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滥觞探究

中国翻译文学，滥觞于清末民初时期。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很少，甲午战争以后，翻译文学才陆续出现，而且逐渐兴旺。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问世，揭开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纪元。20世纪初，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地发展起来。

翻译文学的兴起与文化背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此，不仅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政治局面，而且也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中国近代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积极提倡扩大视野，面向世界，借鉴各国好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推动了近代翻译文学事业的发生和发展。他们中有的是政治家，为建立翻译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立下了功绩；有的是学者，在介绍进步思想，建立翻译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有的是作家，在翻译实践方面树立了榜样。如梁启超最早提倡翻译文学，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政治评议，时事新闻外，也刊登翻译小说。在1897年发表了《论译书》，文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继之又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并亲自参加翻译实践。严复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并对翻译标准问题提出了创见。林纾翻译了英、法、德、俄、美、日、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70余部，1000多万字。其他如林则徐、苏曼殊、马建忠、王韬、戢翼翚、杨廷栋、罗普、辜鸿铭、张庆桐、浣白子、周桂笙、吴梼、包天笑、陶胜子、清河、陈鸿璧、黄翠凝、陈信芳、陈景韩（冷血）、朱树大、苦学生、海天独啸子、徐念慈（东海觉我）、鲁迅、陈仙蝶、周瘦鹃、张赤山（赤山骑士）、蠡勺居士、沈祖芬（跛少年）、伍光建、公短、曾朴（东亚病夫）、狄楚青、任廷旭等等，在开创我国近代翻译事业方面，都曾起过不小的作用。他们的优秀译著，如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周桂笙译《新庵谐译》、《含冤花》，苏曼殊译拜伦、雨果的作品，伍光建译《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至今广为流传，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过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才接触到外国文学，对文学发生兴趣，走上了从事文学事业的道路。

晚清时期，翻译介绍外国小说之风极盛。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记载，当时的翻译小说达400种。出版日期最迟者为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约40年），翻译小说达600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实际上翻译小说数字要比涵芬楼所藏的书还要多。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上发表了《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列出了这一年翻译小说80种。如果按照原著国别统计，英国32种、美国22种、法国9种、日本8种、俄国2种，其他7种。当时国内四大小说杂志有：《新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绣像小说》（1903年），李伯元主编；《月月小说》（1906年），吴趼人、周桂笙合编；《小说林》（1907年），曾孟朴创办，均刊登了翻译小说。

政治小说，经过梁启超的提倡，当时翻译成绩很突出。此外，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翻译之风也随之而起。晚清时期的侦探小说的翻译曾风靡一时。从英国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到《马丁休脱侦探案》，诸种译著均摆满于书肆。

诗歌，是在近代翻译文学中最早问世的。最早而又有影响的翻译诗歌，始于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今之《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在本时期均有翻译。

变法维新运动期间的维新派人士认为，要救国，必须变法，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当广大知识分子日益频繁地接受西方文化并与本国文化相结合的时候，译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当时，团结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维新志士，如谭嗣同、黄遵宪、麦孟华、汪康年、严复、夏曾佑、马相伯、容闳、关雁舟、胡仲巽等人，无不是学贯中西的有志之士，他们办报刊，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此时先后出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强学报》、《国闻报》、《湘学报》、《知新报》、《蜀学报》、《东亚报》、《求是报》、《译书公会报》等30多种报刊，都有大篇幅的译版。除发表时事政论文章外，也登载介绍西方文化知识的翻译文章。

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家　这个时期的翻译主体是中国知识分子，由过去的合作翻译方式走向独立翻译，而且涌现出大批的文学翻译家和译著。如梁启超、严复、林纾都对近代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专章论述），其他人还有：

王韬（1828—1897），本名利宾，后改为韬，字仲弢，一字子潜，又字紫诠，江苏长州（今吴县）人。是清末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政论家。他虽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却主张政治改良，是一位维新主义思想家，中国最早的报人。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1849年他应西方传教士麦都思博士邀请，前往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协助汉译《圣经》，后又协助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英译《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左传》等中国典籍，同时介绍西方文明，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译介者，对近代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赴西欧游历，在英国住了两年。在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使王韬大开眼界，他深感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社会及文明，确实比封建中国进步得多，从而树立了他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的思想。1870年，回国后开办了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张政论报《循环日报》。该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的政治讲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阵地。

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普法战纪》14卷。该书第一次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巴黎公社的情况，成为中国近代研究普法战争的珍贵资料。通过对战争的记述，表达了王韬对欧洲历史与现实的看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为近代翻译诗歌的代表，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这两首诗在20世纪很受欢迎，梁启超评曰：王韬“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亦尚能传其神韵”⁽⁴⁾。1879年，王韬又赴东瀛游历。归来后，他创办弢园书局，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同时，结集《扶桑游记》、《漫游随录》两书。王韬将自己一生东西之行“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的经历告之后人，以西方和日本强国之路引为国人借鉴。1889年，王韬编撰了《泰西著述考》，这是第一部西方翻译书籍目录著作。收录了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起至清初诸来华的传教士所翻译和著述的书籍，将其重新编排，取名为《泰西著述考》，为后来的目录学打下了基础。

王韬的主要译著有《格致西学提要》、《瀛壖杂志》和《普法战纪》等，还有一些为报刊编译的文章。他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较早地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精神，是一位对中西方文化双向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维新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今镇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较早对翻译理论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翻译家，也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学习外语，了解外国社会情况，研究外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化。1876年（光绪二年）留学法国，获博士学士，并担任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翻译。他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文字，189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马氏文通》，这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他是一位有成就的翻译家，他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把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弊端向清朝政府提出设立高级翻译机构的建议，设翻译书院。

他在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是一篇近四千言的上疏，成为中国近代第一篇系统阐述翻译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文献。马建忠在这篇文中较早地从理论上对翻译中的若干问题，一一进行了阐述。他在文中说：“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⁵⁾这是对19世纪后半期中国翻译界所存在的问题形象而生动的描绘。

马建忠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翻译质量标准问题的提出，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言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⁶⁾

《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学习内容、选拔学员条件、聘请师资标准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这对当时设立外国语学校、翻译西书乃至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倡导和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朝政府被一帮腐朽昏庸的官僚所把持，他们对马建忠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根本不理解，当然也就更不会采纳了。致使马建忠比严复更早提出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措施问题一直被湮没下来了，而作为翻译家的马建忠也未受到应有的尊重。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维新变法主张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西方，提倡翻译介绍西方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提倡翻译小说。(www.xing528.com)

1876年（光绪二年），康有为18岁时得机会受业于当时有名的今文经学家朱次琦先生，深受影响，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今文经学派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及以后的重要儒家学派之一，他与主张词章训估、辨伪、考订的清代乾嘉学派相反，提倡“微言大义”，面向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假借经书中的片言只语提出改良措施。这一派的倡导者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直接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从而成为清代的进步思想学派。康有为继承了这些前辈的学术思想传统，把今文经学改造成为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他是清代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这大大刺激了维新主义者。康有为认识到“小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各方面都胜于它的“大中国”，是因日本引进西书而致强的缘由，故大力提倡翻译介绍西方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康有为发出了广泛翻译日文书籍的号召，他认为日文与中文接近，较西文易学，通过翻译日籍译的西文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所以他将能促进中国维新变法的日文书籍进行整理，编为《日本书目志》，于1897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15门，门下分为36个小类，每个小类附有简明的叙录，录下著录各书的书名、册数、译者、价目等，其有关杂志则分入各类。它吸取了日本分类法的新成就，建立了当时的新分类法，是维新改良派译书的原则依据。《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的主要译著。

康有为对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很重视，对于小说价值和社会效果，他最早予以肯定。他在调查上海书肆的图书销售情况后，深有感触地说：“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⁷⁾康有为一反封建士大夫轻视小说的态度，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给以正确的评价，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的认识。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士大力提倡创作小说，提倡翻译小说，其思想是可以上溯到康有为那里的。康有为的一生功过自有定评，但是他出于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目的，通过所主办的报刊大力提倡翻译文学是功不可没的。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福建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位早期翻译家，是早期向外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之一。

他曾在北大任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以遗老自居，保留头上的发辫。五四运动时期，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坚决主张保存国粹，推崇孔孟儒家学说，宣扬封建思想和文化。但他却是一位在国外留学多年，精通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九种语言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为人耿直、洒脱不羁，从不媚俗，他出于爱国之心，向外国宣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曾把《论语》、《中庸》等书翻译成外文，驰名欧洲，至今在欧洲亦被作为经典。他和著有《俄游述感》的张庆桐，曾先后和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有过书信来往。托尔斯泰曾亲自复信给辜鸿铭，信中说：“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宗教的智能——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最近这个时期，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俄国人——对中国人民所施加的种种暴行之后，中国人的一般情绪，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而且还将会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起着巨大的作用。”⁽⁸⁾托尔斯泰在信中还提到，他读过辜鸿铭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后，很感兴趣。关于辜鸿铭的生平与思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非本文能容纳，但我们对他在翻译上的成就，如上文提到的把中国的古籍经典译成外文以及他翻译的《痴人骑马歌》等，是应当记录进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的。

除以上介绍的几位翻译家之外，其他人如：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历任驻外使节，对介绍外国科学文化的翻译事业极为关心。容闳（1829—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早期留学美国，在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培养留学生等方面做出过贡献。他的著作《西学东渐记》记述了晚清时期部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史实。张元济（1867—1959），宇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官职，后因参加变法维新运动被革职。他后来在上海致力于教育和出版事业，是商务印书馆的主事人之一。他在培养翻译人才，出版翻译作品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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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

(2)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279页。

(3) 见《李提摩太传》。

(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五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37页。

(5) 《拟设翻译书院议》，罗新璋：《翻译论集》，第126页。

(6) 《拟设翻译书院议》，罗新璋：《翻译论集》，第126页。

(7) 康有为：《康有为诗文选》。

(8) 《东方杂志》1911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