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自主性受社会压力影响

二、 社会对科学自主性的压力

对纳粹国家的科学角色的分析可以揭示下列要素和作用。国家这部分社会结构的控制的扩展，引起了对其绝对忠诚的要求。科学家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被要求不能依附于任何这样的制度性规范，即从政治权威的观点看与国家规范相冲突的规范。 ^[15] 科学的精神特质规范必定被牺牲掉了，因为它们的要求与政治上所强加的有关科学有效性或科学价值的标准背道而驰。因而政治控制的扩大导致了相互冲突的忠诚。就此而言，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反对用政治权威去重新规定社会结构、侵占传统上非宗教莫属的领域做法，他们的这些反应与科学家的抵制在程度上是相同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科学在集权社会中的地位，除了在这个新的专制国家之外，与其他制度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基本变迁包括把科学置于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一环境中科学有时似乎是与对国家的忠诚相对抗的。因此，与非雅利安人的合作被认定为政治上不忠诚的表现。而在自由秩序的国家中，对科学的限制不是出于这种方式。因为在这种结构中，非政治制度享有极大的自主性——尽管其程度肯定有所不同。

因此，集权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科学伦理与新的政治准则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政治准则强加在一切之上，根本不考虑职业信义。但科学的精神特质 ^[16] 包括功能上必需的要求，即对理论或概括的评价要依据于它们的逻辑的一致性和与事实的相符性。而政治伦理会引入理论家与此无关的种族或政治信仰的标准。 ^[17] 现代科学已把个人因素看做是出错的潜在根源，并且形成了纠正这类错误的非个人标准。有人要求现代科学断定，某些科学家由于他们的非科学方面的关系，天生就做不了其他任何事，而只会提出虚假的和错误的理论。在有些情况下，科学家需要接受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政治领导人关于科学事业的决定。但这些政治上贤明的策略与科学的制度化规范却是南辕北辙的。然而，集权主义国家把科学规范当作“自由主义的”或“世界性的”或“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排除在外， ^[18] 因为它们不易与为了某种无怀疑的信条而进行的政治运动相吻合。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冲突是制度动力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科学要求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自主性，并已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科学家忠诚的体系，但是现在，科学在其传统上的自主性及其游戏规则即其精神特质方面，受到了外部权威的挑战。包含在科学的精神特质中的各种情操表现为学术诚实、正直、有组织的怀疑、无私利性、非个人性等，但它们却被这个国家的一组新的情操践踏了，这组情操会干扰科学研究领域。在前一结构中，数个人类活动领域只被赋予了有限的权利空间，而在后一结构中，一个核心的权威中心却控制着一切行为，当从前者转向后者时，每一领域的代表者都会抗拒这种转变，并且维护原有的多元权威结构。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是不受感情影响的、非个人化的个体，但是必须记住，科学家像所有其他专业工作者一样，都对其生活方式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尽管受制约其活动的制度化规范的限制。按照这种精神特质，只有进行适当的防卫，以抵制外界强加于科学界自身的变化时，科学的社会稳定性才能得到保证。

维护制度的完整并拒绝会干扰科学自主性的新的社会结构，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来。现代科学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科学命题“不受个人因素影响”，也不受群体因素影响。 ^[19] 但在一个完全政治化的社会里，这个假定就受到了怀疑，例如有一位纳粹理论家指出：“应认识到政治的普遍意义。” ^[20] 科学发现被当作仅仅是种族、阶级或国家的表现。 ^[21] 当这些学说传到外行人那里时，它们会导致对科学的普遍怀疑，并有损科学家的声誉，他们的发现显得任意和不确定。这种反理智主义的变化威胁着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对此科学家完全可以予以拒绝。同样从意识形态的方面说，集权主义导致了与现代西方科学的传统假设的冲突。

[15] 这显然是由德国科技部长伯哈德·拉斯特所提出来的，见《纳粹德国与科学》（Das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und die Wissenschaft，Hamburg：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1936），第1—22页，特别是第21页。

[16] 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用以约束科学家的有感情色彩的一套规则、规定、惯例、信念、价值观和基本假定的综合体。其中的某些方面在方法论上可能是合乎需求的，但对这些规则的遵从并非完全是由于方法论方面的要求。这种精神特质像一般的社会规范一样，是靠它所适用的那些人的情操来维持的。违反规范的行为将受到内化的禁律的抑制，并且会受到精神特质的支持者们所表达出的反对情绪的抑制。一旦具备了这种有效的精神特质，愤慨、藐视以及其他表示厌恶的态度就几乎自动地使已有的结构稳定起来。这一点，从近期德国一些科学家抵制对这种精神特质的主旨进行显著的修改中可以看到。可以认为，这一精神特质作为科学的“文化”要素，与其“文明”要素是不相同的。参见R.K.默顿：《文明与文化》，原载《社会学与社会研究》（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21（1936年），第103—113页。(www.xing528.com)

[17] 参见鲍姆勒：《男性与科学》，第145页。另见克里克：《国民政治教育》，他提出：“并非所有可以对科学性提出要求的事物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价值等级上。新教的或天主教的科学、法国的或德国的科学、日耳曼的或犹太的科学、人道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科学，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指尚未实现的，甚或具有同等价值的可能性。对科学价值的确定产生于科学的‘现代性’、丰富程度和它塑造历史的力量。”

[18] 因此埃尔内斯特·克里克说：“未来，人们对科学中失去的中立性，不会比对法律、经济、国家或一般的公正生活中的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科学的方法的确只是政府方法的一种反映。”（《国民政治教育》，第6页）参见鲍姆勒：《男性与科学》，第152页；沃尔特·弗兰克：《未来与民族》，第10页；这与马克斯·韦伯的“偏见论”即“在大学课堂上政治是无威力的”形成了对照。

[19] H. 利维：《科学世界》（The Universe of Science，New York：Century Co.，1933），第189页。

[20] 鲍姆勒：《男性与科学》，第152页。

[21] 相当有趣的是，集权主义理论家都采取了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态度，对所怀疑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或“非雅利安人的”科学作政治处理。他们所基于的是这样一种阿基米德支点：领袖和其人民是正确无误的（the infallibility of der Führer and his Volk）。参见赫尔曼·格林将军：《德国再生》（Germany Reborn，London：Matthews & Marrot，1934），第79页。卡尔·曼海姆的“关系主义”（如《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政治上的变异被沃尔特·弗兰克、克里克、拉斯特和罗森贝格这些理论家用于了宣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