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消费：城市发展新图景

6　消费文化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影响因素解析

图6－1　消费文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消费文化已成为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文化生态语境之一。那它又是如何作用于城市的呢？这正是本章的中心论题。但是，正如阿摩斯·拉普卜特所指出的，由于文化存在着过度宽泛和笼统的问题，要弄清楚它如何作用于建筑与空间，就必须将文化分解成易把握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1]。消费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对它进行解析和论述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因此，本章将借鉴拉普卜特的这一思路，从消费文化对中国城市空间的价值诉求、审美取向、时空体验、社会结构四个方面的影响展开具体的论述，以便相对直观和全面地把握住消费文化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图6－1）。

6.1　当代城市空间价值诉求的转向

6.1.1　消费时代价值诉求的转变

从西方步入消费社会的历程来看，新的消费文化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冲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曾起到重要作用的新教伦理^[2]受到的冲击最大。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精神动力和支持的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的‘宗教冲动力’，已经被一种贪婪的追求最大利益的摄胜性所代表的‘经济冲动力’所替代”^[3]。推崇消费，提倡享乐主义，注重休闲娱乐，强调个性自由等新的价值观逐步瓦解了提倡勤俭节约、努力工作、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等禁欲式的新教伦理道德的基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向全球的扩张成为刺激消费、扩大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消费文化对各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也不例外。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为新时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西方的商品与文化的入侵，不但为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参照体系，而且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更加速了消费文化的本土化发展和成熟。这些必然对传统的价值观造成不小的冲击，“安贫乐道已经被追求财富所替代，知足常乐已经被积极进取、不断追求所替代，勤俭节约也更多地被消费享乐所挑战、所侵蚀”^[4]。总之，中国社会在自身社会文化转型以及西方话语渗透的双重影响下，消费文化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价值观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有别于传统的变化。

1）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

中国长期处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许多正常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中充分挖掘满足感，知足常乐就成为社会的主流心态。这种心态的维持，造就了封闭社会中的老百姓轻视物质享受、安于现状的人生境界。至今，这种价值观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建设的忽视，生产力欠发达的现实造成了社会仍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计划经济与供给制，再加上政治思想上的压力，更造就了畸形和非正常的消费模式，人们许多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甚至不敢去“奢望”。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心，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社会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即由精神优先转变为物质优先。罗宏认为“把握物质优先这一新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色，也就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新举措中蕴涵的文化观念，例如‘个体’、‘私营’、‘致富’、‘市场’、‘竞争’、‘交换’、‘效益’、‘民主’、‘法制’、‘发展’等等，究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体现物质优先的价值诉求”^[5]。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产品的日益丰足，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成为绝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目标。之前被压抑许久的消费欲求被一下激发出来，购买商品成为人们满足物质需求的最直接和最快捷的方式。总体看来，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既充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促进生产力、丰富市场上的各种商品，同时也推动了物质优先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2）休闲、享乐的价值诉求

长久以来，吃苦耐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革命和国家奉献精神的宣传，使得社会上形成了“先工作、后休息”，“重奉献，轻娱乐”的价值观。甚至喝杯咖啡、穿件时髦的衣服，都可能被认为是“享乐主义”而受到鄙视或批判。然而现在，当人们不用因担心生计而拼命工作时，休闲、娱乐、享受已基本得到大众的认可。

在如今市场化的社会中，休闲和娱乐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花钱消费，即购买商品或享受服务。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膨胀，也为人们的闲暇时间的消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逛商场、看电影、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美容健身等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项目。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将取得与工作近乎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尤其商品符号的消费所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促使人们将消费作为实现享乐的重要方式。这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享乐情绪的蔓延。

3）个性、自我的价值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逐渐走向了正常化，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个性压抑与人性扭曲的压力终于得以释放。加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分配制度的转变，政治法制化与民主化的推进，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等经济体制得到认可和发展，住房的商品化，社保与医疗的社会化……这些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往个体对国家、阶级、集体、单位的强烈依赖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也给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个性化的发展空间。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得以转变——从个性和自我的压制转变为对自我和个性的宣扬，从对国家与集体的无私贡献转变为对自我价值的建构与实现。

正像前文所说的，消费尤其是符号的消费，成为人们表达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随着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通过消费满足情感上的各种需求——炫耀财富、表现品位、反映地位——这些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了。与此同时，在大众媒体的助推下，个性、品位、身份象征等也成为了商品进行宣传的重要卖点，“消费适合自己、表达个性、展现自我的商品”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舆论。正像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从宣扬自己的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6]。这样，当代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7]。

4）世俗、生活化的价值诉求

“文革”之后，在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理想主义、革命信仰的热情正

在逐渐消退：从对政治运动的热衷，转变为关注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从对理想主义的崇尚，转变为对现实和世俗的追求；从对宏大崇高的叙事主题的热心，转变为对身边的“小型叙事”和“生活叙事”的关注。再加上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影响，有关终极关怀的价值诉求和满足少数人的高雅文化迅速被边缘化，而“世俗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直观现实。沈杰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文化逻辑，根据国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世俗化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的特征。世俗化的核心内涵是要证明现实关怀的意义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8]。

消费文化作为扩大消费市场的急先锋，它对世俗、生活化的价值观有着极大的涵容性，商品只有符合大众化和流行化的消费需求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向生活学习”成为许多公司与企业设计和生产商品的原则。层出不穷的以方便和贴近生活的新型日用品，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民俗旅游、各种选秀节目、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证明商品在生产与消费中对日常生活与平民生活的日益关注。另外，以天子大酒店的建成、摇滚和嘻哈音乐的流行、“芙蓉姐姐”和“超女”的走红等为代表的现象，说明许多以前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艳俗的、荒诞的、叛逆的甚至反文化的元素，在商品化的包装下，也成为受到大众欢迎的商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世俗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也并不排斥，因为通过市场化和商品化，通过产品、生活方式等的艺术化，特别是体验消费的兴起，过去供少数人欣赏的高雅艺术也可以转化成通俗的符号商品。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师作品和前卫艺术的仿制品装点着大众的家居，前卫画派的作品被印在了廉价的T恤衫上，看场芭蕾或画展成为许多平常百姓的愉悦经历……这些都说明“艺术”不再是精神渴望者的诗意表达，而是大众对于物质满足和新奇体验的快乐诉求。

6.1.2　城市空间的价值诉求

社会的转型、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消费文化的发展，共同对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城市空间作为文化的产物，其价值诉求难免要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并出现了以下转向：从使用到消费与投资，从实用到享受与体验，从单一到个性与多元，从救赎到世俗与娱乐（图6－2）。

图6－2　消费文化语境下城市空间的价值诉求

1）从使用到消费与投资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分房的制度使得城市空间的物质价值并未充分体现，空间的实用性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如今，在物质优先价值观的影响下，城市中的建筑和空间作为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形态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并没有完全消灭贫困和匮乏，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依然是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消费文化价值观所倡导的物质优先观念由于迎合了时代发展的背景，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是深入人心。创造更多、更新的城市和建筑空间是满足大众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随着住房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商品房建设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加之中国人自古就有的“有房才能立业”的观念，近年来，商品房的销售持续走高，购置商品住宅已成为许多家庭最重要的消费支出。与西方租房十分普遍的情况不同，在中国租房一般是由于购买力不足等原因而采取的一种过渡行为，通过购买商品房拥有自己的房产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追求。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收入的积累，购买更大或更高档的商品房是许多家庭的必然选择，商品房成为人生不同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反映。因此，可以说商品房的购买是中国社会追求“小康”生活、追求物质享受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由于房价的逐年攀升，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在居民收入稳步提高、金融和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居民投资理财渠道单一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房产的购置已成为许多人投资的重要渠道，加之房贷等消费模式的出现，更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并形成了“带有全社会性质的住房消费观念，即（1）买房不仅能居住，还能投资，房屋不仅能保值，更能增值；（2）房地产投资有暴利，搞什么都不如搞房地产；（3）租房不如买房；（4）迟买不如早买；（5）买小不如买大。这就是中国近年来住房消费的根本特征。正是在这一消费模式的作用下，住宅消费空前旺盛”^[9]。这种新型的消费观，不但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繁荣，而且直接推动了城市的建设与扩张，并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虽然伴随有不理性的消费因素，但是空间从使用到购买，从占有到投资这一转变过程中，商品房消费成为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真切反映。

2）从实用到享受与体验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实用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朴素的外观和形式与当时崇尚节俭的价值观是相适应的。然而，消费时代的来临，空间生产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使用需求，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必须不断扩大空间的规模和数量。而这一过程仅仅依靠空间实用功能的消费，是无法达到商品的快速生产和消费，这样城市空间就必须通过提供更高级的功能——符号功能，并尽可能多地制造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符号来激发消费者的欲求，从而扩大和加速消费。

一方面，由于休闲、娱乐和享乐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各种购物中心、酒吧、主题公园、度假村、桑拿房、理疗和美容院等提供休闲享乐的空间也层出不穷。这些空间得以存在的关键在于能为消费者提供愉悦和难忘的休闲与享乐经历。因为，经营者发现了享乐和花费之间的必然联系，即越是自我享乐花费就越多。例如，新一代的购物中心——上海正大广场、南京水游城等明显加强了其休闲享乐的功能，消费者也心甘情愿地增加了花费（图6－3）。另一方面，迪士尼乐园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通过空间环境的营造和建筑内部的装潢，空间也可以提供各种体验，目前以提供体验消费为目的的空间主题化与场景化的趋势已成为中国许多消费娱乐场所吸引顾客的有效手段，“梦境幻觉的运用，蔚为壮观的场面，折中混合的符码，这都引导着大众浮掠于大量的文化词汇，鼓励他们享受眼前的即时感受”^[10]。以主题餐厅、主题乐园、主题购物中心、主题住区等为代表的体验性空间商品日益增多（图6－4）。

图6－4　主题消费空间——体验消费

空间从实用到享受与体验的转变，促使空间的造型、装饰乃至所形成的氛围和情境变得比空间本身更为关键，城市空间的符号消费正在削弱并超越使用价值的消费。

3）从单一到个性与多元

与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主义城市倡导明确甚至机械的功能分区。然而进入消费社会后，由于强调多样性、个性和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主义成为生产方式的主导，文化的统一性也被文化的多元性所取代，城市随之相应发生了变化。尤其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的欲求日趋个性化，势必对城市提出更多样化的要求，个性化与多元化并存成为当代城市和建筑的主要特征。库哈斯将之称做“超建筑”（Hyper－building）现象，即世俗、混合、荒诞、重叠、并列、表里不一成为消费时代城市和建筑的内涵^[11]。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和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主要取决于设计师与行政决策者，大众很难也很少参与，分区明确的城市功能和单调的城市景观既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和集体价值观的反映——强调同一与节俭实用。然而随着建筑的市场化，投资者、开发商、设计师、行政管理人员、消费者等各种力量介入其中，各方力量的个性化需求成为左右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投资者与开发商从空间商品销售的角度出发，追求与众不同的卖点，以便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有追求的设计师，尤其是明星设计师则从设计创新的角度出发，追求时尚前卫的空间形式，以满足开发商突出卖点的需求并强化自身的设计品牌；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政府领导，将个性化空间和建筑与政绩挂上了钩，追逐“高大全、新奇特”的形象工程或奇观建筑；消费者则通过购买、观赏、光顾、体验等方式来消费符合自身个性化爱好与品位的空间，“在何种小区居住，在何种写字楼上班，光顾何种消费空间”，无形中已成为许多人标示个性与品位的象征性符号。如今，城市本身也开始了追逐个性化的潮流，打造差异性城市景观、发展差异性旅游项目、包装与宣传地方特色已成为城市之间面对竞争推销自身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从商品房、购物中心到城市标志性建筑再到城市本身，各级空间已深深地刻上了追逐个性与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烙印。因此，空间和建筑作为商品必须要迎合个性化的欲求，前文所提到的各种风格化和表皮化的建筑无非都是当今社会追逐个性的结果。

随着价值观标准的多元化，大众前所未有的表现出对空间与建筑形式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差异性的敏感。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空间与建筑的形象与风格成为个性表达最为直接的要素。城市中的建筑不再是简单的方盒子，在体量、形式、色彩、材料的设计和使用上变得更加自由：圆形、椭圆、椎体、多曲面、折线、自由曲线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设计之中；鲜艳的色彩和非建筑材料不断出现在建筑中；高技、构成、新古典、仿古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如拼贴画般地出现在城市中；屋顶与墙面、表皮与结构、室内与室外、建筑构件与商业构件之间的区别也正在弱化。各种建筑的个性化表达，其实也意味着城市面貌更加趋向多元化（图6－5）。

图6－5　南京城市建筑的变迁——从单一到个性与多元

此外，由于当代人们对空间功能的要求愈来愈倾向于便利性和综合性，尤其是消费活动在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渗透，过去功能单一、分区机械的城市已无法运转下去。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的功能正变得日益混杂，因为只有充分融合并兼顾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才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商品。过去居住、商业、工业等用地泾渭分明的功能布局如今已越来越多地被商住混合、商办混合、产业（文化、科技产业）与商办或居住相混合所取代。当前备受瞩目的各类城市建设项目中，无论是用地还是建筑本身都更加强调功能的混合，中国的上海苏州河沿岸整治与更新、嘉兴环城河两岸空间整治等大型开发项目中（图6－6），不仅工作、生活、交通、购物、娱乐功能互相混杂，消费空间与文化设施相得益彰，甚至连建筑与景观的界限也不再清晰。

城市空间在功能与形式等方面从单一到个性与多元的转变，证明在建筑市场化的今天，空间的生产已突破了以往国家与集体价值观的限制，走向了更为自由和更为包容的天地，并成为满足个性、自我表达之价值诉求的重要消费品。

4）从救赎到世俗与娱乐

图6－6　嘉兴环城河两岸空间整治——功能与景观的多元化

当代城市空间及建筑的价值诉求的变换更体现为其社会功能的改变。在传统社会，城市与建筑艺术承担着维护社会伦理、传承道德信仰的作用。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现代主义城市与建筑发挥了破除社会等级、弱化宗教、宣扬科学与理性的积极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承担起一种“大众救赎”的功能。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每一位都是抱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来进行建筑创作的，他们的设计创作是严谨的，充满精神救赎和艺术创作的色彩。中国的老一辈的建筑师杨廷宝、童寯等人也是如此，满足社会大众的空间需求，延续和传承建筑文化与技术始终是他们设计创作的出发点。

但是，由于消费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从崇高理想向世俗、生活化的转变，使人们在面对单一、雷同的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风貌时，对城市提出了更丰富的要求。空间与建筑也顺应趋势，逐渐过渡到更具观赏性的、轻松的、活泼的、有较强装饰性的形式上来。加之后现代建筑思潮的兴起，彻底打破了建筑创作的精神救赎与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它强调应迎合大众和市场的需求，在建筑设计中采纳大众喜闻乐见的世俗化素材。从此，空间“世俗救赎”的功能进一步被削弱。莱姆·库哈斯在对有关泛消费的都市主义的话语进行思考后认为，建筑师已不可能在任何一种乌托邦意义上来拯救城市，而只能不断地创造新奇的形式，领引时尚，满足城市更新的需求及大众的消费愿望^[12]。这意味着功利性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地主宰着规划与设计，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建筑风格化形式语言的关注，即对建筑造型和形象的片面追求，继而上升为一种符号化的形式游戏。各种风格化建筑的不断出现，说明对各种形式符号的轻松自由甚至戏谑的运用与表达已成为当代设计创作的重要特点，设计创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大众救赎到世俗娱乐、从追逐理想到崇尚快感的转化。尤其是波普艺术在建筑创作中的兴起，建筑形式也出现了极端娱乐化、追求视觉刺激的倾向。波普化的建筑语言成为能与大众互动的游戏，并满足了大众娱乐化的需求。而迪士尼乐园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了娱乐化建筑的巨大威力。迪士尼设计和发展部门的主席彼得·鲁曼尔（Peter Rummell）在1987年的美国建筑协会第五十周年大会上，根据迪士尼乐园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筑娱乐”（Architainment）的概念——提倡建筑应该更顺从于使用者而表现出娱乐的元素^[13]。德国学者克劳兹·昆斯曼也认为：在当今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强化空间的娱乐层面^[14]。

过去作为精神救赎的设计态度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致力于建设比现在优越的未来，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评判标准。然而，消费时代的空间与建筑创作却越来越是出于对娱乐的需要，出于对感官刺激和新奇体验的满足，更多地关注表面而不是内在的差异（图6－7）。目前在中国，城市空间呈现出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征，持续涌现的夸张的、具象的、艳俗的、诙谐的建筑空间正在不断颠覆着精神救赎的设计态度，娱乐体验和感官刺激已成为规划设计关注的重心。

图6－7　从严谨的艺术创作到娱乐化包装

6.2　当代城市空间审美取向的转变

“审美”的定义和内涵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总结各类定义的基础上^[15]，认为“审美”的最基本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艺术的”、“感知的”和“美—崇高的”等标准属性；二是形构、想象、虚构，以及诸如外观、流动性和设计等状态属性^[16]。一般来说，“标准属性”是审美的本质和首要属性，然而伴随着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以及美学知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容易被人接受的审美的“状态属性”也逐渐超越内在的“标准属性”成为大众关注的重点。

从古到今，城市空间与建筑作为人类艺术创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审美的重要对象，尤其在以大众参与消费和注重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消费时代更是如此，但是消费时代的空间审美取向相对以往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图6－8）。

图6－8　消费文化语境下城市空间的审美取向

6.2.1　消费时代审美的世俗化和泛化

1）商品美学与工业复制

人类步入消费社会，审美也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的转变。为了激发更多的消费欲求，满足并促进人们对符号意义的消费，对商品的美化、装饰和包装，对形象、审美、艺术、格调等符号的宣传，成为商家必不可少的手段。西瑞亚·卢瑞认为广告商、经营者和推销员的共同努力突出并规范了包含在产品生产中的美学知识，要求消费者从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并使用这些产品，从而使得消费者在商品的生产与循环中，担任了新的角色——商品审美者^[17]。当今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即商品美学的产生，使得美的内涵已发生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快感和满足。瓦尔特·本雅明对工业复制时代的艺术与审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机械复制将瓦解现代主义艺术与美学所拥有的独立自律的品性：艺术品的原作和权威性被复制品的无差别性所取代，永恒性被可修改性所取代；艺术将由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艺术变成了无距离感的群体的共同反应，成为了闲适的视觉享受^[18]。阿多尔诺则认为文化工业作为一种特殊的语境，它引起消费时代文化生产的市场导向，即文化与审美不再只是独特的精神生产，也不再只是个体的精神和心灵的活动，它已蜕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1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认为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20]。商品美学与消费文化的兴起，借助工业化的复制技术，“美”的自律和崇高的状态被改变了，“美”与商品、市场、资本以及消费产生了逻辑关联。商品的美化，即“商品就像艺术品、意念或符号一样被设计、制造和使用”^[21]，使得美学知识成为商品价值创造，尤其是符号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甚至“美”本身也成为可供人消费的商品符号。

2）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在商品美学的感染下，日常环境、各种空间、各种物品也包括人们自身都可能成为装饰和美化的对象。“美、艺术”成为广告宣传的噱头，成为促进消费的工具，也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符号。因此，审美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艺术的、崇高的方面向生活的、世俗的方面转变，而且更多的人参与到“审美”的过程中。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当今的审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恰恰因为审美如今被视为本原的（自然而然的）而不再是派生的东西，审美的“状态属性”成为了首要的属性；其次，存在的审美模式不再仅仅与审美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模式被人理解，即审美的“标准属性”被忽视和弱化了，现代美学有一种走向诗性化和审美化的趋势，现代世界则有一种与日俱增地将现实理解为一种审美现象的趋势^[22]。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先锋派等纯粹艺术的日常生活化的趋向，各种大师作品的复制，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先锋派的许多策略和艺术技巧，已为消费文化中的广告和大众媒体所吸收；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包括对个人形象的塑造和气质的培养以及对新品位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三是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迅捷的符号和影像之流，它们再生产着人们的消费欲望，模糊了真实与影像世界的距离^[23]。迈克·费瑟斯通的观点说明当代的审美已经模糊了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文化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审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图6－9）。总之，消费文化改变了人类审美既成的文化背景与环境，审美与新的消费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导致当代审美转向更广泛的文化与生活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即审美的世俗化和泛化（表6－1）。

图6－9　消费社会审美的泛化

表6－1　消费社会审美的转向

3）审美的疲劳

审美的泛化一方面拉近了艺术与大众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并且弱化了以艺术家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曾经是“高雅神圣”的艺术活动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由于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个体塑造其个人和政治身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促进了以自我决策为特点的“生活政治”的发展^[24]。另一方面，“审美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四面八方”^[25]，大众已经被淹没在“美”的海洋中。那么过度的审美是否成为一种感官的麻醉剂，我们是否真的会产生所谓的“审美疲劳”呢？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美的过剩使得美的艺术变得毫无特色，城市公共空间需要真正的艺术来反对美艳的审美化^[26]。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作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过程可能是这个变化的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在使人感觉麻木的同时也能激起感觉，它还改善了物质环境^[27]。有关“审美的泛化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这个问题各方面的学者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追逐“差异与符号”的消费社会中，为了生产出“差异性”的商品，“美”的设计和创造必将不断地持续下去，“美”的新含义和形式将不断产生。而且消费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审美者，其主动的意识和价值取向，势必对各种审美活动产生影响，这既可能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也可能限制个体的发展。正像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现代环境赋予了个体以机会与威胁^[28]。

4）中国社会的审美趋向

目前中国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消费文化的逻辑逐渐渗透进了中国的审美趣味中。由于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先天不足，其发展是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而兴起的，在遵循“市场逻辑”前提下，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这促进了审美的大众化和世俗化。宫廷戏、历史剧、《百家讲坛》的热播，“红色游”与农家乐的兴起，咖啡馆、酒吧、健身馆的兴旺，通俗小说与影视剧的流行，美容健身以及各种教育培训的普及，这些都说明了通过相关消费，历史题材、怀旧意识、小资情调、自我塑造等成为当下流行的审美趣味。在与艺术、审美密切相关的美术界，中国20世纪90年代美术的审美诉求出现了世俗化的转向，即“日常生活艺术化”和“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双向动态转变。而这两种转变都与中国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出现与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29]。美术等过去高雅神圣的艺术也可以供大众欣赏和消费，成为了富有趣味的视觉体验（图6－10）。另一方面，“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市场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催生出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形成了以‘向钱看’为核心衡量系统的所谓‘成功人士’阶层以及以‘时尚美’为导向的所谓‘中产趣味’崇拜”^[30]。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人群，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的消费时尚和审美情趣的群体。

6.2.2　城市空间的审美取向

图6－10　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艺术日常生活化（近年在国内外拍卖会上屡创成交价格新高的作品）

在消费社会，由于审美的泛化，大量的时尚、设计与文化影像等元素涌进了消费场所和城市之中，使得城市的空间与建筑也成为审美和进行美化的重要对象。目前，城市空间与建筑的审美同样呈现出了大众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从西方兴起继而波及世界，从思想和理论上更进一步将空间与建筑的美学从传统定式中解放出来。向生活学习，注重建筑的形式与装饰，创造迎合大众口味的建筑作品，可谓是对城市空间与建筑的审美兴起及其泛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提出，“建筑必须体现出一种双重编码，‘一种像口语一样的通俗的传统编码，缓慢变化，充满陈词滥调，根植于家庭生活中’，以及一种根植于‘迅速变化的社会及其新的功能性任务、新材料、新技术和意识形态’与迅速变化的艺术和时尚之中的现代编码”^[31]。“双重编码”的观念就是为了回应大众对建筑审美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为消费社会的建筑美学创作指明了方向。总体看来，在工业社会中，城市空间与建筑表现出的是“重普遍、轻个体，重永恒、轻短暂，重客观、轻主观，重统一、轻多样等基本美学特征”^[32]。而在消费社会中表现出的则是“世俗、个性、非稳定、多元、感性、混杂”的美学特征。

1）从艺术自律到消费逻辑

当前中国，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显著的趋势是规划设计的重心正从过去的功能和结构转向形式、氛围和艺术，城市空间和建筑的审美价值所受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消费逻辑中，美作为符号价值，具有超越使用价值的高附加值，它已经逐渐被吸纳进空间生产的总体过程中。城市空间的艺术价值不再是独立、自律的美，而是受到消费逻辑的控制，它不再受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形式规律的控制，而与资本的运作，利润的增长，消费者的身份、地位和感官满足密切相关。这种“他律”审美的功利性凸显无疑，因为遵循市场供求而不是艺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已越来越成为当前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一逻辑，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文化符号就可能成为“美的”，相反不符合的就是“丑的”，这样空间美的真正内涵——“标准属性”消失了，而审美的“状态属性”成为主角，同时其基本社会文化角色和功能也被消解了——它是无关善恶、超越真伪的。

在市场竞争中，商品美学主导着空间的生产，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某种固定的美学标准，在时尚更替的驱使下，当代城市空间的美在于永不停歇地寻找美学策略而不是确立并遵循美学标准，它是无限开放的、再循环的，而不是确定的和稳定的，它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33]。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屋顶”、到90年代的“飘顶建筑”再到如今的“表皮建筑”，这些建筑形式在中国的更替流行，已经证明空间“美”在持续地更新（图6－11）。

图6－11　商品美学主导下中国空间“美”的生产与更新

此外，由于消费逻辑的主导，城市空间的美化活动成为了城市增加符号价值和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西方国家的城市公共空间已成为一种超级审美的陈列，“商业区正在被设计得优雅、别致、生机勃勃，城市环境正在整个儿高度修饰、装点、美化。这就是所谓的审美化。在我们的公共空间中，没有一块街砖、没有一柄把手，的确没有哪个公共广场，逃过了这场审美的蔓延”^[34]。当前，中国的城市景观与国外一些城市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随着对城市自身形象的日益重视，各种美化和整饰活动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源于美学知识对城市附加价值的创造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更美”意味着更高的符号价值——形象上佳、环境优美、特色突出的城市在吸引人才、投资及旅游客源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些城市“美化”活动包括标志性建筑物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沿街立面的整饰、街道环境的美化、广场与绿化的建设、滨水空间的整治、历史街区的复兴、城市雕塑与小品的设置、天际轮廓线的控制等；近年来随着城市建筑高度的不断增加，建筑屋顶作为第五立面也成为城市空间美化的重点。

2）从韵味到奇观

过去的建筑艺术设计注重的是艺术韵味的创作和表达，其美学上的特性在于精神上的膜拜价值，即像名画一样供人欣赏和品味其中的艺术韵味。然而，随着图像与体验消费的兴起，在消费逻辑的引导下，城市空间与建筑的外在形象与形式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工具。当代建筑艺术因而更在乎其展示价值，即如何通过视觉等直接的感官刺激来引起大众的注意。这种“展示”更多的是感官刺激而非情感的品味和内心思索，是视觉享受而非艺术接受。在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城市景观时，形象突出、视觉震撼的空间或建筑无疑可以满足人们对个性化城市景观的需求。目前，从国外到国内，注重视觉刺激与体验的奇观建筑不断涌现，追求高大、新奇、夸张、非秩序甚至怪异的空间形式，成为不少规划设计的美学追求。近年来，诸如国家大剧院、奥运会“鸟巢”、“水立方”、CCTV总部大楼、浦东金茂大厦、广州大剧院、宁波城建展览馆等等这些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轰动性建筑，无疑都是具有震撼力和冲击力的视觉轰炸。而这些建筑创作背后所蕴含的艺术韵味和美学理念早已被新奇独特的形象所钝化和麻痹。总之，从艺术自律到消费逻辑，从高雅到世俗的转变过程中，城市空间相对于个人细细品味的艺术韵味正在被大众参与消费的震撼奇观所取代。

3）从高雅到大众

过去中国城市空间的美只是规划师和建筑师等少数精英参与创作的结果，它既反映了设计师自身的美学喜好，同时也是对功能、结构等内容的真实反映，它具有抽象、理性、秩序、艺术等精英化的特征。由于较少受到市场的影响，其审美经验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功利性的。然而，城市空间的审美由艺术自律向消费逻辑的转变，意味着占绝大多数的大众审美喜好必然逐渐成为空间美生产的重要标准。因为消费时代的城市空间实践在于最大限度地争取消费者的认同，因此不论是精英的、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大众的，只要是大众喜爱或可接受的，就可以成为城市空间美生产的源泉。这意味着审美领域和素材的无限扩张，即审美的泛化成为城市空间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

基于扩大消费的目的，当代城市空间美学的总体趋势是：要么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灵感，追求通俗易懂和贴近生活。例如前文所说的通俗具象、商业艳俗、复古怀旧等几种较常见的建筑形式，就是大众审美趣味的体现；要么注重感官刺激和新奇体验，通过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极大反差来吸引大众的关注，形体夸张、诙谐荒诞的建筑形式，可谓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总之，感性超越理性，快乐胜过实用，世俗取代高雅，这些新的设计创作原则削弱了传统美学中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等级差异和对立关系。各种奇观建筑由于其夸张的艺术形式，成为了雅俗共赏的标志性景点，虽然其本身蕴含着高深的设计理念和艺术原则，但是大众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这些建筑所提供的视觉享受、新奇体验以及所蕴涵的象征意义（例如，象征了中国的开放、进步等）。

精英与大众界线的消除更多地呈现双向转换的状态：一方面，原来非艺术的、大众的甚至低俗的文化获得合法性，被纳入了空间美生产的素材之中，尤其是商业元素的艺术化，现在的商业建筑与艺术建筑的界限正在模糊；另一方面，原来仅限于少数精英人群享用的高雅、前卫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享用，高雅艺术正在大众化和商业化：立体主义、构成主义、印象派等高雅艺术已经被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所借鉴；建筑与雕塑、绘画、影像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图6－12）。消除城市空间与建筑中的雅俗趣味界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抗美学极权主义并走向民主的作用，它时刻提醒规划与建筑设计不能偏离大众需求而成为孤芳自赏的冰冷艺术品。然而，高雅与大众界线的消除也彻底颠覆了艺术和文化的自律性和严肃性，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的鼓动下，美学为商业所利用，导向媚俗增加和文化贬值。城市空间的迪士尼化和建筑的波普化正是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

4）从创作到复制

图6－12　建筑与商业和其他类型艺术的融合

过去的规划设计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其本质是生产出前所未有的作品，具有独特性和非重复性。历史上的世界著名建筑艺术的成功魅力就在于这种独创性。然而，科技的进步使得空间与建筑的复原、模仿乃至复制都变得异常便捷。尤其是消费时代，成功的空间与建筑及其元素和模式由于其具有的“美”而成为商品，在市场导向下，为了满足人们更多的消费欲求，它们往往成为被大量复制和模仿的对象。拉斯维加斯就是典型的由复制的世界奇观堆积而成的城市，在那里可以看到狮身人面像、金字塔、艾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甚至纽约的高楼大厦（图6－13），复制无疑满足了人们对奇观建筑博览式的消费需求。

图6－13　拉斯维加斯的“纽约纽约”大
酒店——纽约高楼大厦群的机械复制

图6－14　从艺术创作
到模仿与复制

在中国，由于在设计理念与理论上的落后，西方的城市空间和建筑成为我们学习甚至模仿的对象。加之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国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规划设计的业务十分繁重，设计师往往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和创作，而模仿或复制无疑成为最快捷的选择。这既满足了大部分建设项目“短频快”的要求，也满足了市场对新颖建筑风格的消费需求。就像一部电影成功之后不断推出续集一样，一栋建筑作品的商业成功往往能衍生出许多后继的系列产品，或刮起一阵建筑造型元素的流行风，许多其后的建筑作品也无非都是在利用先前成功的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把卖点定位在与前部作品相似的 受肯定方面，采用一种修辞学策略，仅仅对其稍加变形和改造——即通过冗余信息的增加，以一种重复的生产模式去迎合流行于大众中的社会需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35]。因此，当今许多主流的设计事务所在不断生产着类型化、模式化的作品，这些标记式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形成一种主流消费，例如，新颖的建筑元素、时尚的表皮以及夸张的建筑构形等作为一种可以复制的时尚卖点，这几年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城市。从外表上看，这些模仿作品的外观并不逊色，但是其背后的理论和理念以及技术构造却相去甚远（图6－14）。在模仿或复制的过程中，时尚元素及其设计手法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可供消费的符号，而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却被消解掉了。另一方面，空间体验的兴起更刺激了创作向复制的转变。因为，先进的复制和模拟技术消除了时空的限制，并可以削弱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在强烈的猎奇、怀旧等心理的驱动下，通过复制或模拟，各种新奇的空间或场景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新天地”成为上海殖民历史文化的一种模拟，南京夫子庙成为传统秦淮风情的模拟，常州恐龙园则成为史前世界的模拟，等等。这些场景在复制后而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人们对特殊符号的消费需求。

总之，空间的生产过程中“美”由创作转向复制和模仿，导致了城市空间和建筑可以与时装一样成为流行的时尚，建筑与空间艺术的原创性和权威性也被复制所带来的无差别性所取代。但是，复制的广泛存在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并不意味着空间创作的完全停止不前，因为在消费社会中，在时尚频繁更替的压力下，一种风格和模式的大量复制和流行也预示其即将衰落，只有不断地创造出可供复制的新型作品，才能满足大众的新鲜和好奇体验消费。目前，一些国内外知名设计师创作的一些具有突破性的作品正是充当了“可供复制的原型”这一角色，其原创的“美”通过大量复制之后成为了可供消费的符号商品。

6.3　当代城市时空体验的变迁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已成为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形态的以符号消费为特点的消费文化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加之各种技术和生产体系的革新，这对当代人们的文化体验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时空观是文化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有关时空观变迁的研究是揭示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因素^[36]。目前，西方国家的城市以及第三世界（也包括中国）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正在由工业中心、生产中心转变为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城市的时空体验也发生了变迁（图6－15）。

图6－15　消费文化语境下城市空间的时空体验

6.3.1　消费时代时空观体验的变迁

1）前现代社会的时空观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的个体会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一种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37]由于当时的人们对时间的计算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必须依赖于和地点（或场所）的连接关系，如果不参考地方性的语境，特别是不参考自然或人工的时空标记的话，人们就不可能说出一天中的某个具体的时刻。例如，古代人类一般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与当地环境标志物的相对位置，来判断具体的时刻。由于对时间长短的测量也不精确，人们往往通过在空间距离之间移动所花费的时间来界定时间的长短。另外，当时人们的出行距离是有限的，空间的界线常依靠某种在场的物质来界定，例如山川、河流、城墙、房屋、树木等，而空间的大小也是通过距离的远近来界定的。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在时间观与空间观上是统一的，并且与人们特定的活动场所，即人们生活、生产、社会交往等活动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一方面，当时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它们总是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与特定的社会秩序有着紧密地联系，并指导着人们的实践。阿摩斯·拉普卜特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一族——纳瓦霍人（Navajo）的泥盖木屋（Hogan）的研究中指出，简单的空间格局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住屋内不同方位和大小的空间与家庭和社会的不同个体的等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图6－16）。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通过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Kabyle）住所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表明时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与性别（男女）、空间（内外与高低）、气候（明暗与冷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指导着劳作的有序进行（图6－17）。

中国的传统的时空观同样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学者李宪堂认为它可以分解为两个要素：天圆地方的结构形式以及呈现为气场效应的功能与机制。这种时空观构成了传统思维的基本框架——时空共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首先，时间本身包括了一种环境复合的观念。时间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自然物象的变化。四季的划分一开始依据的是花开花落等感觉经验，时节、时候等标时名词直接就包含了物候形象；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谷雨、惊蛰等，都是与物候有关的。其次，天圆地方的空间模式也与时间结合在一起，并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东方为春，主生；南方为夏，主养；西方为秋，主杀；北方为冬，主藏。第三，阴阳五行观念与奇门遁甲及八字等术数的结合，把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交结在一起，构成各种瞬息万变的场效应。^[38]

图6－16　纳瓦霍人的Hogan小屋所蕴含的空间文化（拉普卜特）

图6－17　卡比尔人的年历（布迪厄）

2）科技革新对时空体验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从时钟发明的那一刻开始，抽象的时间便诞生了。钟表的使用将时间从地点的特殊性中解脱出来。尤其是格林威治时间成为国际的标准时间和全世界24个时区的计时系统的确定，世界各地的时间从此可以互相换算并“统一”起来，这样，时间彻底地以一种精确、脱离语境的方式出现，从而与特殊的地点或场所分离开来。基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间成为“空洞的时间”（the　emptying　of　time）。

进入工业社会后，从最初的轮船与火车，到汽车与地铁，再到飞机，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并伴随以速度提升为核心的技术上的不断革新，使得距离和时间上的阻碍不再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关注速度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一系列技术的革新，速度制服了距离，而速度的增加消蚀了空间上的差异，并导致了空间安排上的变化，尤其是空间物理边界的崩溃^[39]。各种轨道交通将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的各区域便捷地联系在一起；航空业的发展克服了大洋与山川的阻隔，将世界各国的距离拉近；汽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大大地拓展了个人与家庭自由出行的范围；各种电梯的运用弱化了垂直方向的距离间隔，使得建筑高度的不断突破成为可能。

在通信技术方面，从最初的电报与电话，到电影电视，再到今天的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等，改变了“面对面”交流的模式，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交流。“从此，生产、贸易及文化交流等活动开始超越了距离的限制而使时间概念得以扩展，同一种活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中连续进行，并影响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例如，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城市不仅聚集了许多跨国公司总部、重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机构，同时，它们在不同时区的地理区位又使三个城市的办公时间相互交叉，从而允许全球24小时的贸易和决策”^[40]。但是，在前现代社会中，主体“在场”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主导了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与地点（人们活动交流的场所）大部分是重合在一起的^[41]。而如今，借助先进通信手段造成的主体“缺席”和远距离、跨时间的交流，使得空间与特定的场所脱离开来，并成为抽象的空间。以吉登斯的观点来说，相对于具有丰富意义的场所（地理上被定位的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而言，空间也变成了“空洞的空间”（the　emptying　of space），即实现了空间与场所的分隔。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即时传播的特性，使得空间的具体场所信息不再存在，空间变成了均质的空间，人们不再因为物质障碍和时间阻隔而分离，“这里”与“那里”的区分变得不再有意义。

总之，在交通、通信等领域的一系列科技革新之后，距离和时间上的阻碍正在不断地被克服，从而导致了传统时空秩序的瓦解（图6－18）。

3）消费社会的时空体验——“时空压缩与分离”

（1）时空压缩

戴维·哈维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联系——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结系列。金钱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反过来，控制空间和时间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42]：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和有效率的空间结构，从而克服空间障碍，并提高空间组织和运作的功效；通过各种技术、管理体制和运营方式的不断革新，从而加快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速度和效率，并最终达到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因此，克服空间障碍和缩短资金周期成为资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消费社会中尤其明显。

图6－18　科技革新改变时空观

首先，刺激消费必然要竭尽所能地克服空间障碍以扩大消费市场和保证消费活动的顺畅与便捷。当代跨国公司就是克服空间障碍的一种合理的运营模式，通过并购或入股当地公司的方式突破了国家的地理界线，从而入侵并占领其他国家市场，其不断扩展消费市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征服空间的过程。而专卖店、连锁店等形式建立营销的层级网络，使得消费的“触须”伸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就是这种典范。另外，通过各种消费空间的创造，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和更舒适的消费环境，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长，则是克服空间障碍的另一种手段。以大型综合购物娱乐中心为例，空调减弱了恶劣天气对活动的阻碍，扶手电梯方便了人流在各层之间的快速移动，刻意安排的流线串联了各式消费活动，精致的建筑装潢为消费者打造了舒适的梦幻般的购物环境。这些精心的设计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各式消费统筹安排在了同一个或一组建筑中，从而全方位地克服了空间的障碍，并最终创造了高效的消费空间（图6－19）。让·波德里亚也认识到了当代购物中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意涵，“从时间上看，购物中心完全不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创造了一种永恒的春天……人不再需要成为时间的奴隶。购物中心，就像所有的城市街道一样，是一个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去的地方。通过销售实际上来自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各种商品，购物中心也消除了空间上的限制”^[43]。如今，网上商城和网络游戏等新型虚拟消费空间，更是将消费空间及其活动无限拓展。在电子商务技术的支撑下，消除了“产—供—销”各环节中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创造了一种更为方便、高效、低成本的消费方式。

图6－19　上海正大购物中心——购物环境对时空的控制

其次，在缩短资金周期方面，企业不但加快生产中的周转时间，也并行地加速交换和消费。戴维·哈维认为在消费社会中，调动大众市场的时尚以及脱离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成为消费提速的重要手段。“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加速，预设了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更快速转变，而后者因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的焦点”^[44]。利用广告和各种媒体的宣传，企业有计划地废弃过时的商品并不断推出新产品，加快时尚的更新速度。以时装、电脑、工艺品、流行音乐等为代表，它们成为更新最频繁的时尚商品。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书中就指出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即非常快的流通、再循环、老化、扔掉、替代，而不是产品的耐久性和持续的可靠性^[45]。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人们对符号（文化）消费的重视，更加剧了有关休闲娱乐、情感体验、教育服务等方面的非物质商品的流行。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也意味着提供非常短暂的各种服务成为消费的主要趋势，因为听一次音乐会、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大餐等等虽然很难在消费的“寿命”上进行估算，但是肯定比汽车、电视机的使用要“短寿”得多。随着各种即刻性的消费（快餐、电影以及各种文化娱乐的消费）以及一次性的物品（各种餐具、包装、服装等）日益充斥整个社会，人们被迫要应对这些易变性和短暂性对个人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在“生产—消费”方面加速的特征，同时空间障碍的克服与时尚的快速更新，加之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戴维·哈维认为我们正在面对一种空间和时间世界都在不断“压缩”的现象，而“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成为感受当代社会的重要体验之一。^[46]

（2）时空分离

由于技术的革新，时空的连接被破坏，时空也逐步空洞化，逐渐与具体的地点、事件相分离，它们变成了抽象的形式。通过电话、互联网等设备，人们的交流由过去的“时空同步”变成了“时空异步”。而借助于互联网的B　B　S（电子布告栏系统），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实现互动交流，从而彻底地实现了时空的分离。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或译为时空分延）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消费时代，不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时空的分离，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让·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建立在一种抽象化和模式化的符号系统之上的，不再标示任何现实的符号成为消费的主体，这是由于复制和模拟成为符号生产的重要特征。当代经济与科技的发达，使得物品、事件、现象、景观、空间的广泛复制和模拟成为可能，而大量模拟场景的生产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的区分。波德里亚将这些仿制逼真的地方形象称之为“拟像”（simulacrum）。在体验式消费的促进下，空间的体验也相应地失去了时空的限制，各种以地理或时间为题材的拟像不断出现。人们真正关心这些拟像空间作为符号所带来的各种感官体验，而并不关心其真正的由来和深层的文化。因此，这些空间不再和特定的真实的地域或场所有关，即使它从来没存在过；它也和时间无关，因为古代的建筑通过仿制，也可以堂皇地再现。例如，迪士尼乐园的“美国大街”旨在使人们联想到任何一条典型的美国街道（图6－20），但实际上这条大街并不来自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它只是将美国街道的各种形象调用至此，然而它创造出的效果却并不比它的原型逊色或不真实^[47]。南京的1912街区可以说是一处典型的“拟像”，所营造出来的民国空间景象事实上与历史原貌出入很大，但这并不妨碍它所提供的特色体验。当我们漫步其中，如果不去注意现代的标语和广告标示的话，也许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因此，消费社会中拟像的大量存在，加深了时空与特定场所的分离，时空变得更加混乱和空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这些空间是后现代社会的“超空间”，即场所在极为脆弱的层面上存在，它们被更为强大的抽象空间所淹没；体验的真实性不再与这种体验得以发生的场所相匹配。^[48]这也意味着，“美国大街”和1912街区作为供游客体验的商品，由于它们所供体验的场所与传统或现实中的真实时空相分离，这种模拟出来的所谓的“传统时空”被抽象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符号，而其背后真实的文化历史，消费者看不清也没有兴趣去探究。

图6－20　拟像——迪士尼乐园的美国大街

6.3.2　城市空间的时空体验

消费时代，城市正由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转型，加之科技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城市空间的商品化，新的城市时空观随之产生，而这对于正在进入消费社会的中国发达地区城市也不例外。这些城市在发展中出现了城市与区域甚至全球的联动发展、城市空间和建筑的快速更新、城市特色的趋同发展、临时性建筑的大量运用、拟像场景的不断出现等现象，而这些正好反映了当代新的时空体验——“时空压缩与分离”。

1）从地方到全球——城市与全球联动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交通和通信科技的应用克服了城市之间的物理障碍；跨国公司等新的生产与运营体系克服了城市之间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障碍；而西方消费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克服了城市之间文化的障碍，使得大家共享同样的时尚和潮流成为可能。这一切促使城市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区域与全球联动发展的态势。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我们有关地理和距离的概念，全球一体化使得一种地理上的向心力正在形成，它藐视所有的国界和城市界线；为跨地区与国家服务的国际商务高层建筑、社团办公大楼、酒店以及世界一流的机场等建筑都是这种向心力的具体表现^[49]。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根据当代时空观的新变化，提出了“全球性流动空间”的概念。他指出，由于科技的发展与应用，资本、信息、技术、组织的交流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组成一种互动的网络，其“流动性”不断增强，空间与距离的摩擦伴随着时间的压缩能被最大限度地克服，从而造成了空间与地方的脱离，这使得基于传统的场所空间（如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空间边界概念，更多地在功能上形成了全球空间（global　location）格局。^[50]当“流动”的范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兴起不断扩大并渐至全球时，流动空间也就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空间形式。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趋向于全球性的城市体系，这种以“全球—地方”垂直联系为特征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取代工业经济时代以“中心地”等级体系为主要构架的旧世界城市体系。

在全球向心力的影响下，中国城市的发展日益融入区域或全球城市体系的建构与发展的进程中，过去以距离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架构正在被打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形成与联动发展，上海、北京等城市成为世界性都市，体现全球向心力的国际机场、金融商务大楼、标志性建筑不断出现……这些现象从宏观层次体现了时空压缩的特征。

2）从稳定到易变——城市空间的快速更新

在消费社会，大众积极追求时尚，而不断翻新的时尚潮流也引导着大众的消费热情。城市空间与建筑作为消费品，必须不断地快速更新和重塑，以适应消费社会短暂易变的变换节奏。斯坦福研究所的E.F.卡特（E.F.Carter）认为建筑的寿命正在逐渐下降，他撰文写道，“洞穴时代，人类的居所可无限期使用……美国殖民时代的居所可维持约100年左右，而现在，每栋房子则仅40年而已”^[51]。现在大城市的修建和翻新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由于周围的都市环境在不断快速地更新，如今人们记忆状态下的城市比实物状态下的城市可能保留的时间更久。“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城市记忆越来越不反映在值得纪念的物质实体（如街道、广场、公园、教堂、寺庙、宫殿、市政厅、博物馆、图书馆或雕塑）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集延续性、缓慢性和持久性为一体的城市居民的个体上”^[52]。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和蔓延，另一方面是旧城改造的积极推进，加之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城市空间已成为商品。在消费文化逻辑的驱动下，不断变化的大众消费需求自然成为空间产品生产的原动力。从最初流行的“功能至上的方盒子”，到“大屋顶建筑”，到“KPF飘顶”，再到如今的“表皮建筑”，生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化建筑类型快速变换的现实。再加上人们摆脱落后面貌的急切需求和融入全球化的强烈愿望，追求现代化、大规模、大尺度和高速度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价值观。“五年小变样，十年大变样”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给人的感受，如此快速的更新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图6－21）。这种现象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时空压缩”。一方面，城市建筑与空间的快速变换以及短暂性景观的大量涌现，既实现了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又满足了人们的多元易变的消费欲求和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追求。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承载着地方文化、传统和记忆的场景的消散，传统的时空感受也受到了冲击。新的城市面貌所提供的是新鲜的、不稳定且充满动感的时空感受，当这种陌生而新奇的时空体验日益充斥我们周围时，在怀旧心理的驱动下，必然也激起人们对传统、民族、社区等特色城市空间的怀念。以“新天地”、1912街区等为代表的历史街区复兴热潮在全国的兴起，也许就是为了对抗快速更新所带来的不稳定感。

图6－21　南京新街口——城市空间的快速更新

3）从差异到同一——城市特色的趋同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信息、交通、营销等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多地由机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旅馆、加油站等流动性强、消费能力大的空间所连接起来。荷兰评论家汉斯·伊贝林斯（Hans　Ibelings）认为，这些建筑为了实现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特别注重流动性、易达性和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他将机场和其他大型建筑定义为“超现实主义”，因为它们跨越了时空，在忽略地方与传统因素的同时，将超本地或超全球的因素浓缩其中。库哈斯在《普通城市》（The　Generic　City）一文中则指出，“城市变得越来越像飞机场。而且在这种比喻中，飞机场代表着超本地和超全球的浓缩——超全球指你能在这里买到城里没有的东西，超本地指你能在这里买到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东西”^[53]。马克·奥津（Marc　Auge）则认为，这些空间是典型的“非空间”（也有译为“非地方”）^[54]，这些非空间主要由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中的网络和连接点构成，它们只满足交通或消费等一般性的流动性的需求，而缺乏地区和地域的固有特征。他指出，不仅机场、高速公路、停车场和通信网络可以被称作非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就连整个城市空间也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非空间，为人们提供快捷、流动的一般性的需求满足和相似的经验。因为在不同的城市都可以见到无地方文脉的商店、购物中心和机场等，城市变得毫无特色。此外，当代建筑设计表皮化和媒体化的兴起，以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伊东丰雄、让·努维尔、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等的建筑作品为代表，“其光滑的表面上覆盖着或固定或流动的图像，建筑看上去和全球办公机构一样有着无拘无束的风格”^[55]。这些建筑对商业与技术的迷恋与追求，使得新兴的城市空间不再具备明显的地域特征，正如库哈斯所说的，城市正在变得“极其普通”。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商业和技术的推动下，“求新求洋”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旋律。玻璃幕墙、灯箱、标志、广告牌等现代元素构成的景象充斥着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和机场等庞大建筑正在成为城市的主体（图6－22），而且这些建筑和空间所提供功能的差别也在缩小；这些建筑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中，你都不会感到惊讶，它们正在成为超越地方、浓缩全球的交通、信息与消费网络中的抽象节点。与此同时，传统的城市风貌和尺度消失殆尽，地方城市特色正在消散，“千城一面”的普通城市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窘境。

图6－22　超越地方、浓缩全球的城市新建筑

4）从长久到短暂——临时建筑的大量运用

一般意义上的建筑是一种典型的耐用品，但是作为消费品，它要越来越多地应对快速更替的消费需求。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消费社会的建筑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建筑的“临时性”的概念——建筑应作为消费文化的万花筒而同步地反映瞬息万变的时尚。实际上，这是一种应对“时空压缩”而产生的动态的空间观和建筑观：即建筑在其生命周期内，应始终紧随瞬息万变的人和时代而同步变化，始终保持瞬间状态的高度可变性和灵活性^[56]。如今，临时性建筑在城市中的大量运用，正是这种时空观的反映。临时性建筑一般规模不大、投资小，或采用预制件等成品方便组装或拆卸，针对短期用途，在使用结束后便可拆除。由于能够更好地适应消费社会的变换节奏，现在越来越多的各种临时性建筑出现在了城市中。特别是，会展、节庆、演出、体育赛事等城市大型活动中的配套临时建筑，不但承载各种活动的空间，而且其建筑本身甚至就是一件展品（展示建筑艺术或技术和理念）。其“临时性”正好应对了当代科技、文化、艺术快速变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会展临时建筑往往成为展会上最醒目的展品，各种充满先锋思想和实验理念的“展品式”建筑更是层出不穷。从“水晶宫”到密斯的“德国馆”再到捷得事务所设计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场景，这些里程碑式的建筑设计都运用了临时性建筑的理念。尤其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场景，“受集市、庆典和阅兵式启发的非纪念性临时性的建造风格贯穿着设计的始终。建筑的形式则升华为一种低价可回收的环保轻质材料，如：纸、布料和脚手架的金属管件”^[57]。

在中国，会展临时性建筑，商品房的售楼处，可拆卸组装的大卖场与仓库，可移动的报亭、售货亭、公厕等小品建筑，各种临时建筑在城市中已屡见不鲜，其时效性、简便性和可更新度，满足了人们越来越灵活多变的消费需求。2007年10月，在南京图书馆门前广场举办的“中德同行”交流会上，出现了数座典型的会展临时建筑，时尚前卫的造型，本身就是最醒目的展品，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前来参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量采用了临时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可以算得上是奥运村内展示中国各地区民俗文化的祥云小屋，盛会期间成为各国体育人士和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图6－23）。2010年上海世博会可谓是临时建筑的盛会，在建造之初经济、环保、“临时性”的理念就贯穿其中，除了“一轴四馆”等少量主要会馆建筑保留了下来，大部分国外或企业等展馆都是临时性建筑，现在基本已拆除。

图6－23　临时性建筑

5）从真实到超真实——拟像场景的不断出现

一方面，各种以玻璃盒子建筑为代表的“非空间”充斥着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中，建筑与空间的使用价值不再是关注的重点，而建筑所提供的视觉刺激、环境享受、场景体验等符号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如今在消费文化的激发下，随着空间体验消费的兴起，建筑与空间出现了主题化与场景化的特征，它们也日益被设计并包装成制造和提供体验的场所。而对于一个成功的空间体验来说，体验的特色性尤为重要，传统的、异域的、异族的、幻想的、自然的等等，越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差较大的素材，越是能够提供过目难忘和与众不同的场所，就越有可能带来体验消费的快感，从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在西方，以购物中心、城市娱乐中心、主题乐园等为代表的大型消费空间可以说是当今提供体验式消费的最佳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场面形象设计得或排场宏大、奢华浮侈，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徜徉其中的，已然是来消遣的观众”^[58]。然而，当人们置身于迪士尼乐园的童话世界或是拉斯维加斯凯撒宫（Caesars　Palace）的“古罗马”世界中时（图6－24），这些空间所表现出的时空体验与传统或现实的时空都是错位分离的，可以说正是典型的制造“时空分离”感受的“拟像”。

图6－24　典型的拟像——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拉斯维加斯凯撒宫赌场 (www.xing528.com)

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空间体验的特色已成为空间商品之间竞争的重要因素。加之人们对差异性空间和场所的体验需求的与日俱增，模拟西洋、民族、传统、异域等风格的建筑与空间日益充斥我们的城市。城市成为各种“拟像”竞相展示的舞台，成为形象、风格与符号的集合。欣赏外国建筑、体验异域风情不一定要出国，通过“拟像”，在中国的城市中也可以看到；消失的历史空间不但可以存在于记忆，通过“拟像”，逝去的场景也可以“真实地”得以再现。在南京，特色连锁餐厅“哈罗哈”通过室内场景的布置、服务人员的服装以及特色餐饮和风情表演，使就餐者可以体验到夏威夷风情；重建并在不断扩大的夫子庙景区再现了明清江南水乡的风貌；而1912街区则勾起了人们对民国历史的记忆（图6－25）。为了应对人们对空间的符号消费，特别是对城市空间环境的体验式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大量与真实传统和场所无关的建筑与空间在消费逻辑的驱动下不断产生，中国城市中的“时空分离”感也随之日益强烈。

图6－25　南京城市中典型的拟像场景

6.4　当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

由于对城市社会的巨大影响，消费文化一直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到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趣味学”，消费文化对个体行为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始终是相关研究的重心之一。目前，消费文化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影响已逐步显现，消费正成为人们追求个性与自我以及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的重要途径，空间的社会属性随之发生变化，这最终必将对城市的物质空间产生影响（图6－26）。

图6－26　消费社会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分化

6.4.1　消费时代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1）传统社会结构的弱化

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劳动强度的减弱，社会福利与救济等措施的实施，西方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缓和。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对消费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弱化传统的阶级和社会认同（表6－2）。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认同被变化不定的商品、明星、广告和媒体图像等“个性化”、“符号化”之类的东西所左右，被一个全面、缜密、变幻的商品符号系统所左右。因此，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来弱化或代替阶级、性别、人种、民族和国家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和集体认同，把商品消费的“地位符号”与实际的阶级结构相分离。“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59]，那么，这种因消费而产生的“同化”效果很可能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幻觉——阶级和阶级差别消失了。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消费文化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等级关系，把人们从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的牢笼中解放出来^[60]。因为消费文化与自我认同、个性表现、自我决策等有着密切关系，使人们的关注点从外向的社会、阶级等转为更加关心内向、自省的个性和日常生活。

表6－2　消费时代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注：“身份集团”和“新部落”详见下文解释。

2）消费生活方式及其风格化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消费活动方式是人们满足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方式；特定的消费方式标示着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途径和方法，也标示着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水平。其次，消费活动在追求差异、塑造个性、表达自我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消费文化所竭力倡导的正是一种让消费者在消费中构筑一种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王宁认为，不论消费选择采取什么类型，其实质仍是对某种恰当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消费选择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再生产活动^[61]。因此，西方社会步入消费社会之后，对于生活方式（lifestyle）^[62]的研究也更多地集中在了消费领域，甚至“消费方式”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消费生活方式也常被简称为生活方式。

现今，人们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服饰、家居、汽车、参与的活动与娱乐方式等成为谈论关注的重点，因为根据这些商品品位高低的判断，往往就可以对个人或家庭进行解读并进行等级或类型的划分。马克斯·韦伯认为，生活方式是识别一定群体的重要标识^[63]。迈克·费瑟斯通认为，“生活方式”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有关社会各个群体的独特生活风格，“但在当代消费文化中，它则蕴涵了个性、自我表达及风格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的身份、服饰、谈吐、闲暇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假日的选择等，都是他自己的或者说消费者的品位个性与风格的认知指标”^[64]。因此，生活方式是个体表现自我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个体表现所属的亚文化群的重要手段。生活方式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当社会越多样化时其重要性便越凸显出来，其主要原因是，选择一种可供模拟的生活方式是对抗选择过多的庞大压力最有力的策略^[65]。

一方面，“消费者通过其生活方式，给消费过程带来一种意识风格和感觉”^[66]。另一方面，消费活动中对个性、品位、风格的追求，尤其是美学知识普及和受人关注^[67]，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风格化的趋势，一种将生活作为个性与风格塑造的计划过程的趋势。“新的消费文化的英雄们，在他们设计好并汇合到一起构成生活方式的商品、服装、实践、体验、表情及身体姿态的独特聚合体中，把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谋划，变成了对自己个性的展示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68]。这一点从社会学的转向中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社会分析的焦点从以阶级或居住地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转向了活跃的风格化的生活方式。

由于消费文化的大众普及性以及人的本性，决定了无论何种年龄、何种阶级出身，人们都有自我提高、自我表达的愿望和权利。因此，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消费和生活方式风格化的进程中。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皮埃尔·布迪厄所提出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成为主要的传播者和推动者，他们“创造的生活风格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关注身份、表象、自我呈现、时尚设计与装潢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品位意义的培养方面”^[69]。由于人们的品位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也是易变的，它和时尚潮流密切相关，因此生活方式的风格化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人们尤其是“新型文化媒介人”和中产阶级必须时刻关注文化工业所不断生产的新风格、体验和符号产品，并以“学习”的策略，不断培养自己新的品位和谋划自己的生活。

3）消费认同和区隔与身份集团

戴维·钱尼指出，消费则意味着对文化现象的获取和占有过程，“在占有过程中，观众组合和吸收文化现象的方式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使用风格，标示出一个群体、亚文化或宗派中的成员”^[70]。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消费的“趣味”可以将消费者区分成不同的阶层和团体，特别是由物品消费向符号消费的转变，使得消费区隔的作用愈发明显。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包括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在内的多元社会分层结构，并着重强调了身份集团（status　group，也有译为“地位群体”）在当代社会中的突出表现。身份集团是按照它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商品消费原则来划分的，因此可以根据特定的消费规律来标明生活方式从而认识身份集团^[71]。他认为“依据消费关系来划分人群比依据生产关系更加可靠。如果人们的消费模式已经形成了人们决定如何归属社会群体的方式，以及表现自己特征的方式，那么表现出相同消费模式的人群就可以互相说明对方”^[72]。特定的消费实践或生活方式成为地位群体成员对内凝聚和对外排斥的机制。简单地说，消费作为一种符号性实践活动，其社会群体的区分功能主要通过以下两种相辅相承的手段达成：“一方面是符号的示差作用，即消费者借此显示出自己与所不欲为伍的群体或者个人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符号的求同作用，即消费者通过借助特定的符号达到与自己所认同的群体的相似、一致与同一”^[73]。此外，消费文化所造成的社会区隔和分层并非是静止，而是一个社会流动的过程。消费文化的社会分层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来自于地位象征的消费品位会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不断地下移：在地位、金钱方面占上风的阶层，其消费模式成为社会消费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群体总想突破固定的消费文化模式或阶层的界限来改变自己的处于劣势的地位^[74]。而在这一流动过程中，中产阶级或者所谓的“新型文化媒介人”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层学习并向下层传播。而大众文化的生产以及社会和媒体对消费知识的普及与教化作用，为由消费而产生的社会分层的流动提供了保障。

4）“新部落”的出现

在消费社会中，由于生活方式和消费趣味成为区分你我的重要标准，因此，社会人群的结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如何来描述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现象呢？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称这种根据亚文化和消费生活方式的概念而形成的社会新群体为“同仁群体”。法国社会学家密雪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了“新部落主义”这一更形象的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群体。新部落是由消费共同的（商品）符号而结成的群体，符号成为其与其他“部落”相区分的重要标志。它是由人与人之间的消费体验、符号象征和情感依赖而构成的；它比现代社会中的正式组织或文化权威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75]。由于在这一点上，与前现代社会的部落对图腾、符纹的崇拜和强烈区分意识有些相似，马菲索利等学者因此借用了文化人类学上的“部落”这一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群体成员通过相似或者相同的消费活动获得社会认同，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并能形成特定的类似部落的团体文化和礼仪。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消费部落”（表6－3）。新部落消费与其他社会阶段的消费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部落消费强调消费的社会链接价值以及强调群体认同感觉，即强调消费的社会交往功能。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消费形态也开始逐渐由传统的家庭消费、个体消费演化成部落消费^[76]。

表6－3　消费部落及其消费特征

新部落的特点一是灵活自由且易变，新部落与传统的等级森严、身份确定的“部落”有着明显的差异——新部落并不关心谁是其成员，也没有严格的准入或排斥制度或机构；它也是展示自我的舞台，是由许多展示个性的个人行为构成的；由于时尚快速变化，也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随性地改变自己的趣味与爱好，从而舍弃一个“新部落”或加入另外一个。其特点二是流动性强，“它们的居住地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在时间上时而统一时而零散，它们是不断变化的短暂的日常消费生活的缩影”^[77]。各种消费空间，包括购物中心、商业街、咖啡厅、酒吧、游乐园等往往是新部落成员聚集的场所，而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使得网上虚拟空间，如聊天室、论坛、网络游戏等成为其成员聚集交流的空间，甚至跨越了时间、国界的限制，将不同阶层、不同地点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其特点三是“尽管它们脆弱、短暂而且不稳定，却控制了其成员的变化无常的强烈情感或涉及了诸多的影响因素”^[78]。马菲索利认为一些琐碎和看上去不重要的活动，可能成为新部落集体情感的焦点，可能成为维系部落稳定的因素。例如，家庭琐事和烹饪、家电产品、食品、孩子教育等往往成为家庭主妇们聚会闲聊的主题；而明星偶像的各种新闻和动态是追星族们永恒的主题。其特点四是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由于与消费活动与生活方式以及个性的塑造和表达关系密切，尤其是当人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符号时，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轻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和活动。

总之，“在描述这些群体时，以往的社会学类别如社会等级、性别、种族、年龄等都已显得不够恰当。这些群体的生命力是短暂的、‘横向的’，其运作规律既超越了现存的类别，又符合亲和力、兴趣和邻里关系的不稳定的、易夭折的网络规律”^[79]。不管怎样，新部落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在西方消费社会中，消费活动及其文化正在改变着以往的社会结构。

5）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殊性——阶层化与去阶层化并存发展：一方面是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原有均质社会的阶层化（即高、中、低三个阶层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消费趣味和生活方式形成的新部落又在发挥去阶层化的作用（图6－27）。

图6－27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从中国原有社会结构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时间内，整个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去阶层化”的同质性较强的状态。虽然这个时期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社会差异，但由于国家全面垄断社会资源和实行的高压政治统治，使得除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难以存在，社会更多的是由政治身份、城乡身份、职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所构成的身份等级社会，而非阶级社会^[80]。“工、农、兵、学、商”的社会阶层划分就是这一时代社会结构的具体反映。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的逐步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占有和配给方式，对以往的政治身份、城乡身份、职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私有制的合法化，公私合营、私营等经营体制的出现，股市、房产等各种投资渠道的多样化，社会收入的差距正在进一步的拉大，这也使得社会的阶层正在发生新的分化。2001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作出了权威性的论述：“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简单）结构已经被打破；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81]

从社会阶层化发展态势来看，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财产和社会地位成为划分阶层的新标准，等级阶层的形成成为必然。由小型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外企白领、企业和组织的管理者、新兴技术行业的高收入者及自由职业者所构成的中国中间阶层逐渐成型，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82]。另一方面，少数大型私营企业家、明星、知名艺术家等通过迅速的财富积累，跻身社会的上层阶层，即富有阶层；而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农民、农民工、无业人员、下岗工人和一些低收入人员等，由于收入低下和受教育程度较低，占有社会资源的机会较少，成为社会的下层阶层人员，即贫困阶层。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已经初具规模并呈现快速扩大的态势。目前，消费已成为三个阶层之间进行区分的重要标志，中上阶层以享乐消费为主，中下阶层则以实用消费为主。王建平在对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消费调查中发现，阶层消费的分化已经出现并还在不断成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事实，由于消费造成的区隔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生活^[83]。

从社会去阶层化发展态势来看，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消费活动日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谋划结合起来，消费趣味群体的形成正在跨越传统的社会群体划分标准。商品的日益丰盛带来消费的选择余地的增大，人们也开始热衷参与到一种与快乐享受、与自我提高相结合的生活谋划之中，例如，通过购物、社交、健身、休闲娱乐、理疗美容、技能培训等来塑造自身的形象和品位并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人们也更加愿意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因此，生活方式风格化和个性化的发展，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和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分化创造了新的条件。一些社会个体开始弱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地位，通过追随和塑造新的生活方式，通过选择服装、休闲活动、消费商品、整体气质等方式来重塑新的身份，找寻着新的“伙伴”并结成新的社会群体。趣味、风格、爱好、生活方式等成为一些社会群体形成与划分的重要标准，各种新部落也不断出现。例如，前几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超级女生”造就了一批“新部落”，李宇春的歌迷自称为“玉米”，而周笔畅的歌迷则自称“笔迷”；现今当红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其大量的追捧者自称为“灯谜”；而因央视的《百家讲坛》节目而红火起来的学者易中天教授的追捧者则自称为“易迷”。各个部落有共同爱好和强烈区分意识的符号，其成员也十分复杂，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的男女因为消费共同的东西、拥有共同的趣味而聚集在了一起。

6.4.2　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分化

1）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

一方面，城市空间是各种生活方式孕育、发展、流行乃至消亡的舞台。从19世纪末开始，与个性发展密切相关的“购物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的出现和随后的流行将城市与生活方式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既是一个物质空间，也是一个社会空间，承载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生活方式和消费区隔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必然对城市的物质空间产生影响。正像列斐伏尔所认为的，空间作为一种先决条件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而社会空间也是空间分化产生等级和秩序的支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形势和消费潮流的过程中，今天的许多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越来越具有分裂性的社会形态，而这种分裂性反映或积极地影响了当今城市化环境的物质性变迁”^[84]。从西方大城市的演化来看，城市地图总是可以按照社会关系划分成不同的区块——某一特定的街道或区域总是被某部分属于特定社会经济阶层、某一文化、某一职业、某一宗教或某一种族的城市人群所占据。然而，进入消费社会之后，由于“生活方式消费群体”的出现，使得城市的“社会—空间形态”地图变得更加复杂，就像马赛克一样混杂^[85]。

事实上，“社会—空间形态”变得更加混杂的根本原因在于空间具有个性、品位、身份与地位等符号意义，而空间符号消费的兴起强化了符号在消费上的分层与区隔作用。王建平认为：“由于不同的消费场所、消费环境给人的感觉不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费环境、消费空间也成为现代消费中人们消费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消费空间本身也成为商品的一种附加符号，甚至有时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消费符号，这样就出现了‘在什么地方消费’有甚于‘消费什么’的情况。当消费本身成为附加符号或者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后，就更加显现出分类的功能。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同的消费场所本身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区隔与空间分化的功能，所谓消费场所的出入自由、平等只是消费社会的神话之一。”^[86]因此，“物质商品、文化商品、服务（商品）以及完成上述商品消费的场所，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展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87]。由此空间的消费与衣着打扮一样也成为人们生活方式、身份与地位等符号识别的重要因素。布迪厄的研究指出，工业企业家、商业雇主等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塞纳河北岸的商业中心）作为自己特殊的品位。教师、美术创作者等拥有不少文化资本的人却以左岸（塞纳河南岸，是大学生、作家、艺术家汇集之地）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群山秀峰为自己的品位。工人等拥有较少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共舞会等为自己的品位^[88]。欧美以滨水节庆空间为代表的内城复兴，也是空间消费分层与区隔的过程——复兴的空间吸引了大量中产阶层前来工作、居住和消费。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内城复兴在都市景观上的表现是，许多价廉的地区和劳动阶级的空间被破坏，同时，“专业管理（professional－managerial）”阶层居住、工作和消费的空间兴盛起来^[89]。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活方式和消费区隔所引起的城市空间的分化在近几年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过去“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所对应的相应简单清晰的城市物质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在“企业办社会”、“单位建房分房”、“土地划拨制”等制度的制约下，城市空间在认同和使用上的分化并不突出。以百货商店，或商业街，或广场，或公园为依托的城市中心区，往往是所有市民所认同的城市中心，它也是大部分城市居民节假日购物与游乐的必到场所。而其他城市区域则相对较为均质，主要以单位或企业用地和附属的居住用地为主，企业、单位和居委会构成了社会主要的结构形式。然而，随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在城市快速向外扩张和旧城改造的进程中，各社会群体活动所对应的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尤其是消费区隔所造成的空间上的区分，已成为大家所不能忽视的现象。这是因为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消费观念的人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所认同的符合自身地位与品位的城市空间也是不同的。

2）从传统社会群体到空间消费的阶层性区隔

首先，社会的阶层化发展造成了空间消费的分化与区隔，这是因为富有阶层、中间阶层、贫困阶层在空间消费的观念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以实用消费为主，居住在城市郊区便宜的住区或旧城区衰败的住区中，到农贸市场买菜，到超市或批发市场购买日用品，到相对实惠的商场购物，到广场或免费公园休憩和交往成为他们现实的选择；社会中上层的人则以享受消费和象征消费为主，他们更多地居住在城市中心或郊区景观较好的高档小区，选择去超市买菜和购买日用品，到购物中心购物，到茶室、酒吧、购物中心进行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因此，城市空间资源的消费与占有的优劣和多少与阶层地位的高低有着相对应的关系，城市空间因而呈现出明显的认同与区隔的态势。吴启焰与崔功豪在对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南京可以按社会阶层的高低划分出相对应的居住空间（图6－28）^[90]。瞿铁鹏与张似韵在对上海社会阶层与购物空间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的阶层所常光顾的购物空间也是有所区分的，并且不同档次的购物空间与社会阶层的高低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图6－29）^[91]。

图6－28　南京居住空间的消费分化　

　
图6－29　上海购物空间的消费分化

其次，不但是社会阶层的高低，而且职业、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会造成空间消费的区隔。商场和超市的光顾者主要以女性为主，女性消费占了世界零售业总销售额的70%，女性客流则占了总量的2／3；近年来兴起的沿街而设的时尚小店（以销售服饰、工艺品和家居饰品为主）更成为白领女性的专属购物空间。销售电脑、数码相机、MP3播放器等数码时尚产品的电子（或电脑）一条街的主要顾客以年轻男性为主。清晨的绿地公园中的锻炼者主要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则更多地出入健身场馆。李立勋与唐卉的研究结果显示，酒吧的主要光顾者以男性为主，年龄集中于16～34岁，职业以三资企业员工、私营业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和国有企业工作者等拥有较稳定收入者为主^[92]。一般情况下，文化程度高的人群喜欢参与社交和益智的活动，经常光顾环境较好、相对安静的购物空间、文化中心、健身房、咖啡屋等；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喜欢参与刺激和娱乐性强的活动，热闹的商场、商业街、迪厅、茶室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场所。

第三，由于人们具有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观能动性，因此通过消费争取获得地位上的提升和认同在社会中也愈发普遍。随之空间消费也出现了超前消费、炫耀消费的现象。例如，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迟买不如早买，买小不如买大”的商品房消费观念就是一种超前消费，举债购买高档商品房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也已屡见不鲜了。

3）从“新部落”到空间消费的趣味性认同

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所追随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新型群体形成的标志。随着“身份集团”或“新部落”的不断出现，使得空间消费的分化（认同与区隔）进一步复杂化。电子游艺室成为电玩迷的专属娱乐空间；体育场和酒吧成为球迷狂欢的场所；演唱会成为歌迷聚会交往的场所；网吧是游戏爱好者和“网虫”的乐土；古玩市场是收藏爱好者的天堂（图6－30）。如今，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代表的LOFT场所，成为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爱好者和从业人员聚集的空间，喜爱这里的人们认同这种场所象征的自由随性、艺术时尚的消费生活方式。有调查显示，“798”来访者是一批有文化、有上进心、对文化艺术有十足兴趣的、活力四射的时尚人群^[93]。总之，在这些空间经常出没的人群的共同点更多的是趣味、风格、爱好、生活方式的相似，而非社会阶层、年龄或职业的相似。不同的“新部落”群体由于相似的消费趣味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亚文化，使城市空间进一步分化。人们往往通过有意识的消费能体现相似消费趣味和生活方式的商品或场所，来营造群体的认同感及其文化价值观，并表现出与其他亚文化部落的“距离和排外性”。人们将很少或不会主动地消费与自身消费趣味不符或相抵触的空间。

图6－30　“新部落”在空间消费上的认同与区隔

此外，由于“身份集团”或“新部落”的消费趣味是多变和不稳定的，这样也势必造成空间消费的变化。例如，前些年南京时尚青年比较钟爱在茶室中休闲交往，而如今1912酒吧街区形成之后，其所提供的西方情趣的新奇体验很快吸引了大量的时尚青年前来消费。

4）从生活方式谋划到空间消费的个性化

城市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专门化的空间职能的多样化^[94]。新的生活方式必然孕育和造就新的消费场所和城市空间，消费空间类型的不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消费生活方式多样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在生活方式风格化的潮流下，人们对空间的个性化追求成为趋势。到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称的空间居住、吃饭、购物、健身、交往、休闲、娱乐，已成为许多人消费城市空间的原则。去环境优雅的茶室与朋友聊聊天，去购物中心逛一逛，去豪华电影院看场电影，去健身中心锻炼一下，去文化中心上个兴趣班，已成为许多人业余时间的重要选择，目标就是塑造好看、健康、有品位、有个性的自我形象。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个性化的空间消费也成为人们快乐享受与自我提高相结合的生活谋划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6.5　小结：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促进了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

一方面，当代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离不开消费文化的作用，这主要是从价值诉求、审美取向、时空体验和社会结构四个方面具体体现的。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也成为消费文化得以快速传播的载体与媒介。总的看来，消费文化四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为城市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合理与合法性：新的空间价值观强化了人们对空间差异与个性的追求和包容，从而为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确定了合法性，即逐渐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世俗化和泛化的空间审美观，为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多样化的“美”的素材和审美趣味；新的时空观方便并加速了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而新的空间社会观则将空间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与个体及群体的社会实践（生活方式、自我认同、社会交往等）联系在了一起（图6－31）。在四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城市空间及城市本身日益成为商品并呈现出符号消费的特征。

图6－31　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促进了空间符号的生产与消费

【注释】

[1]参见【美】阿摩斯·拉普卜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M］.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87－92

[2]马科斯·韦伯认为，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新教伦理强调工作、勤奋、节省和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规定了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

[3]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9

[4]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5

[5]罗宏.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主流文化意志［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3

[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66

[7]张鸿雁，李程骅.商业业态变迁与消费行为互动关系论——新型商业业态本土化的社会学视角［J］.江海学刊2004（3）：101－103

[8]沈杰.特质的多元性：80年代出生的一代［J］.美术观察，2003（9）：5

[9]黄石松，陈红梅.居民住房消费模式的转变决定房价的未来.中国经济时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6758228.html

[1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51

[11]参见Rem　Koolhas，Bruce　Mau.S，M，L，XL［M］.New　York：Monacelli　Press，1995

[12]转引自王又佳.建筑形式的符号消费［D］：［博士学士论文］.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6：77

[13]Chuihua　Judy　Chung，Jeffrey　Inaba，Rem　Koolhaas，et　al.The　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　to　Shopping［C］.K9ln：TASCHEN　GmbH，2001：289

[14]【德】克劳兹·昆斯曼.创新性、文化与空间规划（之一）［J］.王纺译.北京规划建设，2006（3）：169

[15]【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4－31

[16]【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1

[17]【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

[18]【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6－7

[19]王柯平.阿多尔诺美学思想管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4－5

[20]【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C］.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1

[21]【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4

[22]【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0－52

[2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4－99

[24]吉登斯认为消费文化有助于将人们从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传统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促进了“生活政治”的发展。生活政治是“一种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政治，在此环境中，反省将自我及身体与整个认识体系联系起来”。与解放政治（包括抗议、罢工、运动和聚会等反对或揭露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的政治活动）相反，生活政治是自我决策的政治，它是关于自省关系的政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不会动不动就对其他人的行为提出抗议，而是更关心通过探讨个性问题来控制他或她的生活状态，生活政治的发展与消费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25]【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65

[26]【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65－169

[27]【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1

[28]【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1

[29]参见杨斌.消费文化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美术［D］：［博士学位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2004

[30]傅守样.世俗化的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消费性取向［J］.理论与创作，2005（03）：15

[31]转引自【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3

[32]曾坚.当代世界先锋建筑的设计观念［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30

[33]参见华霞虹.消融与转变——消费文化中的建筑［D］：［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7：214

[34]【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若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64

[35]谢天.零度的建筑制造和消费体验——一种批判性分析［J］.建筑学报，2005（1）：28

[36]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17

[38]李宪堂.中国传统时空观及其文化意蕴［J］.东方论坛，2001（3）：7－9

[39]【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3

[40]张斐.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时空观［J］.江苏城市规划，2006（5）：16

[41]【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4

[42]【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5－287

[43]转引自【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15

[44]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93

[45]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C］.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46]【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1

[4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1

[48]参见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0－102

[49]【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0

[50]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1]转引自【美】阿尔文·托勒夫.未来的冲击［M］.蔡伸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31

[52]【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11

[53]【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1

[54]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津对“非地方”的定义：如果一个地方（aplace）可以定义为是有联系的、有历史感的和关注认同感的，那么，一个无法定义为有联系的、有历史感的和关注认同感的空间，就是非地方（non－places）。参见【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0

[55]【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55

[56]陈晞.表皮的“临时性”演绎——解读伊东丰雄的“透层化建筑”理念［J］.建筑师，2004（08）：94－95

[57]【意】毛里齐奥·维塔.捷得国际建筑师事务所［M］.曹羽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1

[5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50

[59]【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95

[60]【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9－240

[61]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3

[62]“生活方式”是社会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从广义上说，生活方式就是人为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总体模式，即人的全部实践活动方式；从狭义上说，生活方式是指个人、家庭及相关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为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选择、确立的日常生活诸方面构成和实现方式。马克思、托斯丹·本德·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等多位学者分别从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社会阶层等视角对“生活方式”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述。西方进入消费社会后，生活方式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消费领域。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63]杨晓俊，王兴中.居民消费行为与城市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关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6）：57

[6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1

[65]【美】阿尔文·托勒夫.未来的冲击［M］.蔡伸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69

[66]【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6

[67]西瑞亚·卢瑞认为，现代消费文化特殊的风格特点源于美学知识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参见【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5

[6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5－126

[69]【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59

[70]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8

[71]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M］.New　Ya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186－187

[72]【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4

[73]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69

[74]郭景萍.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社会分层［J］.学术论坛，2004（1）：63

[75]参见Michel　Maffesoli.Time　of　the　Tribes：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M］.London：Sage，1996

[76]梁威.后现代消费部落及其消费特征初探［J］.商业经济，2006（29）：22

[77]【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0

[78]【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0

[79]【英】西瑞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9－255

[80]参见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春季号

[81]卢源.论社会结构变化对城市规划价值取向的影响［J］.城市规划汇刊，2003（2）：66

[82]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39－40

[83]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60－222

[84]【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66

[85]【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75－76

[86]王建平.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消费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85

[87]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0

[8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9

[89]Deborah　Stevenson.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7

[90]吴启焰，崔功豪.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J］.城市规划，1999（12）：24

[91]张似韵.消费实践与社会地位认同——有关以白领雇员为代表的上海中间阶层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2：17－20

[92]唐卉.以广州酒吧为代表的休闲消费空间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广州：中山大学人文地理系，2005：41－49

[93]参见798艺术区调研报告.北京文艺网http：//www.artsbj.com／Html／news／zhzxzx／zyzx／349848915＿5.html

[94]【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M］.敬东，谢倩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