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翻译与译介政治小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翻译评论家和翻译史学家，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学术大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其笔名甚多，曾用过“饮冰”、“曼殊主人”等等，广东新会县熊子乡人。由于梁启超出身于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童年时期，梁启超就显示了出众的聪明才智，11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从此，他进入了广州著名的学海堂学习，16岁考中举人。1890年秋，经同学陈千秋介绍，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他系统地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与其师倡导变法，世称“康梁”，这是梁启超一生从事改良主义事业的开端。1894年6月，他入京会试，住在广东会馆，与麦孟华、江孝通、夏曾佑等一些年轻的维新志士，共同探讨外国文学，切磋维新派的新学。自此，他对西学有了一定基础。1895年，他在北平参加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1896年，梁启超从北平到上海又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了《时务报》，他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时务报》是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创办的一份重要报纸，在全国影响很大。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日本。1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并亲任该报主笔，这是继《时务报》后，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又一舆论阵地。以通俗流畅而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国人介绍西学。

1912年返国后，梁启超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组党结社，入组内阁，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制币局长等要职，他想把自己的祖国改造得富强起来，但他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他的理想也只能以改良主义政治破产而告终，1918年挥泪退出官场，潜心学术研究。

1918年至1929年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他专心学术研究和从事教育工作。梁启超有一句座右铭：“战士死在战场，学者死在讲座。”他正是以这种精神，于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终年只有56岁。

大声疾呼提倡翻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对翻译文学的倡导、实践和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是和他的维新、改良、爱国等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倡导翻译，提倡翻译文学，实践翻译文学，看作是他维新、改良、爱国活动的一个方面。梁启超以其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文坛上的声望，大声疾呼翻译的重要意义，倡导翻译，这种有力的号召与推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刊于《时务报》1897年第27、29、33册。这是一篇全面论述翻译西书之重要，以及培养翻译人才，如何从事翻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¹⁾梁启超在这里把欧洲诸国的强盛均归功于翻译，并进而鼓吹：“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故要学习西方，必从译书入手。由此看出，他不但强调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意义，而且提倡翻译的目的性也是极为明确的。梁启超的这种为中国走上维新道路而译书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但当时中国之大，能通西文读其书者，“殆无几人也”。为此，梁启超提出：“欲救斯敝，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说，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后。……由后之说，则一书既出，尽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数年之间，流风沾被，可以大成。”⁽²⁾梁启超认为，要解决学习西方的当务之急，必先译书。“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³⁾梁启超不仅强调了译书的重要性，而且又把译书和推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

梁启超鉴于当时翻译机构之薄弱，所译书之少，于是在1897年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要以此来振兴国内翻译事业，实践自己的翻译思想理论。他在同年《时务报》上发表的《大同书局叙例》，第一句话就大声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他在自己主持的《改进》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他的《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为了大力提倡翻译事业，积极推动翻译事业，在这期间，他撰写了许多著名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翻译文论。诸如《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起草，1896）、《论译书》（1897）、《大同译书叙例》（1897）、《西学书目表》（1897）、《论学习日本文之益》（1899）、《东籍月旦叙论》（1902）、《论翻译名义》（按语，1910）、《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佛典之翻译》（1920）、《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1921）等。梁启超通过这些翻译文论，详尽地论述了他的翻译思想理论，较早地阐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意义。他对翻译事业的倡导与实践，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确立了他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译介政治小说第一人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的译介和作用，他是中国第一位翻译政治小说的带头人。“政治小说”最早源于英国，其代表作家为两度出任过英国首相的迪斯累理（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和曾任过英国国会议员的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 1803—1873）。这两位作家的近20部政治小说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维新第二个十年翻译文学勃兴时期最走红的作品。因此19世纪后半期“政治小说”这一概念也就在日本获得新的生命。19世纪末，它由梁启超从日本引入中国。

“政治小说”在中国作为一种文类名称的提出，首见于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出版）上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文章第一句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这句话包括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政治小说”是一种文类；另一层意思是说“政治小说”来源于西方。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梁启超不仅是首先界定了政治小说的概念、来源，主张翻译外国政治小说的倡导者，而且是在《清议报》上开辟了“政治小说”栏目的创始者和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强调政治小说为变革政治与推动社会前进的鼓吹者。他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中（此文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序》）阐明了翻译政治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将会起到启发民智，发扬爱国精神的社会效果。并引申说：“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怦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这是第一篇阐明翻译“政治小说”重要性的理论文章，文中对著者的政治思想以及其所吐露政治思想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一一进行了阐述，文中鼓吹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并高度评价政治小说对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他这些观点都很重要，通过这样的论述，从理论上建立了“政治小说”的合法性和值得借鉴之处，把一种新的文类——“政治小说”带到中国来。(www.xing528.com)

《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社会的重视，对扭转在此之前中国译界的注意力多停留在译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上，而较少注意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影响，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从此翻译“政治小说”之风兴盛起来，一时间翻译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占领了文坛，吸引了广大读者。

梁启超还躬亲实践。他出于启迪民智、宣传维新爱国思想的需要，首先译介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1898年9月25日他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开始阅读此书，当时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内容，到日本后，梁启超一边学习日文，一边开始翻译这部小说。

《佳人奇遇》写作于1885年—1897年，全书共16卷，译文连载于《清议报》的“政治小说”栏内，连载1册至36册，发表时未署名，但译者为梁启超。该小说的作者是日本作家柴四郎（1852—1922），别署东海散士，上总国人，出身于会津藩士族家庭。曾任农商务大臣秘书、代议士、农商务次官，是大阪《每日新闻》的第一任社长，是一位日本政治小说家。

小说通过作者和其他人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写的是作者遍游欧美时的所见所闻。作者在美国留学时，与西班牙顿卡尔洛斯党员幽兰、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斗士红莲的邂逅，通过对他们的爱情、友谊的描写，广泛地描绘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军入侵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反抗、朝鲜东学党起义直至甲午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外战争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大国欺压弱国，以及弱小民族忍受欺侮、惨遭涂炭的悲哀境况，表达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完全出齐以前，日本就有人批评这部小说是论文式的，而不是小说，不过这个主题正符合了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对于中国的民众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这便是梁启超翻译这篇小说的主要原因。小说的情节简单，结构松散，有语言完全汉文化倾向。后来梁启超又发表了留日学生周宏业⁽⁴⁾翻译的日本作家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

《经国美谈》（1883年3月—1884年2月），译文最初载于《清议报》，单行本为1907年出版，封面题为《经国美谭》。作者矢野文雄（龙溪，1850—1931），出身于一个藩士家庭，是个立宪政治家，曾担任过驻华公使。该小说写齐武名士威波能、巴比陀、玛留等人，历尽磨难，推翻专制统治，确立民主政治，并在盟邦阿善（雅典）的支持下打败了斯波多（斯巴达），争霸全希腊的故事。表现了作者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政治思想。小说运用了历史演义的模式，全文情节曲折多变，人物描写类型化、理想化。

《佳人奇遇》、《经国美谈》是日本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对于这两篇小说，梁启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饮冰室自由书》一文中，他说在日本政治小说中，“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又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⁵⁾这两部小说都是配合当时日本维新运动写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日本维新派人士选择这两本书以为介绍政治小说始。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主人公都是因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流亡异国的政治家。他们在国外历经艰难，终于返归故土，这对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自然是十分亲切的，他想以这类小说来启迪和教育中国人，这正适应了当时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

“政治小说”多通过对话、演说、辩论的方式来直抒己见，和本国政治相结合，缺乏小说文体固有的特点而显得苍白，但它确起到了开启民智、改革社会的作用。中国近代对政治小说的译介，主要是日本小说，其影响也较大。而对于西方的政治小说，则翻译不多。翻译政治小说，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对我国近代小说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我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明显地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佳人奇遇》、《经国美谈》这两部小说一经发表，就曾轰动一时。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翻译与创作的比例约为二比一，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梁启超的这一首倡之功，在翻译文学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