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论访谈篇-企业组织论

经济日报编辑部：

我们在企业是搞管理及宣传工作的，平时注重学习一些经济理论，特别是经济日报有关企业深化改革的宣传报道。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但是首先碰到的难题是究竟什么是企业的经营机制？“企业的经营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从目前大量的宣传报道看，好像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就是“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对“企业经营机制”作的明确解释。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就不能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工作健康地开展下去，因而我们深感不安。所以，我们想到了经济日报。如贵报编辑部能将上述疑问阐述明白，我们将不胜欣慰。

张家口地质局宣传部

郑海航：企业经营机制是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诞生的一个新概念，但它不是一个可以任意理解的词，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

“机制”一词本身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辞海》解释说：“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这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相互关系。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现代汉语词典》则按照机制一词应用范围的扩大，分为三层进行解释：①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②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③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或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制。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不管机制这一概念应用到机器，还是医学、生物学，都包含有以下两点含义：一是其结构和结构方式；二是其内在的本质联系，即必然规律性。机制概念，从机械领域，到生命领域，再到经济领域，最近几年又引入到企业领域，内容愈加丰富、生动、深刻，但基本上仍然不外乎这两点含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像一个生命系统，拥有其特殊的“呼吸”、“消化”、“运动”、“生殖”、“神经”诸子系统，是一个有经济生命的有机体。而企业经营机制，就表现为企业这个生命体的“结构”和原理，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如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用制度确定的相互权责结构、利益结构、决策组织结构等等，都是体制的重要内容，这是决定企业经营机制类型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由该具体体制所产生的具有某种必然趋势的机能。有什么样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倾向和机能。企业经营体制有优劣之分，其机能也就有积极、消极之分，合理与不合理之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企业经营机制概念提出的背景和过程，问题就会更加清楚。过去，在原苏联、东欧和许多国家的经济理论中，广泛使用着“经济机制”、“市场机制”等概念，但企业经营机制的提法则不易见到。在我国，直到1985年后理论界对1984～1985年的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带来的经济过热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时，才涉及到了企业机制问题。除了国家宏观失控，地方政府投资膨胀外，自主权扩大而又不担风险的企业也确实存在着产生两个膨胀的内在必然性，而当时“软约束预算”的企业体制所产生的投资饥渴、消费饥渴，短期利益偏好等等这种倾向和机能，正是当时企业的经营机制状况。开始，有的叫做“企业的内在动机”，有的叫做“企业的行为机制”，后来，于1986年提出了“改革微观机制”、“完善企业内部机制”的概念，直到1987年3月的六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才明确指出：“今年的改革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上。”明确提出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概念。提出这一新的概念，决不能看作单是增加一个新词，而是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即不是在原有体制旧框架内调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益比重，而是着眼于构造新的体制——企业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体制，即着手探讨企业经营机制的再造。对国有企业租赁制、承包制和股份制的试行等等改革措施就是这一“再造”的实践。

关于企业经营机制的内容，也有不同看法，有的把它分解为投入机制、转换机制、产出机制、反馈机制这样系统论中的四部分，这似乎还是停留在对过程和现象的描绘上；有的把它分析为权力机制、责任（压力）机制、利益机制三部分，这种按组织体的划分方式似乎仍然使人不易抓住要领。还有人把它分析为动力机制、压力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应变机制、约束机制等诸多项机制，似乎触到企业经营机制的本身，但又有罗列甚多，不易抓住要害之感。那么企业经营机制的内涵究竟应如何概括才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呢？我认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企业经营机制的内涵是由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组成的，这就是企业的经济动力和自我约束力。经济动力是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产生积极性的源泉，它的功能是推动企业加快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目标。和动力相对立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自我约束力，这种自我约束力并不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为约束企业的自发发展，也不是指自我纪律约束、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在这方面，我们在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做得要好得多。自我约束主要是指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能做到的“合理抉择”；决策者承担决策风险，对利率、税率、价格等宏观经济杠杆调节的信号能灵敏反应；兼顾投资和消费，在二者之间克服消费偏好；兼顾长期见效投资与短期见效投资，克服短期行为等等。总之，企业靠自我约束的力量保证企业的根本利益，实现企业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保证企业追求最佳经济效益的目标不偏离。企业的动力和自我约束力，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其对立表现在自我约束力对盲目冲动的制约，使动力不是脱缰的野马，其统一则表现在二者的本质都是一个“利益机制”：冲动是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约束也是为经济利益所制约。只不过前者往往表现为“趋利”，后者往往表现为“避害”而已。

“企业经营机制”的概念和内涵弄清以后，其他模糊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不能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同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破三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着眼点应毫不动摇地放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体制的改革上。政企真正分开之日，才是企业经济经营机制真正转换之时。

郑海航简介：男，1945年生于山东潍坊安邱市。1981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学首批硕士学位，1989年获该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1989年作为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在日本进行合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兼副主编、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研究专业为产业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共发表论著100多万字。论文百余篇，专著8本（含合著），代表作《企业组织学导论》（1991年中国劳动出版社）、《论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2期）等，提出了由组织结构、组织意识、组织机制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在我国最早提出企业应按系统论思想设立“一长三总师”的构想，最早提出企业经营机制由动力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两部分构成的见解。

●明确产权，企业应是市场主体，建立经营者市场，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通过企业家市场形成动力机制和职业风险机制，搞好企业经营

●国有企业不能回避产权改革，必须重视研究产权改革，建立产权约束、责任约束、具有公平竞争环境的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

●国企管理改革目标：变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为市场体制下的企业经营

●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郑海航博士，正在进行由他负责的该院招标为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清晰产权、深刻变革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加强企业经营战略与策略研究等方面的紧迫课题，提出重视产权改革、改变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为市场体制下的企业经营的重要思路。

国企没有资本金，其产权关系是不清楚的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十几年路程，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根本解决亏损多、效率低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郑海航：国有企业改革之初，我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些阻力，仅限于放权让利，后来才逐渐深化认识：企业改革不限于建立责任制。我们帮助首钢搞了承包制，确实取得了效益，但我们也发现首钢的承包制只是具有重要意义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国有企业改革模式不只是一种。搞承包制后，进入市场经济就不适应，建立不了自我约束机制。企业应是市场主体，出资人多了，股东多了，必然要找代理，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因而产权必须明确。规范的委托关系，所有者超脱出来，建立经营者市场，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通过企业家市场，形成动力机制和职业风险机制，搞好企业经营。

记者：有人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这种认识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不存在产权不清晰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郑海航：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清晰的观念是一种糊涂观念。许多国企没有资本金，没有投资人或老板，都是贷款建立起来的，还款之后无资本金，国家没有投资，怎么叫国有？许多新办的企业被称为国有，有的规范很大，但就是国家没投资，只是贷款打了国家牌子。不知道企业为谁所有。

今后，“国有”即国家有资本金，或国家独资，或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出资，国家独资，也不完全是贷款。每个股东都要承担有限责任，国家通过银行贷款，表明国家是债权人，不能成为企业股东。贷改投形成的股本，必须归财政所有，不能归银行所有，若归银行，则银行就成为股东，而不是国家成为股东。因此，国有企业不能回避产权改革，必须重视研究产权改革，建立产权约束、责任约束、具有公平竞争环境，比如同样的负债水平的企业制度和运行机制。

国企亏损有三大原因：传统产业衰退、政企不分和管理落后。

记者：您在调查国有企业亏损状况时，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郑海航：近两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别：一批原来计划经济下曾是“利税大户”，甚至被当地誉为人们学习榜样的“先进企业”，却跌为“亏损大户”。亏损的原因很复杂，既有非体制的因素，即传统产业的衰退，也有体制的因素，即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带来的机制不活和约束软化，这正是企业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亏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问题，或叫做管理落后问题。

记者：您前面谈到要建立企业家的动力和职业风险约束机制，这在企业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郑海航：我在调查研究企业管理中发现，企业家很重要，企业家的经营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决策方式等决定了企业的好坏。选择好的企业家，必须保证企业家不是按觉悟、道德去抓企业，而是凭着市场主体的动力和约束——职业约束，兢兢业业地搞企业。一位日本朋友因企业经营失败，只好承担职业风险，改去成人学校教书。而我国的企业经营者不承担职业风险，不顾经营后果，一味地争项目、争投资，把项目数量当作业绩或政绩的标志。

记者：您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亏损的三大原因之一是管理落后，具体地说是哪些方面落后？怎样才算不落后？

郑海航：管理落后实质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观念、管理方式和方法落后于激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加强管理”的实质内容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观念，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观念、经营战略、决策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等。也就是说，管理也要改革，而不能认为“管理也是改革”。否则，会使人们产生“以管代改”、“遇着问题绕道走”之嫌。理解问题的思想实质在于：以改革的精神统帅改革，通过企业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全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使改革与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改革与管理互相代替。

国企管理改革目标：变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为市场体制下的企业经营

记者：如何才能加强管理？

郑海航：加强管理先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加强什么样的管理和如何加强。许多人谈到加强管理，都没有强调是加强传统管理还是在新体制下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如何加强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以评定级别和优秀者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主导行为；二是企业面对市场自己去加强管理，即企业自主行为。现在企业环境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能够坐在书斋里想象。

记者：请您具体谈国有企业环境变化对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郑海航：就企业系统来讲，传统体制环境下，企业信息由政府输入，企业输出信息给政府，由政府做出反馈，企业只是转换一下。在市场体制环境下，企业信息由市场输入，企业需要自我消化，做出反映，提供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向市场输出信息，从销售市场得到信息反馈，再作生产经营调整。两种不同的环境，使企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形：传统企业只需要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任务和利税指标，在政府的保险箱里生产、加工，只相当于一个制造工场（不是“工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语）。市场环境下的企业，要自主选择人员、筹集资金，其产品要在市场上经过“惊险的跳跃”（马克思语），若“跳”不过去，“摔死”的不是产品而是企业本身，简言之，国有企业由政府机构附属物式的工场或车间，变成独立进入市场并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犹如仪仗队变为足球队，从只听号令齐步走变成在一定规则下充分拼、抢、争。因此，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必须彻底变革，由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转变为市场体制下的企业经营。

实现六大转变

记者：从“企业管理”变为“企业经营”，是一个重大的质的飞跃。这种“质”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海航：传统体制下，企业管理只限于搞好生产技术管理就行了，没有经营。理论界曾认为管理包括经营，而且把经营也狭窄地理解为销售，如把销售副厂长理解为经营副厂长。“经营”其实是包括管理的，它包括了企业战略谋划、策略运用、经营哲学、经营观念和方法等。在日本看来，经营是企业高层次的，经营者包括总经理、董事等；管理是中间层次的，如车间管理，管理者是指车间和车间以下的管理干部。日本明治大学有经营学部，相当于经营学，而我们却没有经营系，国内也有大范围理解“经营”概念的，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里的“经营”就包括企业战略、策略、理念等在内的全面性概念。我们应该在理论上予以清晰，然后，厂长经理才能更加清楚。

具体地说，由传统的为政府服务的企业管理转变为市场服务的企业经营，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转变：

（1）内容上，由传统单一的生产管理转为复合的企业经营，即由完成年底产值产量的生产技术管理，转为有一套经营战略策略和经营哲学，由视企业为政府的加工场变为把本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细胞”放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进行分析、操作和运营。这种复合的经营哲学，必须由拍板的人来掌握，才能发挥作用。

（2）企业活动范围由封闭式转为对外开放式，形成企业与市场社会一体化的经营。有位制鞋集团总经理，原来除向主管单位汇报出厂外，别的时间都在厂里，现在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与中央、地方和国外建立关系上，做广告也不是纯做广告，而是为提高企业、厂长和产品三个知名度。

（3）对象上，从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中心的经营，即由物的管理变为钱的经营。过去，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四流，企业只关心人流和物流，企业成本核算被置于很次要的地位，不关心资金回报率。今后，企业必须四个流一起抓，尤其是要关心资本经营，首先就要考虑市场的资本回报率。同时，必须关心资产经营，提高设备利用率。

（4）从为了管理而管理走向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加强管理。企业管理不是为了达标升级，而是为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即使微观的生产技术管理也要提高到宏观的高度。经营管理好坏，不由上级决定，而由消费者或市场“投票”——肯不肯掏钞票购买企业的商品来决定。

（5）从忽视市场和宏观信息转向高度重视并做出灵敏反应。银行利率、税率、汇率、价格、产业政策等各方面信息，过去企业不用去重视，现在则必须做出灵敏反应，有家公司从外贸部门打听到日本需要催眠棉毯，一次出口五万条，使这个企业起死回生，一条信息救活了企业。

（6）从一般化的政治目的建设文明转变为以经营为目的，建设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创建精神文明要成为企业经营的一块，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要求。企业更进一步进行形象设计，从经营理念、行为规范和视觉形象三个方面全方位塑造企业形象。

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记者：传统企业管理深刻变革后，必然形成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您认为应包括哪些内容？

郑海航：在企业改革之年，应当以改革的精神对待管理，把管理和改革结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重建新的经营管理体系。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观念。有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观念陈旧，还看不惯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结果败下阵来。有的企业家则居安思危，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也学会了乡镇企业那种“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的经营之道。有两家手表厂，一个在改革开放前是利税大户，之后不适应市场变化，成为亏损大户。1993年，彻底改革了经营战略、决策体系和劳动分配制度等一系列内部体制之后，由长期亏损一跃成为盈利企业；另一个则在改革开放之后较快适应了市场变化，一直盈利，但到1993年后，由于缺乏进一步开拓和创新，没有及时实施战略调整，一直出现亏损。因此，我们强调指出：管理落后之关键是经营观念落后，之急乃是更新观念。

（2）制定深谋远虑的经营战略。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新的产品战略，生产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做到“吃一看二三”；二是新的产业战略，打破单一产品面，实现企业本企业内的跨行业多角经营，规避市场风险；三是新的地区战略，从本地发展到全国市场，从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

（3）建立反应灵敏、应变能力强的预测决策体系。对待市场需求有等待、寻找和创造由低到高三个阶段，对待国家形势和政治给予的机遇也存在等待、寻找、创造三个阶段。企业领导应专门组织专家班子，收集信息、研究市场和宏观政策，反应灵敏、应抓住机遇。

（4）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体系。企业内部职能部门之间关系应是：以经营销售部为龙头，计划和科研开发部门都要围绕着经销部门转，甚至有的装备车间也直属经销部，更便于及时满足用户的订货需求。做到“市场导向，经销为龙头”。

（5）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劳动、人事、分配体系。包括打破干部、工人界限，用招标、招聘上网等公平竞争的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使用人才，发挥作用；对技术业务骨干实行无限期合同制，并优先解决住房等福利问题，提高工资待遇或发放特殊贡献津贴，使之与市场价格接轨；实行本企业工龄津贴的制度，关心职工切身利益，营造以爱厂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氛围，从而提高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

（6）建立充满活力、随机应变的市场营销体系。它包括广告宣传、市场推销、售后服务一体化。首先，要高度重视营销系统，选拔高素质的营销人才予以优先配置，建立训练有素的营销队伍；其次，要予以一定的“将在外”的充分自主权。

总之，国有企业管理改革过程中，建立企业家的职业风险机制和集体决策的制衡机制等等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　刘家伟）

郑海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常务副总编。研究方向为企业组织学和企业改革理论，代表专著为《企业组织学导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研究》等。最近主持完成了社科院首批重点招标课题《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现状及出路研究》。

孙明泉：在一些报刊的文章中用“三三制”来描述国有企业的现状，即国有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是保本的，三分之一是微利的。据说，有些资料还是引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一些人因此产生悲观情绪。你多年来致力于国有企业研究，又刚刚完成有关国有企业的课题，不知对此怎么看？

郑海航：应该承认，国有企业亏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对此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不对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悲观情绪，是因为对国有企业亏损的具体情况及其致亏的原因缺乏全面的了解和具体的分析。我们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致亏因素非常复杂：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原因，特别是存在非体制性因素和积极致亏因素。

所谓体制性因素，包括机制弊端、管理滞后、历史欠账、承担改革成本等。而所谓非体制性因素，则包括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结构剧烈变动导致企业严重亏损、资金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等。特别是某些传统产业达到成熟阶段之后，一方面面临着劳动力价格、原材料等紧缺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又受到同行业的激烈竞争而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企业成本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亏损率呈上升趋势，以至部分企业陷入严重亏损，其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行业的亏损尤为典型。这两条原因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碰到了。特别是轻工、纺织、煤炭、军工出现的行业性亏损中，非体制性因素往往成为主要的致亏原因。

另外，在亏损因素中还必须分离出积极性致亏因素，如企业为加快技术进步而提高折旧率，国家为优化资源配置，有计划地提高能源、土地等稀缺资源的价格等而使企业产生亏损的因素是积极致亏因素。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从近期来看是增加了工业品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但缩小工业剪刀差是积极的，而且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工业品提供了更大容量的消费市场，从长期看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因此，国家每年在公布当年亏损情况时，在统计上应注意分别非体制因素和积极性因素。例如，在公布全年亏损面和亏损总额时，应分清其中结构变动、行业性衰退等带来的亏损份额和提高折旧、合理提价等带来的亏损份额，而不能像以往那样笼统地公布亏损面和亏损额指标。这样，有利于增强人们扭亏和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也有利于有的放矢地解决亏损问题。

孙明泉：对严重亏损企业，理论工作者多主张让其“死一部分”，实际工作部门则多主张尽可能都求活。对此你怎么看？

郑海航：能活的当然要尽量“救活”，但该死的也要采取断然措施让其“死去”，只是要注意区分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医治”。对严重亏损国有企业，首先可按大小分类，然后按“抓大放小”的原则，中央仅负责大型企业，特别是对因债务负担过重而亏损的大企业，应采取多种途径，尽快增资减债卸包袱，并规定将固定资产和职工在一定数量之下的严重亏损中小企业全部交给地方，由地方自主选择包、租、卖等各种途径；其次按亏损情况和扭亏前景分类，对严重亏损，但扭亏有望者，应积极鼓励其“脱壳经营”，寻找新的“生长点”。

对“该死”的企业，可从政策上鼓励优先实行兼并，其次实行破产等方式。例如，可规定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实行“债务重组”，兼并方可享受被兼并工厂生产产品三年内减免税收的政策。国家财政和金融系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地支持。

孙明泉：有些严重亏损的传统产业，如纺织、煤炭，其亏损并不是企业经营者经营无方所致，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对它们是不是应有些特殊政策？

郑海航：是这样的。我们课题组提出一个政策见解，即从当前来看，传统产业应该成为今后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最主要的理由是，产业政策的重点应随发展阶段不同而调整。我国目前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只要有前途的行业，一旦有政府的特别支持，就会有大量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而且总是投资过多，而不是投资不足；相反，在这个阶段，最困难的行业却是需要更多调整和较多人员退出的行业。因此，今后我国一些传统行业应该作为“结构调整重点行业”。得到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

孙明泉：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

郑海航：对传统产业中的困难企业应鼓励转产。我们课题组对此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对转产行为可有多种鼓励政策，例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开发新产品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可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还可以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的方式。

同时，可通过非转产企业提供的补偿支持退出企业。一部分企业转产或关闭，会使仍然留在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受益。可以将行业内留存企业收益中的一小部分，通过有关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作为退出企业的补偿费用，采用低息、无息或贴息贷款等方式，支持退出企业的转产行为。

（记者　孙明泉）

《编者按》

1996年我国钢铁的总产量首次突破了一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我国钢铁工业的规模和能力在全世界已处于举世瞩目的地位。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也应看到同钢铁强国之间的差距：人家一吨钢平均卖到500美金，我们只不过卖300多美金；我们一吨钢的平均能耗几乎是人家的2倍；在国际市场钢铁交易中，我国的出口量仅占1%，处于第20多位。

特邀嘉宾：《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郑海航研究员

本报记者：孙明泉

记者：据报道，1996年我国钢铁的总产量首次突破了一亿吨大关，从而在产量上跃居世界第一位，圆了几代人的世纪梦。您作为研究工业经济的学者，怎么看这件事？

郑海航：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表明我国钢铁工业的规模和能力在全世界已处于举世瞩目地位。钢铁工业素有“工业食粮”之称，其产业关联度极高。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不仅反映了我国钢铁工业的成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工业的伟大成就。从历史上看，突破一亿吨，确实是我国几代人的世纪梦想。从1890年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到1948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产钢量总共才有760万吨，年产量最多才到92万吨。新中国成立后8年，我国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钢铁工业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1978年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11年后跃升至6000万吨，1996年产量突破1亿吨。从6000万吨到1亿吨只用了7年时间，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钢铁工业的这一发展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单兵突进，而是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本行业内也不是只求产量不顾其他，而是在产量上去的同时，产销率也上去了，品种、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也提高了。这种产量的增长是良性的。所以说，这一亿吨钢是来之不易的，凝结了钢铁战线广大职工多少心血和汗水！

记者：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为何没有刻意渲染一下？有关部门也没有大庆特贺？

郑海航：我想，这恰恰说明了我党领导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成熟，即不提倡单纯追求产量而注重于经济的增长质量。我接触过许多钢铁工业的干部，他们丝毫没有在一亿吨成绩面前陶醉，更没有对这个“世界第一”津津乐道，而是居安思危，坦率地解剖自己。他们认为，我国只不过是产量第一的钢铁大国，还称不上是世界一流的钢铁强国，同一流的钢铁强国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的一亿吨和发达国家的一亿吨的含金量是不同的。我认为，这种敢于正视自己不足的实事求是精神比突破一亿吨钢的事件本身更令人鼓舞。

记者：您讲到我们的一亿吨钢与发达国家的一亿吨含金量不同，在国际比较中，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有哪些差距？

郑海航：同发达的钢铁强国比，这种差距用一句话讲，就是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差距。前些年，我曾先后考察过我国的许多大型钢铁企业，也到过日本的新日铁和英国的钢铁企业作过调研。一比就可以看出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这些差距突出表现在：一是吨钢收入低。人家一吨钢平均卖到500美金，我们的只不过300多美金。二是能耗高。我们的平均能耗几乎是人家的二倍。三是品种、质量差距大。我国的钢材品种是大路货，高档货、高附加值产品少，仅盘条钢一种就达3000多万吨，占了总产量的1／3，而且优质率不高，仅达7%左右，而附加值高的薄板、钢管比重低，特别是冷轧硅钢片、汽车缓冲用钢板、高压锅炉用钢和造船用钢板等含金量高的品种，我国产量很少或不能生产。四是劳动生产率低。我们的一亿吨钢要用300多万人来炼，而日本的9000万吨才有20万人，也就是说，人家是每人每年炼450吨钢，而我们是每人33吨钢。尽管其中有些不可比的因素，但必须承认我们大而全的企业组织形式，确实是低效率的。五是企业规模集中度低，结构不够合理。全国钢铁企业多达1660多家，而年产量600万吨以上企业只有4家，100～600万吨的只有19家。1亿吨的产量大致是4家特大型企业的钢产量和19家大型企业的钢产量各占1／3，剩下的1／3要由1600多家企业生产，势必降低了规模效率。六是出口比重低。在国际市场钢铁交易中，我国的出口量仅占1%，处于第20多位。这于一个钢铁生产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钢铁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钢铁工业今后的前景如何？

郑海航：套用一句话，是危机和机会并存。前几年我国钢铁工业已遇上了进口钢材的猛烈冲击，尝到了产品积压和市场竞争的苦头。作为成熟产业，将来不大可能受到保护。未来的市场竞争更严酷，更没有国界，钢铁企业应有危机感，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提高企业和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喜的是，我国许多钢铁企业经营管理者已经认清了严酷的形势，树立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正以临战的姿态，研究国际市场，研究竞争战略，并加紧练习，提高竞争力。

可以相信，只要我国的钢铁工业瞄准世界先进钢铁企业，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企业改革，加速技术进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久的将来，我国不仅是产量第一的世界大国，而且也有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工业强国。(www.xing528.com)

郑海航研究员是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兼并与破产问题研究”课题负责人。他认为，“南军北伐”现象有益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企业扩张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我国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二是怎样推动产业内强势企业之间的联合。为此，应给予优势企业以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破除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的障碍，尽快以优势企业为主建立“联合舰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国有企业的扩张行为有什么新的特点？

郑海航：以兼并为主要形式的优势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扩张行为的增加，表明经过长期改革，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竞争力有很大好处。

这种扩张有几个新特点：一是规模逐渐增大；二是本市、本地区内兼并变成跨地区、全国乃至国际兼并；三是兼并方式有了明显转变，20世纪90年代按公司形态规范并购，兼并主体由政府变成企业；四是兼并目的从国家解困、卸包袱变成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思想进一步解放，涉及到所有制不同的企业。

记者：目前优势企业在扩张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什么？

郑海航：最主要的条块分割、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企业扩张的进行。一些地区因自身利益，甚至感情因素、面子问题等，不愿优势企业到自己的领地去搞兼并。即使在已经进行企业兼并的地区，政府与企业动机不同，也存在矛盾。

此外，我国目前的企业兼并仍局限于强弱联合，强强合并太少。强强联合是优化产业结构中必须搞的。

记者：国家对优势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扩张应有什么样的态度？

郑海航：“择优扶强”应该是方向，其核心就是比照我国目前的技改政策，采取新办法打破条块分割，鼓励强强合作，尽快壮大行业前三名，使之能与世界上的三大企业进行竞争。为此，每个部门和地方都要树立从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的角度考虑企业之间的扩张兼并。

从行政措施上看，可以用中央行政权力打破地方条块分割的权力。在国家一级建立高层次有权威的兼并裁定委员会，在省、跨省的地区一级建立兼并协调委员会，从保护强者的目的出发，由国家和省裁定兼并行为，推进优势企业发展。其职能可以有二：一是资格认定。根据行业排序裁定兼并方资格，按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等标准裁定企业状况，确定出具有优先兼并权的行业优势企业。二是裁定兼并问题。优势企业与其他企业如自愿合并，地方政府提出不同意见的，可以由双方企业上报裁定委员会确定。

记者：优势企业要尽可能多的兼并劣势企业，必须保证实现扩张中的低成本，这应该从哪里入手？

郑海航：国家应在已有的优惠政策下，对优势企业兼并后形成的债务处理给予更宽松政策，本着减轻优势企业包袱的原则，有计划、按步骤地减少企业兼并后的债务负担；或者采取变通的办法，逐步还债。

同时，企业也应采取非现金并购的现代扩张方式。比如优势企业以自己股票换劣势企业等值股份等。尤其值得推荐的是杠杆兼并方式，像海尔对广东爱德洗衣机厂的兼并。海尔把自己的兼并所需资金算作对爱德的债务，向爱德洗衣机厂“借款”，通过产品销售后的分成还清债务，海尔主要投入管理、技术、销售网络、品牌等无形资产，大大减少了扩张中对资金的需求。

除此以外，国家还应为上市公司创造更好的购并环境。包括保持股市吸引力，创造“慢牛”环境，确保吸引投资。证监会制定法规的指导思想，应以更有利于企业购并为出发点。比如现在规定收购上市公司股份时，收购方持有股份超过20%后，每增加2个百分点都要发布公告，这会造成兼并成本上升，不利于企业扩张。

记者：地方政府在企业扩张中怎样起作用？

郑海航：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都应找好自己位置，防止两个极端。一是地方政府不从优势企业发展角度做决定，搞“捆绑夫妻”，“拉郎配”；二是放任自流，使优势企业“单相思”，扩张行为得不到支持。应该变“拉郎配”为“郎拉配”，即以优势企业为主，发挥政府的“红娘”作用，积极促成企业联合与兼并。

郑海航简介：1945年生，山东潍坊市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常务副主编、博士生导师。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　高山平

能否如期实现今年国企改革的两大目标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郑海航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提请记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但也该注意到，在国企改革的长期任务中，两大目标仅是阶段性目标。

郑海航说，国企改革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彻底转换机制，让企业按照“四自两体”（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以及成为市场经常竞争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主体）的要求运行。国企改革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有共同之外，就是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阶段性目标是紧急状况下临时的、治标的，而长远目标才是根本性的，是治本的。短期目标必须为长期目标服务，在为实现短期目标而努力时，改革要充分考虑长远目标。

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的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郑海航认为，国企要想在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从三个大的方面，着眼于从根本上改革：

第一，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要迈一大步，走向多元化。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庞大，其产值也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比例。这种状况有优势也有弊端，优势是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弊端是微观效益差，政企不分，效率低。改革就要扬长避短。对于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企业可以唱主角，而在竞争性领域国企以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出现，实现产权多元化。

那么，如何实现产权多元化呢？郑海航提出几点建议：其一，结合现阶段国企兼并、重组、退二进三等改革措施，实现产权多元化；其二，国企目前是分级管理的，比如国家所有，省、市、区、县所有等等，让这些不同的国企所有者，成为一个企业共同的出资者，也可实现产权多元化；其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较为艰难，一些企业交不起社会保险统筹资金时，可以用“债转保”的形式让社会保险基金持有企业的股份，从而实现产权多元化；其四，债转股。

第二，国有资产的管理也就是出资人到位问题应予有效解决。此问题涉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谁来到位，谁来充当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这可以有两种解决模式：一是以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来充当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二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组建行业总公司，充当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郑海航认为，第一种方式更为可取。这源于以下几点理由：国家发展大企业、大集团的需要，为大集团迅速扩张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准备了体制条件；其固有的企业性质很容易构筑合理机制，健全投资主体；如果建立行业性总公司，以行业性总公司充当国有资产出资人，由于现行此类公司是行政性公司，就很容易导致运行非效率。以集团公司来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并不绝对排斥以行业总公司来充当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前提是要合理解决问题以下两大问题：一是防止行业性垄断；二是防止翻牌，防止将政府的行政官僚作风带入企业，造成企业低效率。第二个层次是怎样才算到位。郑海航认为，出资人必须保证授权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产安全运行才算到位。为保证国有资产安全运行，应建立五个层次的约束监督机制：政府通过机构的报告制度、备案制度对“机构”经济活动监控；政府派监事会监督；有权威的社会中介组织专业监督；董事会决策前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建立经营者的职业风险约束及激励机制，董事会决策时，每个董事必须对自己的意见负责。

第三，真正建立和完善国企的法人治理结构。郑海航强调，这是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只有建立起规范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

郑海航认为，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人特别注意排除政府对企业经营的随意干预，政府再不能以行政命令来对待企业。

郑海航说，建立法人治理机构，重要目的是有效解决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现实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确实存在待遇与贡献相差悬殊的问题，这也是生产“58岁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经营者持股，或期权激励，在体制中保障了企业家的利益。由于国家对许多国企实施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也的确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就是说，缺乏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约束。为此，国务院决定派出稽查特派员，这只是临时性的非规范的措施。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成立监事会，内部的监督机制就可发挥作用。

记者：“纳斯达克”这个舶来的经济专有名词，近来频频见诸国内报端。审视纳斯达克3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没有纳斯达克，也就没有今日驰骋于新经济时代的微软、英特尔的辉煌。

郑海航：的确如此。纳斯达克（NASDAQ）证券市场是1971年创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它同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相对应，是在主板市场之外，专门为中小企业设立的二板市场。纳斯达克的上市条件比主板市场宽松得多，有点像日本的“店头公开”和我国的“柜台交易”，不过管理更规范，交易方式更便捷，更现代化，而且是以高科技中小企业和科技风险投资企业为主要对象，这就使纳斯达克具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纳斯达克最大的功劳在于为微软、英特尔等一大批具有内在条件的优秀高科技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之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信息产业巨子。

记者：被喻为“中国纳斯克达”的新板市场，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下，正在向我们走来。在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互动的新浪潮中，新板市场亮相无疑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郑海航：创立中国的纳斯达克——高科技二板市场，我认为对我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需要。在经济战略性调整中，要求放开放活中小企业，使之非国有化，并且进一步鼓励发展民营中小企业、这一大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的困难，创立中国的纳斯达克，就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可靠的融资渠道。当然，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人们进行了不少探索讨，比如与国有企业的主银行分开，使地方商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的主银行；中小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等，但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最便捷的还是到二板市场上市，向股民直接融资。

同时，创立中国的纳斯达克正是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孵化高科技产业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导致科技产业化水平低，究其根源，主要是缺乏相应的投资和融资机制。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即由风险投资管理公司与风险创业家共同创办高科技企业，可以共担风险。而这种风险投资机制只有能便捷上市、流通，才能得到充足的资金，也才能使风险投资的资本建立起灵活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创业资本形成良性流动与循环。

为此，就要借鉴纳斯达克的成功经验，创造条件，加紧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二板市场而努力。

记者：几度跌宕起伏的纳斯达克市场在向人们阐释：二板市场并不是所有投资者的乐园。可不可以说，对于那些有意在二板市场施展拳脚的上市企业，创新是永恒的话题？

郑海航：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中小企业要上二板市场，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否则上了市也没有活力。

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有赖于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激励高科技人才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发明家和创业者知识资本的价值。高科技风险企业的孵化，实际上就是发明家以独创的高新技术同勇于创业的企业家结合，并得到投资家的金融支持，是知识资本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在我国，知识资本作为无形资产和无形财富，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尊重，其后果就是技术创新迟缓，科技企业没有活力。制度创新的正确途径就是由发明家和创业者个人参股，甚至控股建立股份公司，其中技术和知识占其持股的大部分。国家从法律上承认个人知识资本并予以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个人不断技术创新的机制。

当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内，越来越多的劳资矛盾浮出水面。对于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郑海航作为理论工作者对劳资关系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劳动关系的实质，我个人认为就是劳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当然就是劳资关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劳资关系。劳就是劳动者，或者叫劳动力的所有者，资就是资本的所有者，具体来讲，就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所以从实质讲还是一个劳资关系。从人力资本这个角度看可以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欧美称“劳资关系”，日本称“劳使关系”，就是劳动者与使用劳动者的关系。他们的称谓都比较鲜明。咱们叫“劳动关系”，我想主要是和计划经济有关系，计划经济就是怎么用工，劳动局招工；再一个就是回避这个“资”字，过去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视这个“资”为洪水猛兽，一说好像是个罪恶，社会主义有资本还行？因而回避这东西，叫“劳动关系”，这样的“劳动关系”不如“劳资关系”更能鲜明地把矛盾的双方展示出来，也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矛盾不突出，现在习惯了还称其为“劳动关系”，我个人主张还是应称“劳资关系”。包括国有企业中的一些员工，他是一个劳动者，资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就是国有资本，叫“劳动关系”相对来讲问题不甚明了，而且从历史上看，过去的时候就模糊了劳和资之间各自主体的独立性，所以过去叫劳动关系的时候，好多问题都模糊了。矛盾不突出和我们的理论有关系、和我们过去的传统体制有关系、和这个名称恐怕也有关系。现在处理好劳资关系，对我们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意义特别重大，而且特别急迫。

在解释自己的上述观点时，郑海航说，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条是要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要素当中，人是一个最活跃的要素，企业管理过去是泰勒式，就是以物为本，现在的管理是以人为本。尤其在当前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或企业中知识在增产增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以及其他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成为企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处理好劳资关系，调动好劳动者、人的积极性这件事至关重要。还有一条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是任何社会一个企业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否则乱了的话，工人整天罢工，根本不可能发展，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稳定，稳定是前提。怎么才能稳定呢？稳定需要各方平衡，各方权利、权益的平衡，实现平衡必须对双方的权利依法规定得很清楚。还要进行协调，双方至少是能够接受，不一定要特别满意，这就要求双方过程中有一个妥协，最后双方都能基本上接受，这样才能实现发展。协调的方式，一个是谈判式，还有一个是仲裁式。谈判式协调一般称“协商”，仲裁往往是企业外部的仲裁委员会协商不了的争议，双方不接受，告到仲裁委员会进行协调，通过这样的协调、协商，最后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平衡才能实现稳定，稳定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表明处理好劳资关系意义非常重大。

郑海航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征上，分析了劳资矛盾激化的原因：劳资关系过去很模糊，现在矛盾变得非常突出，从矛盾不突出到矛盾突出，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根本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锅饭全国一口大锅，资本、财产都是国有的，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是国家的职工，都在国家这个大锅里，都是国家说了算，没有企业的独立经济利益，没有独立的权力。另一方面企业里的职工，不是依附于企业而依附于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按国家劳动部规定的去做。好处是国家做后盾有保证，但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权力、独立的利益。比如大学毕业以后，说把你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哪个工厂，你绝对不能说我要到上海去、我要留在北京，你家在北京，你若留在北京就取消你的大学毕业分配资格。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我一旦进了国有企业的门，生老病死国家就全包了，这样就不存在劳动者和企业领导权力的独立性，不形成一对矛盾。市场经济的性质则完全不同。第一，市场经济本身是交换经济，员工不是纵向分配，是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平等交易的，要求双方都是独立的自由主体，各自独立；第二，资方作为独立主体表现出多样性，有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外资的、股份的等等，问题更复杂了；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这个转换时期的劳资关系要求非常健全的法律、规范的管理，雇佣、解聘的不规范都会加剧劳资纠纷。目前劳资关系的几个突出特点就是多样化、市场化和法律化。

作为调解劳资矛盾的方法，三方机制无疑是最有效的，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郑海航认为三方机制的作用还远没发挥出来，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劳资双方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现阶段就是要适应这个统一体，发挥作为劳资双方代表的功能。工会是劳动者的代表，其经济功能是争取利益，其政治功能是维护劳动者权益；雇主方的雇主联合会，其功能是维护雇主的权益；再有就是政府。政府让整个社会公平稳定，通过立法，加强管理、调解，作为权威公正人调解矛盾。而现实中劳资双方的代表从功能上讲有严重缺陷，定位不够准确，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我国的工会经济上没有独立性，依赖行政提供经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承认其独立性，与企业的老总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依法代表员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像律师就代表当事人，即使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也是站在当事人立场上，保证当事人权益不受侵犯，人身、人格权不受侵犯。比如残疾人就业，就有规定企业必须接受百分之几的残疾人就业。而雇主代表有一个职能就是代表雇主同工会进行谈判，与政府进行沟通。但过去这个雇主代表的功能不需要，现在陈锦华会长强调要发挥雇主代表的作用，我认为这很好。企联和工会过去都是准政府职能，政府应是公正人，在雇主和雇员之间，是协调者。现在雇主代表要克服准政府色彩，完全站在雇主的立场上，维护资方的合法权益，赢得雇主的信任和依赖。现在雇主的权益也有不少受到侵犯的，一个是应有的待遇得不到，包括奖金、股票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还是做不到；另一个是改革中人身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不少企业家被绑架，被打死、打伤的事件屡见报端，企业联合会应为他们伸张正义；再一个是雇员炒老板的鱿鱼，这主要表现在知识层里，自己有技术，掌握一批客户，很受雇主器重，有的被送去留学或是读硕士，可回来后被外资挖走，这种情况就应当有法，依法流动，该补偿的就应补偿。这时企联应站在雇主的角度，制定一套制度，督促政府制定法律。工会和企联各自真正起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一方的权益作用。最后就如何正视层出不穷的劳资矛盾，并妥善地化解它，郑海航建议道：我认为现在应采取一系列对策，目标是减少劳资纠纷，使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大致有这么几个对策：

（1）从思想上、理念上重新认识劳资关系是一个对应的统一矛盾体，承认他们的独立性，尊重他们的市场主体地位，正视劳资双方的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指导思想上重塑劳资之间柔性化的矛盾体，就是不激烈的矛盾体。要化解对搞的情绪和因素，使双方顾全大局。发展是硬道理，和者双赢，斗者两败。用协商、谈判代替罢工和关厂，用双方理智地委协换取双方的平衡和稳定，用对话代替对抗，提倡双方沟通，信息交流，调和矛盾。

（2）在企业中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过去是谁投资谁所有。相关的理论认为，企业兴衰利益上密切相关的主体有股东、雇员、顾客、政府、银行等等。企业要发展不能仅顾一方利益，要协调各方利益，使各方利益得到体现和平衡，这比过去只维护资本所有者利益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3）建立三个层次解决矛盾的机制，有矛盾尽量通过协商解决。最基础的一个层次，是企业内要成立劳资争议协调委员会。在企业内协商、谈判，这个委员会要有工会代表参加，有股东代表参加，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如果解决不了，就到第二层，由企业外地方仲裁委员会仲裁。这个仲裁委员会不是法院性质的，如果还解决不了，就只能第三层去法院诉讼。但是法院费用高，费时费力，还激化矛盾，不利于建立协调稳定的关系。

（4）建立健全三方协调机制，政府是权威公正人，工会代表劳动者，企联代表雇主。三方协调机制政府要特别注意：①立法决不能偏袒一方，要绝对公正。②不能牺牲一方利益。不能将传统的政治意识带入其中，如提到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看起来是为工人说话，实际有意无意侵犯了资方的利益。无论侵犯哪一方都不利，侵犯资方，资本就不投资了，向国外转移，对中国整个发展建设不利。

（5）建立一些使劳资矛盾柔性化的制度创新。同在社会主义蓝天下，劳资双方都在为社会做贡献，因而要肯定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完善分配缺席，通过创新来模糊劳资之间的界线，劳方也是资方，特别是股份制，每人有股份，用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缓解劳资矛盾，使“劳者有其股”。这样做改变不了社主义的性质，反而由于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股东，从利益和制度上柔化了劳资对立，又如利润分配，人人是股东，利润多了大家分配也多，这样比较容易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记者　张佩颖）

编者按2004年，我校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内强实力，外树形象，推进改革，跨越发展”的基本方略，我校将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为了加强全校师生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了解和沟通，本报推出“与书记、校长面对面”专栏。4月7日，郑海航副校长接受了校报、校学生会新闻网络中心和广播台记者的联合采访。

郑海航，1945年1月生于山东潍坊，汉族。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并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98年10月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现分管我校科研、研究生行政和出版等方面工作。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刊物联合会副会长、北京行为科学学会会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七所大学兼职教授、国家经贸委企业研究专家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企业管理现代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奖评审组专家等。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学习、工作简历，讲一讲你在大学里难忘的故事，大学生涯对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研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郑海航：我出生于山东潍坊，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现商学院）。1968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四个面向的精神指导下，被分配到河南农村的一个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后，又开始了在工厂的8年劳动生涯。从大学到农场，从农场到工厂，从一个大学生转变成农民。从城市到农村，从信息中心到信息边缘地带，当时是困惑的，以至将所有专业书都当废品卖掉了。但是现在回头去看，在这段基层摸爬滚打的10年期间，却培养了我们这特殊的一代。我们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中国家族，而且又是务实的一代，肯于吃苦，善于思考。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硕士生，备考仅仅一个月时间，我白天工作晚间学习，就这样以优良的成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回味起我的大学生活、研究生生活，整个环境对我的科研、工作乃至生活都十分有价值，让我受益无穷。我在人大学习期间正是整个社会学习雷锋的高潮时期，把朴素作为风尚，以艰苦朴素为荣，虽然物质上贫乏，但精神上是富有的。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塑造了我勤奋、朴素、诚恳的性格。从这些年的工作体会总结，吃苦耐劳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朴素诚恳是为人处事的原则。

记者：我们与您交谈中觉得您的性格特别和善、豪爽，请问您有哪些业余爱好和特长？这些业余爱好和特长对您的工作作风有什么影响？

郑海航：我比较喜好书法、绘画、摄影，这些对我审美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在我主管的学校杂志出版物工作上有很大益处。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主要以历史、现实题材为主，这让我在了解历史，受到启发的同时以史为鉴；而现实题材让我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社会，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我酷爱旅游，每当我置身祖国大好河山时，我都由衷地感慨，激起我强烈的爱国之情。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认真、踏实，崇尚务实。

记者：郑副校长，您1997年来到我校，听说您是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来的，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我校科研工作状态如何？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郑海航：当初到咱们学校来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被张理泉校长和马博宣书记的礼贤下士的诚恳精神所打动；其二就是我认为自己除了搞科研工作还可以在大学里干出一点儿事业。经过校长10个月的动员，1997年我从中国社科院调入我校，主管科研工作。

大学的科研工作与社科学院的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了决不能把社科院的模式完全搬进大学，必须抓住学校以教学为主的性质，结合我校的特点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教学是基础，但科研对教师乃至学校都十分重要，我对学校很有信心，正如我以前所讲的，我校有三大优势，其一，区位优势，我校地处北京，引进人才十分便利；其二，专业优势，我校的专业大都是热门专业；其三，我们拥有长期形成的优势学科、拳头学科，比如像在全国最早开办的劳动经济和人口研究等。我们有特色学科，比如我们的城市经济就很有潜力，但同时我也看到了我校科研工作的薄弱方面，还应当加强和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

记者：新一届校领导班子提出我校要实现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把我校建设成为一所国内同类院校一流水平的财经类的大学，您认为我校现有的科研实力怎样？各系部的科研课题的结构是否合理？要实现上述转变，全校教师和科研究人员应当做好哪些工作？

郑海航：1998年我在全校倡导“五个一”科研活动，科研处开始对科研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改革，对系、部、所二级单位进行“五个一”科研活动的考核。即以系、部、所为单位每年至少抓一项重点课题；每年开展一次全校性重大科研活动；每月开展一次科研论坛；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每年做一次学术讲演；每个教师每年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在每年一度的全校科研成果表彰会上，对前三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样形成了各系你追我赶搞科研的生动局面，促进了全校科研工作的开展。

记者：今年是我校“科研提升年”，我校近年的科研成果总的情况如何？作为近期目标，今年我校科研将实现哪些方面的突破呢？怎样做到立足首都、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和措施吗？

郑海航：学校确定今年为我校“科研提升年”，我相当振奋。最早是由申建军书记提出来的，这足以看出我校对科研的重视程度。近几年科研队伍逐步壮大，聚集了一大批科研骨干，比如1997年我校的博士教授由几个增到现今的几十个，教师们也纷纷读硕、读博。在考核方面，还要从考核二级单位扩展到考核教师个人层面。9月份要召开全校科研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先进，出台文件，出台措施加大激励力度。还要成立咨询中心，抓好横向课题，做到每个教授都要有课题，并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考核挂钩。加强科研意识，教学与科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我常把大学比作一棵大树，教学是树干，人才、学生是果实和新枝绿叶，而科研则是树根，只有树根源源不断地提供营养，大树才能茁壮成长。树上才能不断长出新树绿叶和累累果实。近两年要紧紧围绕学科建设，突出重点学科，科研要与办学特色相结合，体现办学特点，首先要为首都经济服务，我们将通过对外经济管理咨询中心，与科研处一起将学校人才进行整合，面向社会，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将其作为我校科研与社会需求结合的桥梁。

我们的目标是在校党委领导下积累更多科研成果，培养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一级学科，争取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劳动经济、数量经济为基础，争应用经济一级学科博士点，以企业管理为基础，争工商管理博士点，连带扩展为市场营销、旅游管理、技术经济、企业管理、财务会计五个博士点。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学科带头人。

记者：出版与科研有密切的关系，我校出版工作状况如何？在今后几年中，我校出版工作的目标、实现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郑海航：出版社强调科研、教学紧密结合，为教研服务，我们设立了出版基金，优先为本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出版创造条件，出版社要做精，做强，并做大，打造品牌。

我们的四个主要杂志要创出自己的特色，《当代经理人》要面向企业家、管理层；《学报》要突出学术性；《人口与经济》则要突出专业性；《经济与管理研究》定位在经济政策的研究上，要特色鲜明，跟踪热点，做大影响，才有竞争力。

记者：请谈谈我校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和新举措，目前我校研究生规模结构如何？研究生的总体水准声誉如何？今后几年前景怎样？

郑海航：我校研究生教育已有20年历史，好多个专业是国务院第一批硕士点授予者。现在的研究生基础很好，学风很好，学习刻苦，综合素质高，令人满意，就业前景喜人。学校也将大力加强研究生教学和管理，加大导师队伍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博导队伍建设和MBA的建设。

前几年，我校招研工作由于受到硬件因素的制约，限制了发展速度。随着我校硬件条件的改善，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本科稳定规模，研究生鼓励发展的原则，我校研究生规模会逐渐扩大，更好地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记者　刘增荣　邢月　李莹）

[1]本篇访谈发表于《经济日报》1992年5月9日，是《经济日报》理论部邀请郑海航解答的答疑录。

[2]本篇访谈发表于《中国贸易报》1995年11月2日，经济论坛版国企改革大思路专题讨论（5）。

[3]本篇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1996年9月5日经济论坛版。

[4]本篇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1997年1月16日第四版。

[5]本篇访谈发表于《瞭望》周刊1997年37期。

[6]本篇访谈发表于《北京青年报》1998年10月18日。

[7]本篇访谈发表于《经济日报》2000年7月10日。

[8]本篇访谈发表于《中国企业报》2001年11月8日。

[9]本篇访谈发表于《首都经贸大学报》200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