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城市发展：机遇、挑战和对策

8　消费时代城市发展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事实上，人们对“消费文化”还存在着较多的认识误区，尤其容易与“消费主义（文化）”混为一谈（详见第2章）。目前，社会上对现代消费文化，尤其是消费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源的浪费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导致了享乐主义和精神的颓废，富裕与平等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实现，文化艺术堕落成为商业化的符号，文化符号对人的控制与异化作用，等等。这也许是消费文化的弊端，但是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积极的一面同样也不能忽视。因此可以说，消费文化带来的是利弊并存，机遇与挑战共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辩证的角度来考量消费文化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影响：既要强化和引导消费文化的正面效应，通过合理有效地挖掘和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资本来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又要把握住当前中国发展的现实与特殊性，理性地批判城市空间发展中存在的种种消费主义现象。

8.1　面对发展机遇的展望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消费文化是从价值诉求、审美取向、时空体验、社会分化四个方面对中国当代城市空间产生影响的，在五种新型机制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的发展无疑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图8－1）。

图8－1　消费时代城市空间面临的新发展机遇

第一，消费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视野，在相对宽松的社会背景下，在差异机制的驱动下，有助于城市空间的发展摆脱“千城一面”的窘境，有助于规划、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消费文化的审美观具有向日常生活学习的特点，这无疑有利于破除各种文化之间的壁垒，打破旧有的学科之间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线，从而拓展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的视野，消除功能与形式、结构与装饰、客体与主体、理性与感性等传统的二元对立，使其走向多元融合与开放。

第二，根据物质消费向体验消费发展的趋势，在空间视效机制与体验机制的驱动下，对空间客体及其规律的探询将转向对空间为主体带来的感官刺激、情感体验的研究和开发，对功能与实用的思考转向创造空间形式与情境的表达，并促进城市空间从冰冷的构筑物向更具人性化或戏剧化的场所的转变。这无疑将有利于设计理念的更新，并促进规划与设计方法的优化。

第三，空间的认同消费机制告诉我们，城市空间与人们的消费趣味、身份地位和自我价值密切相关，因此，城市空间绝不是均质化的抽象空间，未来在城市空间的布局和建筑设计中必将更多地考虑相应人群，特别是各种消费群体的喜好和习惯。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将为大众的创造性空间消费（自由选择亚文化群体及其空间）提供契机，并有可能强化公众参与的力度，在城市空间实践中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为城市空间带来民主和活力。

第四，在时尚更替的驱动下，为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城市空间从类型到业态、从功能到形式、从理论到技术的创新将持续不断。特别是功能业态的混合、空间的再利用、媒体化表皮以及虚拟影像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将有可能在较少消耗物质资源的基础上使得空间与建筑跟上时尚变换的潮流。此外，如果强化大众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将可能促进符合中国国情、反映地方特色的时尚性空间的生产和消费。

最后，符号消费学向我们揭示了文化符号的巨大价值，因此，必须要强化城市中的空间或城市本身所拥有的独特的健康的符号意义。由于其稀缺性和独有性，它们是城市无价的无形资产，特别是在都市旅游中，通过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转化，这些符号商品将为城市带来极大的效益。

总之，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当代城市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将从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转向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从空间的使用价值转向空间的符号价值，即从空间功能上的使用转向情感上的体验与认同。在生产方面，符号性空间商品的生产，尤其是设计与建设中对建筑形式和空间体验以及媒体特征的注重，将有助于空间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并有可能改变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基础上的物质空间的增长方式；在消费方面，空间消费的内涵由简单的使用拓展到购买、光顾、游玩、观赏以及体验等方面，将强化空间的情感色彩、社会属性与媒介作用，将有助于城市空间人性化和情感化的发展，有助于规划与设计方法的拓展，并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空间实践的机会。

8.2　消费文化语境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

西方发达国家步入消费社会以及以大众消费和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文化在社会中的兴起是社会连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自发性和延续性的特点。而中国由于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新型消费文化从形成到兴起是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冲击分不开的，中国的消费文化总体上具有超前性和移植性，在地域分布和发展阶段上呈现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因此，在中国特色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当代城市发展状况比西方更具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图8－2）。

第一，从发展目标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重点仍在于空间的物质性和感官表达。在西方成熟的消费社会中，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城市空间发展的重点已由空间客体转向了城市

图8－2　消费文化语境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

的非物质要素，如地方文化与特色、城市象征体系、社会公平、居民对城市的感受和体验等。视觉刺激、情感体验、身份和地位认同等符号性意义已成为空间商品生产—消费的主题。在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代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仍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物质性空间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依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技术和观念上的相对落后，城市空间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建设规模和速度以及对空间和建筑形式的片面追求，而对空间文化、技术等方面关注较 少。形象工程、奇观建筑、新城、新中心、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等仍然是衡量城市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准。但是，近些年来，发达地区城市的符号性空间消费正在兴起并不断扩张，从政府、开发商、设计师到大众已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城市的非物质要素和符号意义的重要性，城市发展的重点也开始由物质向非物质，从功能和形式向体验和社会认同等方面转变。体验性场所的兴起，城市空间社会性的区隔与认同，城市特质空间的复兴，城市特色和品牌的挖掘和宣传，地方传统民俗和节庆的恢复等等已逐渐成为常见的城市热点。

第二，从发展深度来看，中国城市空间消费化的发展态势具有表象性。西方城市发展与消费活动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抵制再到适应和融合的过程。特别是，欧洲城市认同与消费冲突融合的发展，说明欧洲的城市发展并不是盲目地受消费文化的影响，而是不断反思，扬长避短地利用消费文化来发展城市，并求得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平衡。而中国在急迫的发展心态下，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远远超过社会的其他方面，对消费文化的反思没有西方那样深刻，也没有过多地关注消费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只要对推动城市化、加快现代化步伐有利的商品和符号就抱着接纳的态度。因此，西方许多前卫或时髦的空间类型和形式，通过模仿和复制纷纷进入中国，而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深层意义被消解掉了，只是成为城市不断进步的简单标志。而与此同时，城市本身的地方文化和特色在这些舶来品的冲击下逐渐消散掉。

第三，从发展意义来看，消费化的中国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尚缺乏主动性和超越性。在西方，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具有对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反思，具有反对权威，挑战精英主义，提倡个性、自由、平民主义的社会意义。如今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素材被纳入了中国城市空间之中，这无疑具有促进社会民主与平等的作用。但是，由于大众自觉意识不高，加上体制等方面的限制，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公众的影响力较小，大部分消费者尚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空间商品的生产和审美趣味的引导仍主要依靠生产者的制造和大众媒介的传播，是作为艺术文化精英的建筑师、作为经济精英的开发商和作为社会精英的城市管理者合作的结果。但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多元和开放，大众对城市中空间和建筑越发关心起来，其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无疑将促进公众对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参与热情，提升大众的民主与公平意识。

第四，从发展结果来看，中国城市空间发展带有消费主义的色彩。西方城市的发展已从重“量”向重“质”转变、从物质向文化转变、从短期效益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如何有效地提高现有的物质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如何发挥城市的符号体系和文化创新的价值，如何有效促进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成为西方城市发展所关注的重点。而中国由于缺乏集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再加上“好面子、好攀比、讲排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中消费主义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土地浪费、重复建设、不节能、不环保等问题。从疯狂圈地的开发区到工业区的遍地开花，从以追求标志性高层建筑、行政中心、广场、文化中心等“高大全”城市形象工程到购物中心、超市等由于重复建设所引起的恶性竞争，从日益普遍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到商品房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可以看出盲目消费、超前消费、奢侈消费等观念已经影响到了城市的管理、规划与建设。

8.3　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背景下，消费文化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和弊端，并对规划与建设的目标与价值观、地方文化、城市景观、城市公共活动、城市体验、规划设计市场、空间消费者等几方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进而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城市健康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负面的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关注和批判。

8.3.1　是需求还是欲望？——城市规划与建设目标和价值观的偏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正逐渐步入“小康”时代，消费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的消费心理中更多地融入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生活品位的追求与象征表达。正是在这种消费心理的驱使下，许多市政府和企业也已认识到城市的符号价值——城市文化、城市特色、城市形象的建设与宣传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部分城市规划管理者为了满足其欲望的消费，在急于出“政绩”的虚荣心的推波助澜下，在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出现了脱离实际国情，盲目追求高标准、高档次，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现象（图8－3），“高大全”、“国际化”、“世界领先”、“50年不落后”成

图8－3　形象政绩工程———安徽淮南的体育中心规划设计方案

为规划建设的目标。这些导致了很多不良倾向的出现，“城市规模随意扩大，大搞标志性建筑物，办公楼越建越大，摩天大楼越盖越高，马路越修越宽，草坪越铺越大，大拆大建等现象”^[1]。同时，再加上盲目跟风、相互攀比的心态作用下，广场、行政中心、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大学城、CBD、历史街区复兴、滨水区改造等等出现在各地城市中，蔚然成风，这些建设热潮中有多少是出自城市现实发展的需要呢？其实许多只是虚荣欲望的结果，造成的是空间之间的恶性竞争、土地与资源的浪费和低效无序的发展。

而中国现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如何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如何集约使用土地和资源，如何优化城市空间与产业结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所出现的贪图虚荣、超前消费和奢侈浪费的现象无疑有悖于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因为这些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还在于混淆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与消费主义欲望之间的区别，未能搞清城市的规划和建设首先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规划和建设不能仅仅满足高官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欲望，而是应该以社会大众的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我国现有体制上的限制，政府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职权尚未理清，忽视市场规律和科学技术支撑的长官意识依然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这难免会制约城市走扬长避短的错位发展道路，从而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和无序发展。

8.3.2　是地方还是全球？——城市地方与传统特色面临的丧失威胁

由于消费文化的传播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库哈斯担忧地认为，全球化肢解了一些地区传统城市的既有地域认同感，而新的文化认同尚未建立——依靠快感化、符号化、均质化的处于主流地位的商业文化很难建立起有地域特色的新文化体系^[2]。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去传统化”、“求新求洋”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主旋律。城市建筑“一味追求用高档材料，套用西方建筑师的新手法，以西方建筑为现代的样板来创作所谓的现代化建筑，另一方面又崇尚古典欧式的建筑风格，这体现出西方强势建筑文化在我国建筑创作中的支配权”^[3]。城市的传统格局、历史地段与建筑、空间尺度、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冲击，城市的地方与传统特色正在丧失。

事实上，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城市混杂化的景观不仅是全球化与地方文化的碰撞与互补的结果，也反映出普适性的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实践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在全球性消费文化的均质化作用下，存在着地方传统特征、消费行为以及其他地方文化活动被削弱甚至被去除的趋势。机场、购物中心、主题乐园等消费功能强大、超越地方、压缩时空的“非空间”在城市中不断出现，相应地，反映传统文化、蕴含地域特征的城市空间在日益减少。在这一背景下，地方与传统特色的稀缺性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在消费文化逻辑下，这些稀缺性空间也势必将成为商品。消费景观的设计大师捷得及其事务所一方面极力倡导全球文化的融合，强调将分散的文化转换为“我们”统一的文化^[4]，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否定地方或传统文化，相反他们从这些文化和历史景观中汲取灵感，提取元素，通过商业化的设计和包装手段并戏剧化地夸大，形成了一系列炫目的体验型商业景观。不管他们的设计是否存在“虚假”、“艳俗”、“商业化”等弊端，他们的一些作品至少在表面上将全球性的消费文化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图8－4）。如今这种思路已经融入城市发展之中，在欧美从内城复兴到文化规划，都是地方对抗全球均质化的反应。近些年来，地方文化和蕴含这些特质的空间场所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千城一面”的“均质化”现象，另一方面是以“夫子庙”、“新天地”、“798”艺术区、环城河滨水空间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地段的重建或复兴（图8－5）。安东尼·奥罗姆与陈向明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全球与地方更加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带来了地方文化景观在社会文化的重建。这种重建又以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同地方传统文化的反映相结合为特征。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将会继续成为扩张性西方广告和市场营销的竞技场，但是，这些城市并不是进口物质文明的被动接受者。更重要的是，地方文化景观常常在不断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过程中实现重组”^[5]。然而，我国现阶段在追求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战略驱动下，“均质化”的力量尚远远大于“地方化”，如何有效抑制地方与传统特色的丧失仍是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图8－4　捷得设计的美国圣迭戈霍顿广场——对城市文脉的商业化回应

图8－5　均质化与地方化的冲突与融合

8.3.3　是丰富还是混杂？——城市整体景象呈现碎片化和平面化

消费文化突破了现代主义理性与秩序的禁锢，极大地拓宽规划设计的思路，使得空间的生产变得更加自由和丰富。今天的社会对于城市空间有着更加宽泛的包容度，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存在都可能具有价值，统一与混乱、理性与感性、高雅与世俗、现代与传统、中与洋、美与丑可以并存。虽然这种宽容带来了多元化的都市景观，但也难免鱼龙混杂，许多庸俗的、低俗的空间与建筑也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在差异机制的驱动下，过度追求差异和变化，导致了个性化空间和建筑过多，这就增加了个性泛滥的机会，反而从整体上使得城市丧失了个性。库哈斯认为，在现有的城市中，代表消费欲望的个性化的新建筑都是见缝插针地不断出现，它们割裂了城市的整体形象。现实的城市已经背离了传统城市的形态或现代主义的理性城市，它已经变成了无数零碎的、不确定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不美的、多元的细节^[6]。虽然如此，库哈斯坚持认为，建筑师应服从城市的现实，只能不断的创造新奇的形式来领引时尚，才能满足城市更新的需求及大众的消费愿望。但是，一方面，缺乏特色的普通城市需要奇观建筑；另一方面，过多的奇观建筑是普通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这正是消费社会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尴尬。

此外，图像和拟像消费的兴起，对空间与建筑的深度思考和审美已经让位于肤浅快感式的视觉刺激。片面追求形式、追求视觉震撼，城市成为了奇观竞相上演的舞台，甚至成为了可以快速阅读的缺乏深度的图像。目前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强烈的身份焦虑下，通过追求高数量、大规模、大尺度和高速度，追求新奇和震撼的建筑景观，快速地制造着差异和个性，城市日趋多元和复杂化。但是综合来看，城市的景象在局部区域趋向个性化和多样性，而在整体层面则趋向无个性化和碎片化（图8－6），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意义和深度被消解了，而表面化的视觉刺激成为人们感知城市的重要特点。

图8－6　沈阳——局部个性化与整体碎片化的并存

8.3.4　是公共还是私有？——城市公共空间的日趋商业化和私有化

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消费空间及其活动在城市空间中多方位的渗透，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各种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进程。齐格蒙特·鲍曼指出，进入消费社会后城市传统公共空间在萎缩并被消费场所所取代，它们似乎越来越需要被披上“文化”的符号进入商业运作的领域，才能生存与延续^[7]。库哈斯认为，购物活动渐渐渗透并侵占了公共空间，销售业渗透在城市概念里，城市已很难与购物行为分开。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商业集团不但越来越多地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新建和改造过程中，而且通过提供建设资金等形式，从而获得部分空间的产权或经营权。而且他们通过雇用清洁工和保安、增设监控设施、组织流线、制定行为规范等方式，承担起了公共空间管理者的角色。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正在被私有化。另一方面，不但各种消费空间是现代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甚至酒店、办公商务大楼等，也通过设置广场、绿地、中庭、园林等相对开放和开敞的空间，为人们提供象征性的可以自由活动和交往的“公共空间”（图8－7）。有人认为，各种私营的空间已承担了越来越多公共活动的功能，而传统的社会公共活动却在冲击下消散而去。由此，许多学者都在为城市公共空间在整体上和物质上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私有化进程的威胁而感到担忧。

图8－7　商业和私有空间中象征性的“公共空间”

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认为，由于公共空间的商业化与私有化，当今的城市公共空间看起来逐渐被划分为各个特定的部分，只是欢迎特定的群体，而排斥“多余的”或是“不受欢迎的”造访者（例如流浪汉、衣冠不整的人、社会底层人群）。这主要表现在私有机构或单一特征群体对公共空间，如公园、建筑物门廊以及购物中心等的侵占^[8]。许多公园和建筑中庭按社会中上层的需求在安全、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改造，强调透明的视野，成为“可防御的空间”，来客被无声无息地过滤，即不受欢迎的个体或群体会被排除出去。如今购物中心功能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大有替代城市的趋势，但是这些空间内发生的大部分公共活动是建立在花钱消费的基础上，无钱消费的社会底层人群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外了。此外，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Holly　Whyte）认为，购物中心等现代消费空间“摒弃了真正的市中心的许多活动。它们不欢迎——确实是这样——也不能容忍争论、政治性演讲、发放宣传单、即兴表演、意外事件或是怪异的言行，不论这些行为有无害处”^[9]。美国城市研究学者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则激进地称这些商业化与私有化的公共空间为“假公共空间”，因为公园、购物中心、建筑中庭等空间通过严密的监控功能，将公众参与这一概念缩小到令人放心的消费层次上，从而减少了人群和活动的多样性的自由度。

目前的欧美，在文化或商业上有利可图的地区的私有化倾向可以用BID（商业发展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现象来深入说明。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图8－8），然后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到1997年，全美已有1　200多个BID活跃在各地，慢慢地它开始扩散到欧洲、加勒比海沿岸、澳大利亚以及南非。BID的原则包括：“允许商业区中的企业主和财产拥有人主动交税，以维护和改良公共区域，并将这些区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0]从BID的原则中可以看出，公众必须遵守私人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公众的部分自由和利益难免要受到影响。

图8－8　典型的BID——纽约布赖恩特公园（Bryant　Park）

当前，一方面，新型消费空间在中国社会成为重要的社交场所，一定程度上具有“市民广场”的功能；另一方面，同样面临着公共空间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进程，确实也出现了无法兼顾公平、自由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使得空间的使用和消费上也出现了空间的分化和区隔。高档居住社区和消费空间将低收入阶层拒之门外的现象比比皆是。再加上，前些年“产业化”和“社会化”的浪潮中，一些属于“公共资源”和应该为大众免费服务的空间被私营化和商业化。例如，许多区级文化中心变成了需要收费的娱乐消费场所（包括录像厅、歌舞厅、健身中心、培训中心、餐厅等），变成了某些人赢利的工具，这无疑损害了公众的权益。从这点看，消费文化确实对中国社会公共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8.3.5　是真实还是虚拟？——拟像符号消费对城市真实性的冲击

消费社会在体验消费的驱动下，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拟像场景，使得虚拟和真实很难分辨。在居伊·德波看来，“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景观的生成、变换和销售已成为操纵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景观入迷而丧失自我。而波德里亚则认为拟像是建立在符号系统之上的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商品的认知已不再能够按照真实的原物来判断，而是通过符码的组合及其所形成的拟像来进行判断；由于它比真实还要真实，已成为消费社会人们认知、解读世界的重要对象。两位学者都对符号、拟像进行批判，认为它加剧人类的异化，即大众被符号和拟像所控制。因为，在拟像符号的操纵下，消费不再是人自身能动的需求，而更多地是被景观或拟像所激发的欲求，在超真实的拟像背后，商品的真实社会生产关系和历史文化信息被掩盖和篡改了。例如，主题乐园以及“新天地”等消费型历史街区，通过场景的差异化体验极大地激起了消费者的消费激情，人们在享受感官刺激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快感时，真实的日常生活和该场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则被抛至脑后了。时空分离的体验将人们对城市的真切认知弱化成虚拟化的符号消费，将空间场所所象征的符号意义从城市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脱离出来。

由于对拟像的简单化、低水平地追求，中国出现了刻意追求复古，大量建造仿古建筑，甚至拆除陈旧的历史建筑或街区代之以干净漂亮的“假古董”等现象，这些无疑已对城市文化多样性和真实性产生消极的影响。近些年，城市历史地段和工业遗存区的复兴改造和功能置换，一定程度上保留住了城市发展的印记和文脉，起码在空间物质要素方面是这样。但是，在这些空间中，留下的只是“形似”的空壳子，而其内部真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则被购物、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所取代，真实的空间被看上去真实的虚拟化场景所替代。古镇周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通过十多年的保护与利用，大部分建筑保留了下来，但是原有的居民逐渐被外来的商铺经营者所替代，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已被现代化的商业旅游活动所取代。虽然在游客眼中周庄仍是体验江南水乡风情的好去处，但是其文化上的原真性不可挽回地消散而去（图8－9）。如今，欧洲已认识到，仅仅提供拟像的场景，是不能保证地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物质空间固然重要，而空间之中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传统更加重要。在各城市制定的文化规划中，有意识地注重了对生活在历史地段的人群的关注，规划并不鼓励他们简单地迁出，而是通过适当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出台扶持政策等方式，以维持空间原有的人群及其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生活在这些空间中的低收入阶层仍然受到了中产阶级入侵的威胁。

图8－9　过分商业化与旅游化的周庄——地方文化原真性的消散

不管怎样，符号和拟像的消费，改变了人们对城市感知的方式，时空分离的超真实体验模糊了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差别。在消费拟像场景带来的体验快感时，城市中真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冲击和威胁。

8.3.6　是创作还是炒作？——规划设计市场的业主化和品牌化

随着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市场化，对业主的服务意识的增强，促使此行业有逐渐发展成为服务性行业的趋势，专业设计人员（包括规划师、建筑师以及其他相关设计人员）的价值观也更加多元化。规划设计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对公益的维护意识也相应的受到了冲击。一方面，在商品大潮和市场环境中，设计人员从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进行设计并谋求自身的利益成为必然，否则将难以在行业中立足和生存下去。因此一些设计师为了维护业主和自身的利益，放弃了应有的道德与责任，成为损害公众利益并实现开发商利益最大化的帮凶。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引导城市发展、吸引投资、增加税收、获得政绩等目的，雇用或委托专业设计人员进行规划与设计，从而为城市规划和相关政策的推行提供技术上支撑。迈克尔·迪尔（Michael　J.Dear）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师只扮演着一种促进者或推进器的角色，为了使政府和市民社会欲意在创造环境过程中的行为得以贴上‘合理’的标签，规划师的实践特征——已深深地演变为政府的工具，已愈加服务于私人企业在房地产开发当中的利润增长”^[11]。在这一过程，一些设计师的成果成为对大众宣传和炒作的重要内容，其经济可行性和科学依据甚至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宣传的口号是否响亮和炒作的噱头是否吸引人。

此外，市场化背景下，规划设计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既然是消费品，那么注重设计者的品牌等符号消费成为必然。在竞争激烈的设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广告宣传成为设计师获取知名度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在媒体的宣传甚至炒作的帮助之下，国内外明星设计师频繁曝光，甚至成为可消费的符号，委托的设计项目也源源不断。明星设计师的名字就是商品的品牌，使得他们规划设计的作品有了更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例如，国内外奢侈品牌的旗舰店往往邀请明星建筑师进行设计，就是考虑了明星建筑师的商业符号价值，成为宣传奢侈品牌、向消费者传递时尚诱惑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今，明星设计师与媒体的炒作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图8－10），在包装、宣传、炒作等一系列商业化的运作下，一批国内外的明星建筑师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筑创作和空间实验，媒体化的事件提升了明星建筑师和项目本身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规划设计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在崇洋消费心理的作用下，“洋规划设计”、明星“洋设计师”似乎成了我们在城市规划中的消费品质保障的符号象征。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样做是否合适，其中不乏倒卖、炒卖规划设计的行为。因此，开放的规划设计市场需要境外规划设计力量的加盟，同时也需要国内规划界冷静的意识和规范的管理^[12]。总之，规划设计市场中出现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与品牌炒作现象，主要反映出在消费文化冲击下，设计道德的缺失以及对明星品牌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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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在明星建筑师创作与媒体炒作的结合下成为旅游景点

8.3.7　是自主还是异化？——城市居民成为被动的空间消费者

不可否认，追求经济效益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莫勒奇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城市是增长机器”的理论。他认为，城市的本质和基本目标就是增长，否则城市就会被房地产开发商抛弃。这是由城市中许多不同团体共同设定的：房地产部门、食利阶层、地方政府、政府官员以及当地媒体——共同组成了“增长的联合体”^[13]。在消费社会后，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更是成为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工具。在房地产市场，拥有资金的开发商们通过向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制造出大规模的空间与房产商品，并通过与政府、设计师、媒体等的结盟，强化空间符号的运作与生产，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并制造持续更替的商品时尚，其动机更多是对利润创造的追逐。有些学者批评到，普通大众本来就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如今追求视效刺激、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空间符号型消费的兴起，在媒体的鼓动下，消费者更容易被规训成空间符号的“解码者”，而忽视空间的使用价值和真实的消费需求，并按被灌输的消费范式进行空间消费，从而最终落入了开发商的圈套之中。由此，消费者被开发商等所制造的空间符号所操纵，从而加剧了当代大众的异化。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消费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和世俗化的氛围，大众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大众对空间的需求可以引导与刺激市场，从而反馈给生产者。例如，大众化、世俗化的建筑审美趣味，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地反映到了多样化的城市景观之中了。大众在空间消费的过程中，也不完全是被动的，也有自愿、自我决策、自我创造的色彩。例如，消费有助于破除原有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在身份认同机制的驱动下，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与自身趣味相投的亚文化群体及其空间。

目前，在中国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由于公众参与刚刚起步，大众对空间与建筑的知识知之较少。因此，空间消费者在消费时相对被动，消费心态也不成熟，受媒体导向性影响较大（图8－11），容易被“欧陆风情”、“景观洋房”、“尊贵住区”等各种华丽的广告词藻所蒙蔽。虽然，空间消费用趣味和美学的多样选择满足了部分人群对快乐、自由、平等的追求，但是却掩盖不了因收入差距拉大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和不公平。

图8－11　南京某些房地产广告——购房者受到媒体的导向性影响

8.4　应对挑战的策略建议

面对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应从社会背景、发展目标、增长模式、文化策略、公共空间、设计伦理、消费模式等方面进行应对（表8－1）。

表8－1　消费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应对挑战的策略建议

续表8－1

8.4.1　建立健康有序的中国特色消费文化

如今，在消费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代表着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消费主义呈现泛滥的趋势。消费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追求欲望和虚假需求的不断满足，甚至常常超出实际经济能力或压抑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去追求心理上或观念上的消费。在资源日益紧缺、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这一价值观无疑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消费主义也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热点问题。

那么如何克服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呢？首先，应转变粗放浪费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学者艾伦·杜宁（Alan　Durning）认为必须打破“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为了使经济的发展向环境可持续的方向转化，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各产业的发展向低消耗的方向转化，特别是产品的价格要能反映它们的环境代价^[14]。其次，应改变消费至上的价值观。社会应培育提倡一种不再以物质上的成功，而是以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休闲作为衡量生活准则的文化。日本社会学家见田宗介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消费概念的明确化，消费的本来含义是指一种对生命的充溢和喜悦的直接追求，因此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社会应摆脱虚假的“消费造势”，而建立在一种以“活着的喜悦”作为需求的基础之上^[15]。郑红娥也认为，“最关键的是这种消费文化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过程或工作基础上的文化，即不是作为逃避生产或工作场所的枯燥、训诫而出现的消费文化，这就要求使消费具有生产的性质和特征。要求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的生产性质，即在消费的视域中，研究消费对完善个性，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作用”^[16]。也有学者提倡简静的生活态度来对抗物欲享受，即强调在具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之后，应重视精神消费，提升生活品位，崇尚追求精神、贴近自然的简静生活方式。第三，提倡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学者认为个体在消费社会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符号吸纳者和盲从者，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崛起，个体更加明显地成为了现实社会积极、主动的建构者和创造者，从而在创造性消费的过程中走出消费社会的困境。第四，还有些学者主张对消费社会采取颠覆性变革或要求以另一种符号体系代替现有的符号体系。主要以波德里亚为代表，他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因此，只有通过激进的革命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来打破这个完全异化的世界^[17]。这种颠覆性变革的思路无疑过于理想化和激进。

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观念，其核心是勤俭节约的节制性消费观念，这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不发达、物质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然而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社会上的一些人又被不断增长的物欲所利诱和蒙蔽，从而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如今，面临着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种种危机，迫切需要全社会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消费文化。国内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建议，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论，但总的说来有以下五方面的建议。首先应继承发扬传统美德，通过道德约束力来对抗消费主义的冲击。继续提倡勤劳致富，反对过度追求享乐；继续提倡对精神境界的追求，鼓励通过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来获得幸福感。其次，树立生态适度性的消费文化观。认清中国能源、土地等资源紧缺的现实，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倡适度性消费。既反对禁欲式消费观，也反对炫富纵欲色彩的铺张浪费式消费观。强调增减结合、质量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协调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消费文化精神。继续发挥新型消费文化在中国全面转型中对个体解放的积极作用，强化社会公平和民主，促进个体在个性化消费过程中对社会的积极建构作用。第四，调整优化消费结构。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人口素质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并通过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五，重视对社会大众的消费教育。特别是加强对大众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借助媒体的力量在全社会宣扬和普及健康合理的消费知识和观念，并强化消费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总之，在全社会提倡健康有序的消费文化是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8.4.2　确立合理的空间生产—消费的目标

目前，我国的主要发展任务还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必须确立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空间生产—消费目标，即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必须首要满足社会大众的空间消费需求，而不能仅仅满足高官集团、利益集团和新富阶层的消费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超前消费和奢侈浪费。其次，在追求“城市增长”的同时，应兼顾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在城市社会方面，既要满足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又要在城市快速发展中充分关注社会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和生活保障。构建多层次、综合化的消费空间，加强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居住社区各种配套设施、开放性公园广场与文化设施等公益性空间的建设，防止城市稀缺空间资源（例如山水景观等）被特权和中高阶层所占据，通过以上措施将有效促进全社会在空间消费上的公平。在城市文化方面，应重视城市地方文化与传统的延续。不但注重承载城市历史文化地段、街区、建构筑物的保护与利用，而且还应注重城市空间所蕴含的形象与特色、感觉与期待、生活方式等符号意义的延续和认同。因为随着城市及其空间的符号价值消费的兴起，文化符号意义已成为城市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的重要领域。

8.4.3　改变城市空间低效浪费的增长模式

为了更好地避免重复建设、低效发展等现象的出现，应改变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即改变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基础上的物质空间增长方式。首先，城市空间在发展中应将人们对物质空间的消费欲望更多地引向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非物质消费上。这样可以将城市从盲目追求“高大全”的低效浪费式发展中解脱出来，从“量的提高”向“质的提高”转变。其次，强化影像虚拟技术的应用，这将相应地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费，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赫佐格和德穆隆、让·努维尔、伊东丰雄等建筑师从视觉和图像消费机制出发并以机智的策略加以转化，借助光电技术、影像虚拟技术强调建筑表皮的媒体化，强调表皮的可变性以及与周边环境和大众的互动性——建筑成为可以不断“变装”的都市时尚传感器，从而适应了消费社会追求新奇且短暂易变的消费需求，而不必通过新建筑的不断建设来满足这种需求。此外，虚拟三维技术在网络世界和休闲娱乐中广泛的应用，缓解了大众对物质性体验空间——拟像场所日益增长的需求。例如，谷歌公司（google）推出的“在线旅游”业务，利用虚拟三维技术将世界名胜（例如古罗马城等）进行了虚拟再现，人们可以在线进行观光游览。这种策略无疑值得我们借鉴。第三，通过对历史地段、旧有建筑的功能置换和复兴改造，以实现已有空间的再利用。这将防止大拆大建带来的不稳定感和陌生感，实现城市的集约发展，而且有利于强化城市的符号系统，延续城市的记忆和文脉。

8.4.4　重视城市空间符号与文化发展策略

如今在符号消费的影响下，文化或符号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沙朗·佐京认为，“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质改革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也不是划分社会角色的纯符号性范畴。相反，文化符号具有物质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当城市不再那么依赖传统的生产资源和技术时，文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18]。西方国家进入消费社会之后，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在城市的物质要素与符号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注意力从生产及其空间上集中到了消费、自然和潜在的都市文化、多样化和创新性以及代表这些属性的空间上。与生活方式和旅游有关的都市特性和都市体验，成为新服务经济的主要中心”^[19]。在激烈的城市竞争压力下，城市按照商品的逻辑开始运转，人们对城市符号价值也越发地重视起来。由于城市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消费文化的逻辑被转化成经济资本^[20]，空间符号与文化的消费成为刺激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以发展都市旅游与文化产业、建设城市特性和象征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发展策略和文化规划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其核心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及其空间的符号价值的生产与消费。克劳兹·昆斯曼认为，在城市去工业化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策略可以打造城市的形象，提升城市的认同度和可识别性，促进城市空间的发展，增强城市文化娱乐功能，激发城市的创新性，也能够支持经济的发展并能创造就业途径^[21]。

因此，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结合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注重文化发展策略的应用。首先，大力扶持与促进文化产业和大型的文化机构的发展，并扶持和鼓励文化与艺术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创业和创作活动。这样不但能够提高城市的艺术文化品位和形象，而且通过他们对城市文化商品的生产和营销，“伟大的艺术品成为公众的财富、旅游者的胜地和公共文化的再现，艺术品和博物馆本身已成为城市的象征经济的符号”^[22]。其次，强调城市的历史性建筑或区域以及风景的美学或历史价值的保护与利用。包括“都市复兴、创建社区、都市景色的恢复和历史的复原，对修饰、装饰品和点缀的迷恋”^[23]。与大兴土木的城市改造战略相比，这种历史保护的文化战略不但提升了旅游收入和地产价格上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而且满足了老百姓减缓城市变化速度的要求，也有助于延续城市的地方特征。最后，通过创建生动的拟像景观，将幻想中的、历史中的、社区生活中的场景和生活表演出来，从而满足日益兴起的空间体验式消费。如主题乐园、历史街区、网络虚拟世界等等。近几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真性也具有稀缺价值，越真实就越具有经济价值。因此，在创造拟像景观时，对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的原真性进行保护和反映已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举措。以上三种策略共同的重点在于建造一个整合旅游、消费和文化生活的“文化型”空间，制造一个充满文化格调和特色的城市形象，通过增加人们的认同度和提升城市的符号价值，从而吸引了外来的游客与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城市文化产业与休闲服务业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总之，通过文化发展策略强化城市文化和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既可以建立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的渠道，也可以提供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

8.4.5　构建开放、多层次的城市集体空间

城市中消费空间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的公共活动及其空间受到了冲击，城市公共空间也呈现日趋明显的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态势。然而公共和私有空间之间的差别和划定自古以来就并不清晰严谨。历史上的一些城市中人们聚集的场所，例如商店、酒吧、茶馆、体育场所等，虽然它们由于是被私人所拥有的而在某些方面比较排外，但却一直都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舞台。西班牙城市学家曼努埃尔·德索拉－马拉勒斯（Manuel　de　Solá－Marales）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集体空间”的概念。他认为“集体空间（作为一种公共财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既大于公共空间又小于公共空间。一个城市的宝贵资源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有关建筑艺术的、城市生活的还是涉及城市总体形象的，都属于集体空间，属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展现并存入记忆之中的空间。而且，或许这样的空间越来越显得既不公共化又不私人化，实际是同时兼有二者的特色：它们可以是用作私人活动的公共空间，也可以是允许集体使用的私人空间……公共和私人这两种范畴已经消失，不再够用”^[24]。英国规划学者克里斯·韦伯斯特（Chris　Webster）则认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大多是一种可供集体消费的稀缺商品，它们并非经济学课本虚拟的“公共物品”或规划理论中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它们往往被特定的个人和团体通过“小公共”（small　publics）的方式进行消费^[25]，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很少存在。

那么如何解决公共活动及其空间受到威胁这一问题呢？马拉勒斯认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强化私有和封闭的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给这些空间加上一些城市和公共的特色，从而使它们最终也能够转变为公众服务的集体遗产的一部分^[26]。这一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其实关键问题不是私有或公有的问题，而是空间是否能为公众集体服务。国内学者李程骅就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缺乏市民交往场所的情况下，购物中心等新消费空间由于其相对开放自由的特点，实际上起到了新型的“市民广场”的作用，起到扩展了新的“市民社会”空间的作用，比大而无当、只供观赏的政绩广场更具有活力^[27]。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发展中为了鼓励公共活动的发生并避免社会公正、自由受到威胁，最主要的是建构一个能够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需求的开放的、多层次的“集体空间”。首先应保障公益性空间不受私人商业利益的侵袭。提倡城市级公园、广场、文化中心、博物馆等空间场所的免费自由开放制度；保证居住社区和基层社区的绿地、文化、教育、商业、福利等配套设施和场所的完善和不可侵占。其次，鼓励新型消费空间综合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鼓励它们提供能够进行社会交往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场所。如今一些新型的大型购物中心（例如南京龙江的新城市广场）正在模仿城市的结构和功能，通过多种业态、多种功能、多种档次的综合化模式，以及室内外融合的广场、商业街或园林等空间的设置，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和趣味群体提供适合的消费和交往空间，甚至将为居住社区服务的功能也整合了进来。最后，还要坚持各种集体空间的公益性和人性化特征，为大众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自由，反对以业主利益或少数阶层利益来取代公众利益。空间的设计和建造还要符合大众使用或消费行为的需要，贴近人的尺度和感受，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反对为追求形象和政绩而产生的大而不当、不便使用的摆设型“公共空间”。

8.4.6　倡导公平公正、可持续的设计伦理

“设计伦理”的概念最早是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提出的，主要的关注点是设计产品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设计产品不能只考虑商业的利益，更要考虑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弱势人群的影响等。如今规划设计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设计师道德伦理的缺失，由于规划设计的不当和失误而出现的大拆大建和大规模圈地、工业开发区的重复建设、城市自然山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和空气的污染、历史街区的拆除、城市绿地的侵占、损害居住者的阳光权等等现象，已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中突出的矛盾。这些无疑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地方文化传统的割裂，以及公众利益的损害。虽然这些问题和矛盾可能并不是设计师一手造成的，但至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古到今，规划设计作为设计艺术的一种不仅仅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工具，它更具有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传播健康精神文化的功能。因此，在消费主义日益泛滥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合乎时代性的健康合理的设计伦理来进行指导。在规划设计业主化、品牌化的趋势中，应秉持“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大力倡导公平公正、可持续的设计伦理。首先，设计师应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集约高效的城市空间设计思路。其次，设计师应坚决保护城市自然环境，维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第三，设计师应强化对社会公益的维护意识，增加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弱势人群的关注，倡导健康文明的价值观。最后，设计师还应继续坚持精神救赎和艺术创新的设计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规划设计由精神救赎向消费娱乐、由艺术创作向机械复制的彻底堕落。总之，在中国热火朝天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市场中，大力倡导公平公正、可持续的设计伦理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在发展中陷入消费主义的欲望陷阱之中。

8.4.7　强化公众参与，培育创造性消费者

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公众参与意识正在逐渐增强，规划公示等制度已经逐渐普及开来。但是，公众参与的程度仍停留在形式化的表象运作阶段，还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可以说，大部分消费者仍处在被动的地位。因此，为了避免大众成为被规训的消费者，为了避免跟风式盲目消费的出现，应加强城市空间实践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互动，构建合理的公众参与组织形式，将公众参与由“受约束的阶段”转向“互动合作的阶段”，并提高公众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关注度，普及相关专业知识。从而使空间消费者从被动选择走向积极挑选和认同化消费。如今，各种新部落的出现，使得建立在消费趣味基础上的空间认同消费逐渐兴起，这些消费者打破了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壁垒，注重个性释放和自我身份的建构，其创造性的消费为城市空间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从消费认同的角度出发，以综合化和个性化相结合的思路，创造大众和各种社会群体各得其所的认同化城市空间。

【注释】

[1]侯全华，胡向东，邱茜.城市规划中的消费现象刍议［J］.规划师，2003（10）：70

[2]荆哲璐.城市消费空间的生与死——《哈佛设计学院购物指南》评述［J］.时代建筑，2005（2）：67

[3]黄杏玲，王宇，颜萍.消费文化中的建筑艺术［J］.建筑学报，2003（4）：44

[4]【意】毛里齐奥·维塔.捷得国际建筑师事务所［M］.曹羽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7

[5]【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6－127

[6]参见Rem　Koolhas，Bruce　Mau.S，M，L，XL［M］.New　York：Monacelli　Press，1995

[7]张京祥，邓化媛.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J］.国际城市规划，2009（1）：44

[8]【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97－98

[9]转引自【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01

[10]转引自【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01－102

[11]迈克尔·迪尔.解构城市规划//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81

[12]侯全华，胡向东，邱茜.城市规划中的消费现象刍议［J］.规划师，2003（10）：71

[13]【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9－52

[14]【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

[15]参见【日】见田宗介.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化社会的现在与未来［M］.耀禄，石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16]郑红娥.消费社会：人类千禧王国的到来还是新一轮困厄的开始［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17

[17]参见郑红娥.消费社会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4）：71

[18]【美】Sharon　Zukin.城市文化［M］.张廷佺，杨东霞，谈瀛洲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61

[19]Deborah　Stevenson.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3－94

[20]【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

[21]参见【德】克劳兹·昆斯曼.创新性、文化与空间规划（之一）［J］.王纺译.北京规划建设，2006（3）：166－171

[22]【美】Sharon　Zukin.城市文化［M］.张廷佺，杨东霞，谈瀛洲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1－12

[23]【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2

[24]转引自【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97

[25]【英】克里斯·韦伯斯特.产权、公共空间和城市设计［J］.张播，李晶晶译.国际城市规划，2008（6）：4

[26]【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97

[27]李程骅.论商业新业态的隐性功能［J］.江海学刊，2006（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