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无私利性

五、 无私利性

总的来说，科学也像许多职业一样，把无私利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性要素。无私利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对利己主义感兴趣的行动。这样等同就把分析的制度标准与动机标准混淆了。 ^[20] 求知的热情、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和许多其他特殊的动机都为科学家所具有。但是，对不同动机的探讨似乎被误导了。其实，能够说明科学家的行为特征的，是对大量动机的制度性控制的不同模式。因为一旦制度要求无私利的行动，遵从这些规范是符合科学家的利益的，违者要受惩罚，而当这个规范被内化之后，违者就要受到心理煎熬。

在科学编年史中，欺骗行为实际上是很罕见的，这与其他活动领域的记载相比似乎是个例外，这种情况有时被归因于科学家的个人品质。言外之意，科学家是从那些具有不寻常的完美道德的人中招募的。然而事实上，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来证明情况就是如此；从科学自身的某些与众不同的特性中却可以找到一个更似合理的解释。科学研究包括其成果的可证实性，实际上都要受到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换句话说，科学家的活动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其所达到的程度或许是任何其他活动领域不能相比的，当然，这种看法可能会被解释为有失恭敬。对无私利性的要求在科学的公众性和可检验性中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种环境有助于科学家的正直。科学领域里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会因强调优先权是成就的标准而加剧，而且在竞争条件下，也可能导致鼓励人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压倒对手。但这种鼓励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机会不多。崇拜、非正式的派系、滥竽充数的出版物——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伎俩可能会被用于自我膨胀。 ^[21] 但是，一般来说，虚假的主张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和无效的。无私利性的规范向实践的转变，通过科学家对其同行的最终负责而获得有效的支持。社会化的情操的驱使与权宜之计的驱使大体上相合，将有助于制度的稳定性。

在这一方面，科学领域跟其他的职业领域有所不同。科学家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去面对外行当事人，例如像医生和律师那样。他们利用门外汉的轻信、无知和依赖性的可能性显著减少了。欺骗、狡辩和不负责任的主张（大话）至少可能比在“服务性”行业中要少。但当科学家与门外汉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关系时，就会出现一种对科学惯例规避的刺激。而有资格的同行所确立的控制机构如果变得无效，滥用专家权威和炮制伪科学现象就会应运而生。 ^[22]

在外行人看来，科学的声誉和高尚道德情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成就的结果。 ^[23] 每一项新技术都为科学家的正直诚实提供了佐证。科学会把其主张变为现实。然而，科学权威可能被和正在被盗取，以用于有私利目的，这恰恰是由于外行常常不能把虚假的主张与这种权威性的真正主张区别开来。集权主义代言人关于种族、经济或历史的所谓科学看法，对未受教育的外行人来说，与报刊上关于膨胀的宇宙或波动力学的报道并无二致。在这两种情况下，普通人都无法对它们进行核实，而且对一般公众来说，它们可能有悖于常识。要说起来，在一般公众眼中，神话比得到认可的科学理论似乎更有理，也肯定更易于接受，因为它们更接近于常识经验和文化偏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科学的进展，一般人很容易受借用貌似科学的术语来表述的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被借用的科学权威使非科学的学说获得了声望。(www.xing528.com)

[20] 塔尔科特·帕森斯：《职业与社会结构》（“The Profess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原载《社会力量》17（1939年），第458—459页；参见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New Humanism，New York，1931），第130页及以下诸页。制度要求与动机之间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但又不很明确的概念。

[21] 参见洛根·威尔逊的解释，《学术人》（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第201页及以下诸页。

[22] 参见R.A.布雷迪：《德国法西斯的幽灵与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New York：Viking，1937），第2章；马丁·加德纳：《以科学的名义》（In the Name of Science，New York：Putnam’s，1953）。

[23] 弗朗西斯·培根对这种大众实用主义早就提出了一个最简明的表述：“现在这两种倾向，一种是实用性的，另一种是思辨性的，乃是同一回事；凡是在实践上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也是最真实的。”（《新工具》第二部，箴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