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怀有敌意的根源-科学社会学揭示修正

一、 对科学怀有敌意的根源

对科学的敌意可能至少产生于两类条件，尽管这种敌意所基于的各种具体的价值体系，如人文价值体系、经济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宗教价值体系等等，差别非常大。第一类条件属于逻辑性的、尽管不一定是经验证实的结论，即认为科学的结构或方法不利于满足重要价值的需要。第二类条件主要包括非逻辑性的因素。它基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包含在科学的精神特质中的情感与存在于其他制度中的情感是不相容的。只有当这种感觉受到挑战时，它才会变得理性化。这两类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现在对抗科学的基础。也许还可以再补充一句，这种逻辑的和情感的反应也包含在对科学的社会支持之中。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认为科学有利于达到得以赞同的目的，并且觉得基本的文化价值是与科学的价值相一致的，而不是在情感上不相容的。因此，可以把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当作支持和反对科学这种大规模社会活动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作用的结果，对之做出分析。

我们的考察，只限于几个明显的低估科学的社会作用的例子，但这并不表明，反科学的行动仅仅是局部性的。我们所分析的大部分情况完全可能适用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 ^[4]

1933年之后纳粹德国的情况即表明了改变或削弱科学活动的逻辑与非逻辑因素共同作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的妨碍是政治结构和民族主义信条变化出乎意料的副产品。按照种族纯洁性的信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强行规定了这样的政治标准，即必须出身于“雅利安”家族并且公开赞同纳粹的目的，实际上所有不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都被排斥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之外。 ^[5] 由于这种排斥使大量优秀的科学家被驱逐；因而种族清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德国的科学。

包含在这一种族主义之中的是这种信念，即通过实际的和符号的接触会使种族受到玷污。 ^[6] 那些无疑是“雅利安”世系的人若与非雅利安人合作或接受了非雅利安人的科学理论，那么他们的科学研究或被限制或被禁止。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种族政治范畴，即“白种犹太人”，把那些曾经被断定是echt-arisch（纯雅利安人）的不可救药的科学家都包括在内。在这一新种族中有一位杰出的成员，这就是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维纳尔·海森伯，他曾坚持主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形成了“进一步研究的显而易见的基础”。 ^[7]

在这些例子中，民族的和种族的纯正性情感压倒了功利主义的合理性。这种标准的应用，导致了德国大学中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教职员流失的比重高于神学和法学方面，E. Y. 哈茨霍恩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8]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官方政策开始关注科学研究的方向时，功利主义因素就成为最重要的了。那些许诺可为纳粹党或“第三帝国”的科学带来直接利益的研究工作，就会首先获得支持，而且研究经费也将根据这一政策进行再分配。 ^[9] 海德堡大学的校长就曾宣布“任何知识的科学重要性［Wissenschaftlichkeit］问题，与其应用性问题相比较时显然就是次要的了”。 ^[10]

反理智主义的基本调子以及对理论家的蔑视和对行动者的赞扬， ^[11] 对德国的科学的地位可能产生了长远的而不是暂时的影响。因为一旦这些态度固定化，那么可以预期，最有才能的人将会避开已经不受重视的学科。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可以发现，这种反理论的影响出现在了德国大学学术兴趣的分布上。 ^[12]

认为纳粹政府完全否定科学和学术也会造成误导。官方对科学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和多变的。（由于这个理由，在纳粹德国，任何有关科学的陈述都有待更正。）一方面，有魅力的科学的怀疑主义，与一组强加于人并且要求毫无怀疑地认可的新价值观是相冲突的。但是，正如霍布斯所论证的那样，国家必须要么就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这种新式专政也必须承认，科学就是力量。由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抛弃理论科学不可能不冒风险，更受重视的与其密切相关的技术就更不用说了。经验表明那些最深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不忘记功利和合理性，那么就不会忘记克拉克·麦克斯韦关于以太的猜想结果导致了赫兹的研究及无线电的发现。的确，一位纳粹发言人曾说：“由于今天的实践依赖于昨天的科学，同样今天的研究是明天实践的基础。” ^[13] 强调效用就要求对能为国家和工业服务的科学有充分的兴趣。 ^[14] 同时，这一强调会限制纯科学的研究。

[4] 根据本章所作的分析，E.Y.哈茨霍恩的早逝阻碍了现代对科学的应有研究。

[5] 参见E.Y.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第3章，关于大学的清晰的论述；另见《人民与教育》（Volk und Werden）5（1937年），第320—321页，这里涉及到了有关博士学位的某些新要求。(www.xing528.com)

[6] 这是在德国引入种姓制度的诸多方面之一。正如罗伯特·M.麦基弗所指出的：“玷污的观念普遍存在于种姓制度之中。”［《社会》（Society，New York：Farrar & Rinehart），1937 ，第172页］

[7] 参见SS［党卫军］的官方报刊《黑色社团》（Schwarze Korps），1937年7月15日，第2页。在该期中，物理学与技术协会主席约翰内斯·斯塔克强烈要求取消仍然进行的这些合作，并反对任命三个大学教授，因为他们已经是非雅利安人的“信徒”了。另见E.Y.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第112—113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德国纳粹党的性质、原则和目的》（Wesen，Grundsätze und Ziel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Munich：E. Boepple，1933），第45页及以下诸页；J. 斯塔克：《作为德国的自然研究者的菲利普·勒纳》（“Philipp Lenard als deutscher Naturforscher”），原载《纳粹党月刊》（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71（1936年），第106—111页，其中，海森伯、薛定谔、冯·劳厄和普朗克都因没有使自己与爱因斯坦“犹太物理学”相脱离而受到了严厉斥责。

[8] 这里所引述的资料来自E.Y.哈茨霍恩未发表的研究。

[9] 参见《科学与四年计划》（Wissenschaft und Vierjahresplan），1937年1月18日；E.Y.哈茨霍恩的《德国的大学》，第110页及以下诸页；E.R.詹奇：《德国大学生和高校的新形象》（Zur Neugestaltun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und der Hochschule，Leipzig：J. A. Bart，1937），特别是第57页及以下诸页。例如在历史学领域，沃尔特·弗兰克这位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根据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所创立的第一个德国科学组织”证明，他是最后一位摒弃古代史研究的人，“即便外国人有此研究”，但是他指出“考古所”先前提供的研究经费须作重新分配，以提供给新的历史研究团体，这些团体将“因撰写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史而感到荣耀”。参见其《未来与民族》（Zukunft und Nation，Hamburg：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1935），特别是第30页以后。

[10] 埃尔内斯特·克里克：《国民政治教育》，第8页。

[11] 纳粹理论者阿尔弗雷德·鲍姆勒写道：“今天的学生往往不愿意服从某种政治规则，例如，不愿意参加劳动或军训，理由是这些活动会耽误他的时间。这些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可能耽误的仅仅是那些用于抽象的、没有明确目标的学习时间。”《男性与科学》（Mannerbund und Wissenschaft，Berlin：Junker & Dunnhaupt，1934），第153页。

[12] E. Y .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第106页以后；参见《科学与四年计划》，第25—26页，其中指出，现在“科学生产的间断”的部分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的可以接受科学训练的人都应征入伍了。尽管对这种情况还只是一种尚无定论的解释，但是对理论科学兴趣的长期偏离肯定会导致科学成就的下降。

[13] 即蒂森教授，见《科学与四年计划》，第12页。

[14] 例如，化学就因其现实重要性而受到了极高的称赞。正如希特勒所指出的：“我们将进行下去，因为我们有热情使我们自助，而且因为在德国，我们还有化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将会实现我们的需求。”引自《科学与四年计划》，第6页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