习戏剧，写成《圣约翰之夜》，1854年《勇士坟》上演，1855年和1856年，他的两部剧作《英格夫人》和《苏尔豪格的宴会》又分别上演，获得极大成功。1863年写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剧《觊觎王位的人》，1866年出版了诗剧《布朗德》，次年又出版诗剧《培尔·金特》，通过主人公漫游世界而展示出世界各国的形势和时代特色。从1869年的《青年同盟》起，易卜生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剧作，如《皇帝与盖利利恩人》（1873）、《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作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突出矛盾，启发观众思考，从而引导人们起而改革社会的弊端。晚年的剧作，如《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等，艺术上虽更为凝练圆熟，但其社会意义已经减弱，注重于剖析人的内心精神活动。1906年易卜生因病逝世。

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和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他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解放问题，在思想与政治领域中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根据著名文学史家阿英记载，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翻译到我国以后，在当时我国社会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当时的新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喜欢它，也几乎没有一个刊物不议论它。

1879年出版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剧作描写了一个要求女子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女性娜拉的生活和思想经历。娜拉为给丈夫治病，私下借债，后来却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反遭辱骂。娜拉逐渐看清了平日表面热爱自己的丈夫海尔茂自私自利、虚伪欺骗的本质面目，进而反思社会，仔细思索宗教、法律、家庭、伦理道德，大胆喊出：“国家的法律跟我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原来表面欢乐、融洽的家庭气氛下面其实充满深深的危机，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娜拉只有以离家出走作为自己反抗的方式。

《玩偶之家》的翻译，从翻译文学的发展过程来说，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新的一页。它标志着以翻译文学作品为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服务的发端。翻译《玩偶之家》与其说是介绍易卜生的作品，不如说是介绍易卜生主义。易卜生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作品首先是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之带动了中国思想界的臣大变化。为中国作者提出了新课题，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罗家伦和胡适对《娜拉》的翻译，态度是严肃的，忠于原作，体现了原作的精神，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进步剧团“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时，首次上演的就是《娜拉》。到1935年，我国各地纷纷上演该戏，这一年因而甚至被人们称为“娜拉年”。娜拉成了“新女性”的代名词，《娜拉》提出的妇女觉醒问题，成了当时议论的中心。鲁迅有一次给青年学生讲演，题目就叫《娜拉走后怎样》。凡此种种，说明了翻译易卜生作品对于社会的影响深广到了何种程度。(www.xing528.com)

易卜生的剧作翻译，对我国新文学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影响了我国一批新文学作家。他的剧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文学作家创作的蓝本。新文学运动初期在创作上大量出现“问题小说派”、“问题戏剧派”，是与易卜生的影响分不开的。鲁迅曾在自己的创作自述中说他在作品中“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茅盾也说“那时我也是‘问题小说’的热心人”。冰心也认为自己创作的“多半是问题小说”。由此可见，易卜生的剧本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广泛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易卜生剧本的翻译上，而且表现在对易卜生思想的介绍和研究上。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是我国较早系统地研究介绍易卜生思想的论著。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¹⁾“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的一个脉案，把病情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个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²⁾

胡适对易卜生思想的研究和介绍是符合易卜生思想实际的。1882年易卜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谈的全是事实。”⁽³⁾“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⁴⁾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易卜生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介绍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是为了调和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应当予以批判。如果同意这种观点，不但否定了胡适的作用，也否定了《新青年》刊出“易卜生号”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违于历史事实。历史科学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从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易卜生思想的实际，也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因此，《易卜生主义》的发表，是有其历史贡献的。

从翻译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刊出，易卜生剧作特别是他的代表作的翻译，开拓了翻译文学领域，推动了翻译文学历史向前发展，并为以后《小说月报》等刊物用“专号”的形式翻译介绍有代表性的外国作家作品提供了良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