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科学社会学

1972年

长期以来，知识社会学一直被看做是一门复杂而深奥的学科，它与当代社会生活中那些紧迫的问题相距甚远。但是，我们当中一些人的看法似乎大相径庭。 ^[2] 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变革因剧烈的社会冲突而加速并且伴随着多种文化的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对那些会引起社会动荡的问题都有直接的影响。这时，相互冲突的群体在价值观、责任感以及认知取向方面的差异就会加大，从而形成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分裂。社会分化成了两极，相互竞争的以真理自居的对立主张也出现了。发展到极端，不同群体之间强烈的相互不信任就会在思想观点方面表现出来，这些观点已无法再共处于同一论域了。这种相互不信任越是根深蒂固，一方就越会觉得另一方的论点似乎难以置信，甚至似乎是荒谬的，以至于在评价它的真实主张时，不再探究其主旨和逻辑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论点会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个论点究竟是怎么提出来的？这样一来，思想就完全变成了功能化的东西，对其解释也只是以假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或心理的根源和功能为根据。在政治舞台上，这种情况还包括对对方的诚实的攻击，在这一领域中，游戏规则往往对这里的惯例很宽容，有时甚至要维护它；在学术论坛上，规范的限制更多一些，但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彼此对对方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这很容易堕落为影射）。在这两个领域，事态的进程既从集体风险中获得了能量，同时也助长了这些风险素。 ^[3]

[1] 本章的第一稿曾于1969年11月6日在庆祝印度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Bombay）社会学系成立50周年的研讨会上宣读。第二稿曾于1970年1月5日在（芝加哥的）罗耀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建校100周年座谈会上宣读，并于1971年3月25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西南社会学协会（Southwester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宣读。第三稿即现在这一稿，曾提交给美国社会学协会1971年9月1日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年会，并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科学社会学的一章》为题，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77（1972年7月），第9—47页；现获准重印。本文曾经沃尔特·华莱士和哈丽特·朱克曼严格审查，如还存在任何错误，当然应由我本人负责。在此，我谨向国家科学基金会表示感谢，他们的帮助像霍伦·W.法尔医学博士提供的另一种帮助一样，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www.xing528.com)

[2] 近年来出版的知识社会学界的著作和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著作铺天盖地，这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数量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或论文中的讨论都很重要，而且它们提供了必要的文献目录：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勒克曼的《现实的社会构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沃纳·斯塔克的《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库尔特·H.沃尔夫的《恩斯特·格伦瓦尔德与知识社会学：解释中的共同冒险》（“Ernst Grünwald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Collective Venture in Interpretation”），原载《行为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1965年）：第152—164页；以及詹姆斯·E.柯蒂斯和约翰·W.皮特拉斯的《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70）。自1959年国际社会学协会以“社会学的社会背景”为主题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以来，知识社会学在特殊的社会学个案中的应用本身，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其主要的个案可参见：阿尔文·W.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罗伯特·W.弗里德里希的《社会学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70）；以及爱德华·A.蒂尔亚奇安主编的《社会学现象》（The Phenomenon of Sociolog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71）。

[3] 这一段论述的是，促使人们增加了对知识社会学的兴趣的条件，以及有助于解决这一领域中派生出来的理论分析问题的条件，该论述并不是专门为此章写的。它主要取自我的一篇论文，该文发表在乔治斯·古尔维奇和威尔伯特·E.穆尔主编的《20世纪的社会学》（并且作为本书的第一章重印——编者）。由于群体成员和非成员的认知取向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我需要参照一下我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