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态度公开敌视-科学社会学成果

五、 对有条理的怀疑态度的公开敌视

科学态度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有组织的怀疑，它常常足以成为反偶像崇拜的力量。 ^[27] 科学似乎只要对其他社会制度“心安理得的权利设想”进行超然的审视， ^[28] 就可以对它们提出挑战。有组织的怀疑包括对已确立的规则、权威、既定程序的某些基础，以及一般的神圣领域提出疑问。的确，从逻辑上确立观念和价值观的经验来源并不会否定其有效性，但天真的心灵常常会产生这种心理反应。制度化的符号和价值观要求要有忠诚、坚韧和尊重等态度。由于科学关注的是涉及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事实问题，对同样的资料，它就会与其他制度所做的具体化而且往往是仪式化的说明，产生心理上而非逻辑上的冲突。大多数制度要求无条件的忠诚；但科学制度把怀疑态度作为一种美德。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种制度都有一神圣的领域，它反对用科学观察和逻辑方法对其进行不敬的考察。科学制度本身包括情感上坚持的某些价值。但是不管是神圣的政治信念领域，还是宗教信仰领域，或是经济权利领域，科学研究者都不是用预先规定的非批评的和仪式性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不会对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要求绝对尊崇的事物与要求作客观分析的事物持不同的态度。 ^[29]

正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对所谓的科学侵入其他制度领域的根源。过去，这种反对主要是来自教会，它限制对那些神圣的教义进行科学考察。对《圣经》文本的批评仍然是受怀疑的。随着社会力量的重心向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移，这种有组织的宗教上的反对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经济和政治制度明显地也公开反对普遍的怀疑态度，因为人们觉得它对制度的稳定性的基础提出了挑战。这种反对也可能与引入似乎会使有关宗教、经济和国家的信条无效的科学发现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相当零乱的而且往往是模糊的认识，认为怀疑态度威胁到了其现状。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存在于科学领域的怀疑态度与其他制度所要求的情感的依附之间的冲突，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但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派生物，这种冲突一定会出现，无论是当科学拓展了其研究的新领域，对其采取制度化的态度的时候，还是当其他制度扩大了其控制领域的时候。在集权社会中，制度控制的中心化是导致反科学的主要根源；在其他社会结构中，科学研究的扩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专制政权形成、集中反科学的根源，并且使其得到了加强，而在自由的社会结构中，这种根源只有无条理的、零散的且常常是潜在的影响。

在自由社会中，整合主要来自人们活动以之为取向的文化规范体系。而在专制社会结构中，整合主要是受社会控制的正式组织和集中的社会控制的影响。通过加快把新的文化价值灌输到国家之中，通过用高压宣传代替较慢的灌输各种社会标准的过程，社会控制容易得到认可。整合通过不同的机制以独特的方式得以实现，而这些机制中的差异，使得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制度的自我决定和自主性，在自由社会中比在专制社会中可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专制国家通过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强化它对非政治制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控制。例如，反科学的情况在这个纳粹国家比在美国更常见到，在美国并没有如此统一的利益，以致人们要加强对科学的限制并认为这些限制是必要的。不相容的情操必然要么相分离，要么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整合在一起。但是，当在任一社会生活部门的保护下而存在集中控制时，这种分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一部门要求并强使人们接受其价值和情操，以作为继续存在的条件。在自由社会结构中，由于没有这样的集中控制，通过保证每一领域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就使得一定程度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能够逐步整合一些暂时不相关的要素。(www.xing528.com)

[27] 弗兰克·H.奈特：《经济心理学与价值问题》，原载《经济学季刊》39（1925年），第372—409页。天真的科学家忘记了怀疑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论准则，想把其怀疑主义贯彻到一般的价值领域。符号的社会功能被忽视了，而且被指责为“非真实的”。社会效用与真理性再次被混淆了。

[28] 查尔斯·E.梅里亚姆：《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New York：Whittlesey House，1934），第82—83页。

[29] 在这些方面有关神圣性的一般讨论，参见埃米尔·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37页及以下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