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论》后记-企业组织论

该书是一本理性的书。读者看得累了，我在后记就聊聊我的人生和感情的故事吧。

人生不易。人生常有道道关口，人生还有酸甜苦辣咸。

回想几十年，自己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喜大悲，动荡起伏，也历尽坎坷，历尽难关。真是四方颠沛，五味人生。正像一首叫“冰糖葫芦”的歌里唱的“甜里面裹着酸……酸里面透着甜”。所以在家人给我过五十岁生日时，我挥毫送给他们八个大字：奋斗人生，其乐无穷。在我奋斗的人生中，也充满着坎坷，充满着关口。

从小就听母亲跟人家说我：“这孩子真是命大”。因为曾有二次生死关口，“大难不死”：一次是1945年八路军从汉奸手里解放我们那个村子，我家就在汉奸盘踞的炮楼跟前，打仗时，一个手榴弹炸在我家窗户上，炸碎的玻璃撒满了一炕，炕上只睡着一个刚出满月的我，襁褓中的我居然没有从睡梦中被爆炸声惊醒，浑然不觉地度过令父母惊恐万状的第一次劫难。第二次是在我不到一岁时，又因连续半年的“拉肚子”拉得几乎断气，在阴阳界徘徊，连深爱我的父母都没了让我复活的信心，都要办理我的后事了，不知怎么，冥冥中还是被阎王爷一把推了回来。

儿童时代是幸福的，一上本村的小学就赶上了个充满爱心又很敬业的好老师，得到了慈父般的呵护。而且，我比同村、同乡的同学条件还优越的是，我的大哥、大姐比我大快二十岁，他们又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县政府干部，大哥哥出于对小弟弟的殷切期望，想让我见见世面，在我二三年级小孩孩时，就把我接到邱南县城雹泉去读书。记得大哥哥24岁就当上了县人民银行的行长，出门胯着盒子枪，好让人威风，好敬佩呵。大哥哥常出差，我就成了银行警卫班叔叔和银行阿姨的小萝卜头，除了晚上有时想家想娘有点小小苦恼之外，自己在银行的两年真是成了叔叔阿姨的“欢乐果”，自己也整天沉浸在天真的欢乐之中。一路顺风，1957年还荣耀了一把。那一年不知怎么回事，考个初中还那么难，我们班40多名同学只考取4名，附近几个村子只我一人“金榜题名”，乡里长辈见我父亲就竖起大姆指，在乡亲们看来，竟像中了状元一样，把我父亲乐得嘴都合不拢。而真正令我兴奋和激动的则是在国民经济调整的低潮，在大学高考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年，即1963年以优秀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回想那一结果，真是靠苦水和汗水浸泡而成的。因为高中三年恰是全国、全省严重灾荒的三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我的粮食关系和户口由在学校吃国库粮转回了农村，每星期要从家里挑上几十斤重的干粮，步行50里挑到学校。走50里路，背50里路的外语单词，这就是为什么在班里，我的外语总考第一名的秘诀。担子挑的是平常天天吃的口粮，除了地瓜干，还是地瓜干，到夏天，熟的瓜干时常馊得拉出长丝，也不舍得扔掉。真的，我的高考成绩，其实是馊瓜干喂出来的，是小扁担挑出来的。我大姐心疼我，把她心爱的女自行车给我骑，可不到一年自行车就毁在了我的手里，当时自行车作为家庭的重大固定资产，大姐该多心疼，可她一句话都没有责备她的不懂事儿的小弟弟。

1968年大学毕业后，按照“最高指示”先到河南太康一军部队农场，然后又被分到鹿邑县马铺公社前胡村度过2～3年“磋砣岁月”之后，河南省才对这三届老大学生正式分配。在锻炼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该县要为一位省劳模总结材料，几次换人，几易其稿，县委宣传部长都不满意，有人提议我来写写试试，结果一炮打响，被县委宣传部长惊呼，发现了人才，于是立即被调到县委帮忙一年多，才被分到“国防工办”系统的工厂，总算回到了自己的企业管理本行。8年的三线军工厂的工作和生活，虽说艰苦、单调，却使我真正熟悉了工厂，深刻了解了国有企业，为我此后20年企业管理和企业改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积累。

朋友们说1978年考取中国社科院首届硕士研究生，是我的人生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实在是偶然而带戏剧性。当时身处伏牛山中，工厂几乎与世隔绝，在工作忙碌中，偶而听技术处同期从上海交大分来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说，他们正在准备考研究生，他问过我的专业后说可能也有“工业经济”类的招生，并找来了那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破报纸，看到确有中国社科院在招生，也确有工业经济类专业，几个备考理工的研究生的同事，极力撺掇我加入他们的考研阵线，以便在厂领导面前人多势众好办事。当时离考期不到一个月，工作还不能撂下，尤其外语已经15年搁下没再碰过，大学毕业时，在“读书无用论”诱惑下，离京前把几乎所有书都半赌气、半自嘲地卖到了位于人大母校旁边海淀区的一家旧书店。在山沟里连本“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找不见。而爱人又因夫妻长期分居，刚刚被批准可以调到一个厂，而不赞成考研，在去爱人处探亲商量时，偶然从我箱子底下发现了二本随我颠沛碾转、纸都变黄还带老鼠牙印的人大自编外语教材，这才想起当时，卖旧书时，仅此外语教科书被例外地留了下来。如获至宝，当晚复习起来，原来担心忘得一干二净，经过几天复习，外语单词居然一批批魔术般从几乎空白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初试是按国家规定，到鲁山县城的中学教室赶考的，考研居然初试、复试都一帆风顺，“二进京”也就一路顺风。

1981～1987年，从留所到考博，再到晋升副研的8年，可谓呕心呖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老少三代4～5口人挤在双榆树一居的斗室之中，当时得知国家困难，连我的导师蒋一苇这样“大学者”，都长期和老伴住在办公室，我这“小学者”也就没有怨言了。当时晚上孩子睡觉怕灯光。而我的写作又全凭夜深人静才有灵感。所以只好把厨房当书房，案板当书桌，当时我每年10～20万字的论文都是在厨房的案板上完成的。同事戏称：难怪海航的文稿都带一股油烟的怪香味呢。

广东人称8是发。发财固然轮不到我，但巧得很8往往成了我人生起落的拐点：“68”下乡，“78”考研，“88”出国，特别是1988年在自己思想长期生活在对外封闭的环境中，乍一开放，东渡日本，了解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所见所闻每天都撞击着自己的大脑，这是自己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时期。访问学者一年，其实没看什么书，但思想收获却特别大，对自己转变思维图式和以后的科研工作受益无穷。

“98”更是一次人生的抉择，在校长和书记的动员下，自己终下决心，于1998年1月（调令1997年10月）正式来到首都经贸大学上班，成了我们学校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小学才算真正人生的起点，在年过五十之际又回到学校，也算是人生起点的回归吧！首经贸8年，个人虽有所失，但工作是卖力的，生活是充实的。因为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不遗余力的奋斗，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支持和肯定，只是感到自己对学校的贡献还不够多，好在来日方长，老骥伏枥。

回到大学八年深感快慰的是在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学科建设中我和同事们结下了友谊，在我和大家一起做课题过程中，锻炼、培育了一支科研能力强，又有很好团队精神的科研队伍。他们有的是先我进校的青年骨干教师，有的还是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温州人说他们的精神是“靠山吃苦，靠海开放”，我们团队之所以有战斗力，就是因为发挥了这一山的精神和海的精神。我们团队还要继续发扬山的精神和海的精神：

山南海北，山高海容，山海精神，大器乃成。

我家乡的名字叫“土山”。是潍坊市千万个村庄中极普通的一个。可土山在我心目的“天平”中却有着极重的份量。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家乡。

我思念家乡，固然是因为他和北京反差太大：一个是大都市，一个是小山村和大都市的拥挤嘈杂不同，我家乡的“土山”村东、村南靠山，村西村北有河，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那片有山有水、绿色的田野实在令人神往！

更重要的，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伴随过我的童年，铭刻着我童年的故事，和我童年的酸甜苦辣，水乳相融。那里有我童年时拾柴摘酸枣的南山；那里有我少年时洗澡抓鱼的北河；那里有我在如火骄阳下锄草、收获的农田；那里有我在桃园树荫下读书、看桃、吃桃的“世外桃园”；那里有我在去夏坡上小学途中天天仰望着的神秘而遥远的“留山”；那里有我放学后路过的拾松凌子的马尾松山岗……。

我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从孩提时代在县城上小学时就开始了，至于到雹泉上初中，每两周回一次家，返校时登上南山，回首遥望土山村，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赴京上大学时，更是一年只回家一次，在家的日子总嫌太短。告别亲人，离家返校，一步一回头。走到秦戈庄的岭上回首土山，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涌到眼前，那种依依不舍的一幕一幕，至今难已忘怀。

对家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犹如家乡的一瓶“景阳春”陈酒那样，不但不随日月而淡薄，相反，时间越久，越是浓烈；离家越远，也越是浓烈。记得前几年在日本留学时，我面对世界最繁华的东京这座大都市，却更加思念我的土山村，故乡的山山水水，时常进入我的梦中，在东京的单身公寓里，我这种思乡之情有时难已自己，甚至夜不成寐，有一次竟半夜爬起来，乘着异国清冷的月光，挥笔写下“游子吟”，抒发这种比梦还美，比酒还浓的思乡之情：(www.xing528.com)

我爱家乡山，我爱家乡水，

山山水水让人醉，梦里也相随。

家乡有我梦，家乡有我魂，

梦魂牵绕人不寐，游子何时归。

去年七月，我有机会去山东出差，忙里偷闲抽上一、二天时间回到我那魂牵梦绕的土山村，回到浸透我童年故事的青山绿水大自然。

让妻子和女儿也一起同行，让她们也和我一起给去世的父母上上坟，一起寻寻生命之“根”，同时也一起享受一下回归故里的欢乐。

家乡变化真大。几年不回，不想连路和村子都不认识了。凌河镇，这个当年到县一中上学时，月月都要路过，破败落后的乡政府所在地，竟一下子变成满有时代感的崭新的小城市，出凌河往西南10里就是土山，这当年我用双脚丈量过千万遍的道路却全变了，快到离土山只有二里路的秦戈庄，竟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初次来的司机只好停下车子问路，及至到了生我养我的土山村，村庄更是面目全非，街道新了、房屋新了、儿时的同伴儿老了，一茬茬陌生的年轻人听完老人的介绍，才热情地上来和我们说话，告诉我，谁家换彩电了，谁家买摩托了，谁家盖的新屋是用的什么新式图纸……走在村子的街上，时有摩托车驶过，乡亲们说，现在年轻人下地干活也有骑摩托的。几十年来，村民下地干活经历了挑担、推车、骑自行车的三个阶段，进入新世纪，看来真要进入骑摩托种地的时代了。

在村里转转，山村在巨变中也能找到旧时的遗迹，那在几座新瓦房之间存留着的旧土房显得很不协调，却是儿时记忆中非常熟悉的，现在仍然住着人家，年轻人风驰电掣般驶过摩托车的路上，也有中年人在挑担、拉车。而且村里人都说，咱村比邻村秦戈庄差着一大截呢。

告别乡亲，回到北京，连续多少日子，夜里总梦到土山，说也奇怪，梦到的不是现在的新土山，而全是儿时的土山，过去的房，过去的街，过去的情景，过去的人。我想儿时的印象太深了，儿时的乡情太浓了。家人说，你如再次回乡后，大概新的土山就会进入你的梦中了。

我期待着新的梦，梦中看到一个全新的家乡。

对故乡，如此魂牵梦绕，除了因为有伴我童年的山亲水亲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我的至爱亲人：大姐和大哥。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由于年龄的巨大差距，我比常人得到了双倍的父爱和母爱。在我小时候，他们不仅节衣缩食，供我上学，而且对我关怀，对我呵护的一幕幕动人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三年困难时期，大哥大姐自己饿得水肿，却时常给我粮票，有一次大哥还亲自给我送来半斤重一个的玉米窝窝头，并看着我把那金灿灿的窝窝头当场吃掉，那个香呵，一辈子忘不了！对当时饥肠膔膔而又无粮可买的人们来说，那可比一个金元宝还宝贵呵！

赴京上大学，大嫂送我路费、生活费，大哥给我置办行囊，节俭的大哥还破例地买条鲜鱼为我饯行，而且发现我的鞋跟有毛病后，大哥连夜借来工具为我钉鞋，在普通人眼里，一个县的领导干部就算大官了，不是至亲至爱，怎么会帮助干此“粗活”呢。大姐更是母亲般地呵护着我，因为考大学竞争太激烈，大姐怕我暑假回乡没有条件学习，所以每年暑假都把我叫到潍坊市她家集中精力读书。紧张的工作之余，她光给丈夫孩子们做饭和手工洗衣已经够累了，还要增加给我洗衣和做饭的负担。尤其是在粮食定量本来就不够吃的条件下，添我一个大小伙子，可想而知，给大姐一家带来的困难多大呵！

上大学，我的全部针线衣物几乎都由大姐置办，“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大姐临行还专门给我置办了一套工具齐全的针线包，并给我路费盘缠送我远行。1966年串联回乡，大姐一见到我已破的被子，不顾自己正处于文革逆境和经济困境之中，立即从商店买回新布新棉套，连夜为我缝制新棉被，大哥大姐对我爱的奉献，不求回报，也得不到回报，亲人的无私亲情真是比海还深呵！

大姐大哥，离退休快20年了，年纪大了，病也多了，但大姐总操心着别人，惟独不管自己。大哥清心淡泊，酷爱书法，在全国得过多次书法大奖。听说我这本书请他题写书名，不顾刚刚手术出院不久，连写多幅，从大连很快寄来了他书写的“企业组织论”。亲情如海，无以回报，遥祝大姐大哥健康长寿！

整理文稿，编纂此书，不仅我的夫人孟书梅和女儿郑维日夜兼程地忙碌，而且吴冬梅博士和戚聿东博士都给予热情关注，还有我的博士生魏秀丽协助我作了本书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崔佳颖、贲恩正、刘炜对书稿作了阅校和修正工作，崔佳颖还专门翻译了内容提要，总之亲人和团队为我的这本书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特此向我的家人，向我的研究生们表示感谢！出版社副社长杨世伟博士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4．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