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益和亏损-《企业组织论》

当我们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还要看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上效益不佳，亏损严重，并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①在发展速度较高的环境下，亏损额仍然大幅度上升，峰值居高不下；②亏损在行业、地区上的分布比较集中，现在还向更多的行业、地区扩散；③国有工业企业的严重亏损伴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进一步增加了亏损现象的复杂性。

分析国有企业亏损的复杂性，对于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必然涉及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和相适性问题，涉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涉及经济增长速度同亏损度的相关性问题，涉及产业结构变动同企业亏损的相关性问题，涉及体制改革同企业亏损的关系问题，涉及企业亏损在总量上变动的客观规律性问题等等。

从实践上来看，国有经济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的大幅度亏损如不加控制，将会极大地削弱国有经济的支柱力量和主导作用，严重弱化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给国家各项配套改革的完善、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重大经济问题，甚至演化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问题。因此，重视和认真研究国有企业的亏损，为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寻找出路，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一）企业亏损的概念及亏损指标体系

1．企业亏损：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下优胜劣汰不可避免。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一部分企业盈利，一部分企业出现亏损，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从理论上说，企业的盈利或亏损是企业的经营收入与经营成本、经营税金之间的差额，即：

企业盈利（亏损）额＝经营收入—经营成本－经营税金

当经营收入大于经营成本加税金时，其结果为正值，即为利润，我们称之为企业盈利；当经营收入小于经营成本加税金时，其结果则为负值，即为负利润，也就是企业亏损。

从上面的公式可看出，盈利和亏损是一对矛盾。而且通过对大量亏损因素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企业的盈亏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正值、负值及数额大小是对企业这个复杂人造系统的内部经营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反映。由盈亏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企业的盈亏额主要取决于企业经营收入、经营成本和经营税金的差额，这三项的增减变动又取决于其他许多相关的子因素。

虽然就一般而言，经营得越好，企业利润越多，盈利是反映了企业的成绩。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同样的经营者作了同样的努力甚至作了更多的努力，却因为原材料价格、利率、税率等因素的剧烈变动，而陷入亏损。实际上，任何一项来自企业内部或外部、主观或客观的重大变化，都会导致上述公式差额的巨大变动，从而导致盈利或亏损。所以，对企业盈利的认识与分析不能孤立地、浅层地进行，不能简单笼统地说，某企业盈或亏就说明一定是经营得好或不好。而应当结合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具体情况，给以全面的、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2．企业亏损指标体系

到目前为止，在说明和评价企业亏损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我们认为，现阶段对企业亏损研究的深化，很需要建立起一套比较全面完备的亏损评价分析指标体系，以便准确把握亏损的现状，科学地衡量亏损的程度，规范地进行不同行业、地区、所有制企业间亏损的分析比较，寻找亏损产生的真正原因，认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亏损状况、特点等等。

我们尝试设定以下几类指标反映企业的亏损：

（1）绝对数指标。绝对指标主要是指反映亏损发生的实际数（额）的指标，主要有亏损额、亏损企业数、亏损行业数、亏损产品数等等，其中亏损额是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亏损发生的实际金额数，是反映一个企业、行业、地区或整个国民经济亏损状况的最直观、最明了的指标。

（2）相对数指标。单纯一个亏损绝对额指标，虽然简明，但也存在很大局限性，即没有同企业规模相比较，同样一个亏损额，对一个大企业可能无足轻重，而对于一个小企业可能就难以承受而濒临破产。因而，我们认为，还应该建立一个亏损额同资产规模相比较的相对数指标，借鉴资产负债率的概念，可以建立一个资产亏损率的概念，即：

资产亏损率＝

资产亏损率指标的科学性在于排除了企业规模的影响，能更合理地评价企业的亏损程度。

（3）结构性指标。结构性指标中最常用的是亏损面，它是亏损企业个数与全部企业个数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亏损面＝

它反映亏损覆盖面的大小及亏损渗透、扩散的程度。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计算出全部国有企业和各行业，地区企业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亏损面。

另外，亏损度也是一个相当有用的结构性指标，它是指某行业、地区或所有制企业的亏损额与全国全部企业的亏损额之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亏损度＝

它可更为深刻地反映不同行业、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亏损的严重程度。

为了能使不同行业、地区、所有制企业的亏损进行对比，我们还可引入行业、地区亏损系数指标，用公式表示如下：

某行业（地区）亏损系数＝

显然，如果该系数大于1，则表明该行业或地区的亏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亏损较轻。

（4）宏观效率性指标。亏损率是综合反映工业经济效益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同总的盈利额成反比，同总的亏损额成正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亏损率＝

我们可计算出行业内、地区内和不同所有制内等等不同的亏损率，该指标直观地反映行业、地区和整个工业经济总体经济效益的实际状况，据此我们可直接推得行业、地区内企业的经营困难大小，经济活力的大小，结构调整难易程度等等。

上述各种亏损衡量指标各有其特点，在实际调查分析中，应综合运用，互相补充。特别是亏损额、亏损面、亏损率是三个最主要的指标，各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反映亏损现象时，各有其侧重点和局限性，在研究中，只有综合运用这些指标，通过对各指标的分类比较，综合归纳，才能得到关于一个行业、地区或整个工业经济亏损状况的较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二）“严重亏损企业”的三维界定

界定一个企业是否属“严重亏损”，既要定性分析，又要定量分析，从量上来看，既和亏损的额度有关，又和亏损的持续时间有关，还和偿债、扭亏的能力有关，而且，企业的严重亏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行业、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各有其特点，迄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方法。为研究的需要，我们提出一种相对科学的三维界定企业亏损的方法，即从亏损额、亏损时间和扭亏前景界定企业是否严重亏损。

1．亏损额

亏损额无疑是最简单明了的衡量指标，尤其当一个企业的亏损额巨大而严重影响其再生产继续的时候，因而，亏损额大小，应成为判定企业是否严重亏损的第一个指标。

2．亏损时间

亏损时间的长短是判定一个企业严重亏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某一年出现亏损，很可能是市场波动、宏观调控等外部环境变化而偶然造成的话，那么三五年连年亏损就不再是偶发性因素造成的了。而且亏损时间越长，亏损额的积累和债务的积累也会越加严重。

3．扭亏前景及偿债能力

对于一个建设周期较长的企业来说，在初期的投资建设期，没有产出只有投入，其资金利润率为零，但这显然不能叫做亏损。同样，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水平，引进先进设备，开发新产品等而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以致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一种亏损额很高的境况，那么这种亏损一般就不能称为严重亏损，因为只要该企业本身具备良好的整体素质，产品有较广阔的市场前景，企业会通过批量生产和销售很快扭亏，上面两种情况不需要政府进行较多干预。严重亏损的企业指那些因决策失误、市场变化、管理不善、机制不顺而生产大量、长期亏损、靠企业自身扭亏无望的企业。

很显然，亏损额、亏损时间，扭亏前景三个方面具有互补性。亏损额直观、简单地反映企业经营期内的经营结果，亏损时间排除了致亏的偶然性因素，说明企业内部或外部包含着致亏必然性因素，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分析从亏损存在的历史性方面对企业严重亏损进行界定。扭亏前景通过对企业内部生命力和外部适应力的分析，描述企业未来亏损的走势，从未来性方面对严重亏损给以界定。

同时，这三个方面对严重亏损的界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亏损时间和扭亏前景是从历史和未来两个方面对亏损企业经营管理内在质的描述，亏损额则从量的方面反映亏损的程度，因此，结合三个方面对企业亏损进行质和量两个层面的分析，应当能够界定严重亏损。

我们提出的上述三维界定方法，从理论上讲是全面的，但在作定量分析时，又遇到可操作性的困惑，例如，企业扭亏前景就很难定量，也不可能搞到这样的统计资料。

因此，在作定量分析时，我们仅用亏损额和亏损时间两个指标对企业的严重亏损进行了定量界定。我们用了两个界定方法，一种是以亏损额单项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即亏损额超过2000万元即被认定为严重亏损；另一种是亏损额和亏损时间相结合的方法，即连续亏损3年，且每年亏损额均超过100万元，即被判定为严重亏损。

（三）研究企业亏损问题的方法

对于造成大面积企业亏损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工业发展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大起”），工业利润向其他部门转移和市场预测不准而盲目投资造成的；对于解决的对策，课题组当时提出了稳定工业速度，以弱化地方财权来控制投资膨胀，控制生产资料涨价，以行政手段关停严重亏损企业，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并实行投资风险责任制等政策建议。

应该说，在当时能提出上述意见和建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当时的扭转亏损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还只是处在未打破旧体制的框架下“扩权让利”的浅层次改革阶段，解决企业严重亏损思路不可能突破当时的条件。而现在，已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改革方向，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新方法、对企业亏损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从企业亏损、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三个层次上对企业亏损进行把握、分析和研究

这次调研，是按以下三个层次进行的，首先，我们对预算内独立核算的所有工业企业的亏损状况给以总体计算分析，对全国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亏损也给予计算分析，使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研究在比较分析中归纳其特点，使我们从总体上、从宏观上认识到亏损的现状；其次，我们对国有企业亏损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通过国有企业内各行业、各地区的不同亏损状况的分析研究，综合说明国有企业的亏损现状；再次，我们根据设立的“严重亏损”的判定指标，划分出严重亏损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些带普遍性的结论。

2．以综合分析、典型分析和问卷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企业亏损给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分析描述，揭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

综合分析主要是以整个工业、各行业或地区工业经济为对象，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对企业亏损的状况进行的研究；典型分析主要是在对部分省市、部分企业的调查基础上，以一个特定的专题而进行的研究：运用综合分析、典型分析和问卷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企业亏损研究是由企业亏损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准确地把握致亏的宏观体制、产业政策、企业经营等方面的原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企业的扭亏等提供参谋和指导。

3．从历史、现状的分析中把握趋势，寻找规律

对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对企业的亏损应当具体地、历史地看。通过对国有企业历史、现状的全面认识和分析，分清哪些是由国有企业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哪些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哪些是由历史上的传统经济体制造成的？哪些是由现实中的管理政策造成的？哪些原因同我们的体制密切相关？哪些原因是与体制毫不相干的各国经济发展中都会出现的非体制性客观规律？分清亏损成因，然后对症下药，寻找解决办法。

弄清国有企业的亏损现状和致亏原因，才能为制定政策提供可靠依据，我们为此，在综合调查分析基础上对纺织、轻工、煤炭、军工等代表性行业；对北京、石家庄、武汉等代表性城市，而且还对一些代表性省区和代表性企业进行了典型调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亏损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我们选取亏损额、亏损面、亏损率（即亏损企业亏损额与盈利企业盈利额之比）三个指标来描述企业亏损。表13－1是1986～1997年乡及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情况。表13－2是1978～1997年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亏损

表13-1　乡及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情况

表13-2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基本情况

通过对表13－1和表13－2以及别处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统计资料分析，发现企业亏损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1．国有企业亏损的基本趋势

亏损额和亏损率长期以来呈增长趋势，并有两点值得注意：①是1990～1994年，工业以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亏损面、亏损率虽变化不大，但亏损额仍在增加。这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说明靠提高增长速度减亏的作用已经明显弱化。②是国有企业占全部亏损额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同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亏损状况并不是更为严重。

2．国有企业亏损的分布

亏损额的地区分布非常集中。1988、1990、1992三年，居前10位的省的亏损额分别占全部亏损额的65．30%、59．83%和65%。这些省都是经济大省，但沿海地区的沪、苏、浙除外。

亏损额的行业分布也比较集中。1988、1990、1991、1992、1993年，10大亏损行业亏损额占全部亏损额的比重分别为85．11%、78．2%、78．10%、82．80%和75．58%。

亏损额的行业分布的另外一大特点是，由于国家控制价格而造成的亏损已大大下降，其他因素（不妨叫做经营性因素）造成的亏损则大幅度上升。1988年，10大亏损行业中，前一类亏损占全部亏损额的比例为62．19%，1993年则为28．52%，后一类则分别为22．91%和47．06%。

把亏损的行业分布与地区分布结合起来分析，还会发现，有些省之所以亏损巨大，与其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比如辽宁、山东比江苏亏损额大得多，但扣除石油、煤炭行业的影响，差别就变得很小。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复杂。课题组经过研究，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体制性原因和非体制性原因两大类，体制性原因又可以划分为企业性原因和非企业性原因，即企业自身原因和企业客观原因。企业自身原因，即机制弊端和企业管理滞后。企业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四条：①是传统体制留给国有企业很多历史包袱。②是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大都由国有企业承担。③是宏观调控不当，造成经济增长大起大落。④是宏观政策问题。财税体制和会计制度重大改革，汇率变化剧烈、进口产品对国货市场的冲击等等。非体制性原因即趋势性原因，分为结构变动性原因和成本上升性原因。所谓结构变动性原因，是指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导致某些产业的结构性衰退，加之衰退产业的退出障碍，引起该产业的行业性亏损；所谓成本上升性原因，主要是指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一方面由于形成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之后，企业产量增加和产品提供受到市场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各项成本要素，如劳动力价格和能源、原材料、土地等“稀缺资源”价格都呈上升趋势，抵消并超过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趋势，从而最后导致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特别在我国的体制转换期，比价的剧烈变动更使产品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国有企业亏损的各种原因可以归纳为如图13－1：

图13-1　国有企业亏损原因简图

由于导致企业亏损的宏观原因和产业结构变动原因，其他同志另外已作分析，本文仅对国有企业的机制弊端、管理滞后和成本上升三个方面的亏损原因作以下分析。

（一）国有企业亏损的自身原因之一：缺乏健全合理的机制

国有企业缺乏健全合理的机制，特别是缺乏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老板”缺位和“婆婆”越位同时并存。这是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分析影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并导致亏损的原因，从企业自身来看，最主要的是在机制上存在弊端。这个问题单靠20世纪80年代的“扩权让利”不可能根本解决，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研究企业亏损和企业改革时，理论界提出必须转换经营机制问题，在笔者对社会主义“三类经营机制”进行分析[2]之后，提出必须建立既有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从当前来看，国有企业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企业的经济动力和激励机制比以前大大增强，但在机制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即缺乏约束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历经改革，仍然容易陷入亏损的重要原因。当前缺乏约束，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从国家股东层次上，国家股东缺位，缺乏产权约束；从各级政府层次上，政企不分，以政代企，无经济责任约束；从企业层次上，企业经理层无职业风险约束。

1．国家股东缺位

在传统的“工厂制”下，产权不清，在国有企业内没有法制化的国家股东代表。有的国有企业甚至是“没有资本金的企业”，没有国有资本，哪来国有股东？国家股东缺位，厂长、经理也很难对国家负责，而很容易倾向于和职工一起算计和“流失”国有资产。特别是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一方面，克服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责权分离的弊病，但另一方面，厂长拥有经营大权之后，存在国有股东缺位，缺乏国有股东从企业内部对企业经营者强有力的监督，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因而，课题组在调研中碰到的“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许多国有企业的财产成了大家都要吃一口的“唐僧肉”，“大家都在吃国有资产”，更有甚者，有的厂长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损公肥私，扩大国有资产流失。

2．各级政府无经济责任约束

这就是在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长期存在政企不分和行政代企，政府有决策权而无经济责任约束。在我们调查中，各地许多成为亏损大户的新建成大项目，70%以上都是“省长项目”、“市长项目”和“局长项目”，不作详细市场调查，不经周密科学论证，由政府凭想当然盲目决策。投产即积压，而政府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在各地，这类亏损企业的个数不一定很多，却往往亏损额巨大，债台高筑而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第一、二两层次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老板”缺位和“婆婆”越位同时并存。同第二个层次的缺乏约束相比，第三个层次的缺乏约束，涉及面最广，几乎成为所有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重要亏损原因。

3．对企业经营领导者缺乏强有力的职业风险约束

对国有企业来说，明晰产权，并加强国家股东对企业的产权约束固然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企业是所有者的，不是经营者的，一旦经营失败，企业破产，损失的财产也不是经营者自己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经营者却为什么能兢兢业业，拼命争取企业经营的成功呢？其要害就是对经理层建立起了“硬约束”的职业风险机制，这个机制既包括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也包括对他们的约束机制。这就是把经理们的荣誉、地位、工资待遇同他们的企业经营绩效紧紧捆在一起，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企业经营得好，经营者可以稳坐宝座，总经理在市场上会得到众多所有者的加倍器重而“升值”，在公司内不但可以保住种种权利和地位，还可从资产所有者那里获得各种殊荣，不仅高薪有加，而且获得巨额赠股，在退休后还可享受特殊优厚待遇，总之使总经理的职位成为职业经营者梦寐以求并极力保住的职业。

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出资者丧失资金，而经营者丧失声誉，一个把企业经营破产的经营者，在失去该企业总经理宝座之后，名誉扫地，将断送其企业家的职业生涯，这是比任何经济处罚更可怕的惩罚。这是一种职业风险的硬约束机制。而我们国有企业的现实则不然，那些把企业经营得严重亏损甚至破产的厂长经理，只要和政府领导“搞好关系”，照样可以“易地做官”，甚至官做得更大。厂长经理没有经营的职业风险约束，就没法使他们像经营自己财产一样兢兢业业，相反这种存有弊端的机制倒会引导厂长经理利用职权，为同政府领导拉关系而牺牲所有者利益。现实生活中，有些国有企业一方面严重亏损，另一方面厂长经理照样请客送礼，花天酒地，挥霍浪费，就是对这种机制的最好注脚。

（二）国有企业亏损的自身原因之二：管理滞后

计划经济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企业管理模式，从经营观念到管理方式，都同市场经济很不适应，同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管理滞后”而大大降低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有企业的环境、性质、任务、目标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员工都是由政府按计划配给，生产的产品也都是由政府统购包销，国有企业只是一个纯粹的“生产车间”或“制造工场”，企业同市场隔绝，也不需要市场。企业的目标就是按政府的要求完成计划产量，政府评价企业的标准，就是看企业是否听话，是否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这样的导向，由于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不通过市场的交换和价值尺度的检验，产品的实物指标便成为再生产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全神贯注的中心指标，资产负债率、投入产出率、投资回报率、资金周转率、成本利润率等这些本来反应企业效益的重要指标被完全冷落而黯然失色。因而，企业的性质完全变了。本来，“企业、企业，就是企业利润的事业”，而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却变成了只关心实物量指标完成的单纯生产单位——制造工场。所以，外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考察中国企业之后，发出了“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的感叹。

1．企业性质与功能的变化

企业环境的这一深刻变革使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国有企业管理的内涵和范围必须作一系列的深刻变革。概括起来，这些变化主要是：

（1）从以生产为中心的封闭的生产管理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的复合开放的企业经营、企业战略经营和市场营销。

（2）从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中心的经营。

（3）从被动地为应付上级部门评比检查而抓管理转换为主动地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抓管理。

（4）从忽视宏观信息和市场信息转变为高度重视各种信息和信号，并作灵敏反应和及时决策。

（5）从一般化地在企业建设精神文明转变为个性化地培育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形象。

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提出的这些“转轨变型”要求，也是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和传统观念的挑战。不用说竞争激烈的中小企业，就连一向产品都是“抢手货”的冶金系统两家“大哥大”企业，一家因服务不好遭到用户退货，一家因忽视市场对品种和质量的需求，产量指标上去了，库存积压却创了历史纪录，都被市场经济上了严厉的“一课”。

从国有企业来看，对市场经济反应敏锐，及时转轨并积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和企业领导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领导对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怨天尤人，从观念到行为都极不适应，非常被动。调查中发现有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是“先进企业”的国有企业，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竟跌为“亏损大户”。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企业管理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方法大大落后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相反，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则能灵活地适应市场，与国有企业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因而，在各级政府强调加强企业管理时，必须认清企业管理在内容上的这一深刻变化，在我们分析企业管理方面致亏因素时，不能笼统地讲国有企业管理的落后，不能笼统地讲国有企业管理落后，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加强”传统的企业管理，而应首先要弄清国有企业管理究竟落后在哪里。要加强企业管理是加强什么样的管理？应该说，国有企业管理落后，主要不在于领导素质和管理基础，落后就落后在对市场的适应性上。因而要害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转变观念，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观念、经营战略、经营策略、决策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一句话“管理也要改革”——用改革的精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用改革的精神批判同计划经济不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学模式，重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

2．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总的抓住对市场的适应性差这个主要矛盾之后，也要看到有些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同以下几项具体管理上的问题相关：

（1）是无严格的成本控制，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制度松弛，浪费严重，“高消耗、低效益”在亏损企业，特别是政策性亏损企业极为普遍。

（2）是忽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造成产品落后、工艺陈旧、产品缺乏竞争力。这是多数严重亏损国有企业共同存在的突出矛盾。

（3）是企业没有可靠的市场调查和投资分析，不从企业自身优势特点和可能性出发，盲目决策，上新项目，或者无流动资金，不能投产，或者产品出产即积压，企业背上沉重债务包袱，“欲活不成，欲死不能”。

当然，这三个管理方面的问题，究其根源，仍与企业机制，与对市场的适应性有着密切联系。

（三）引起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趋势性原因：成熟产业成本上升而竞争激烈

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某些行业的企业产品成本呈大幅度上升趋势，由于产品供过于求，又使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而且这些行业又很难在技术进步上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从而导致亏损率呈上升的客观趋势。

首先让我们前面所提供的亏损率指标基础上往前延伸，看一下1975～1995年20年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率的变化，见表13－3。

表13-3　1975～1995年20年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率的变化

乍一看，似乎20年间的亏损率起起伏伏，没有规律，但只要结合我国的历史进行分析，就能看出其基本走势。1976年前后4～5年间亏损率畸高，是因为文化革命十年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于崩溃的缘故；1984～1985两年的亏损率崎低是因为众所周知的两年国民经济超高速所致；1990、1991年亏损率畸高，则因为六·四“政治风波”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两年大调整所致。如果剔除这三个特殊阶段的特殊因素带来的畸高崎低，则看出一个明显趋势，即包括非国有企业有内的我国全部工业企业的亏损率在逐渐上升。国有企业的亏损率也表现为同样的走势，而且亏损率更高一些。

亏损率是反映企业全体综合效益的重要指标，是亏损总额和盈利总额的比率。亏损率上升，意味着亏损总额的增长幅度大于盈利总额的增长幅度。这反映了工业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这种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能单纯用经营机制、企业管理和宏观政策来解释，而是还有其内在的趋势性因素。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工业企业成本的逐年上升趋势和工业品市场竞争逐年激烈的趋势是其重要根源。(www.xing528.com)

我们从纺织、农机、食品、石油这些亏损性行业中，选取了4家在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方面都算得上本行业“排头兵”的代表性企业的代表性产品，作了一下成本分析，列表（13－4、13－5、13－6、13－7）如下：

从这4个企业的4种主产品清楚看出，其单位成本增长很快，尤其是工资和主要能源、原材料费、折旧费上涨更猛。1995年和1990年比，5年内人均工资在纺织、农机、食品、油田4个企业中分别增长1．12倍、2．11倍、1．3倍和2．35倍；主要原材料则分别增长1．84倍、0．95倍、1．28倍和0．8倍，折旧率增长最高，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且固定资产重新评估之后，其基数成倍增大，折旧费增加就更多。而且这4个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相比属最强之列，尽管如此，除拖拉机外，其市场价格的增长仍然低于成本的增长幅度，棉布为41%比112%；白酒为7%比22%。石油为20%比58%，因此，其利润率必然越来越低，相反亏损率必然越来越高。

从我国来看，近十几年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大范围地提高农产品和基础设施、能源等上游产品价格，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贷款的利率，这必然引起工业利润的三种转移趋势：一是工业向农业的转移，二是工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三是加工工业向基础工业的转移。

据统计，全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从1988～1993年上涨了122．8%，棉花价格1994年比1987年增长2．3倍，全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1989年比1978年增长1．6个百分点。1993年的财会制度改革，平均折旧年限又缩短了30%。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从1980年到1994年翻了二番多，而劳动生产率增加不到一倍。这势必推动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应，就是亏损率大幅上升）。

问题还在于，这种趋势仅仅是在我国体制改革转换期的特有现象呢，还是各国工业发展中都可能碰到的客观趋势。我们认为，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各国工业发展中某些行业，进入某个阶段的共同趋势。只不过中国的价格改革放大了这种趋势而已。其客观根据如下：

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存在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而产品售价和产量却难于提高的矛盾，这是企业亏损率呈上涨趋势的基本原因。

1．在工业发展中产品成本要素的价格上升在各国都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1）因为表现为人均工资的劳动力成本和表现为企业工资总额的人工费呈大幅度增长态势。其重要根源是由于构成劳动力成本主体之一的农副产品价格呈上涨趋势。这是按照行业利润平均化规律，工业利益向农业转移，缩小工农业“剪刀差”的结果。我国粮食的价格，十几年来上涨了5倍以上。外国的食品价格在工业化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从表13－8可以看出日本60年间农产品价格上涨了1000倍，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其上涨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表13-8　日本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单位：倍

资料来源：日本《物价指数年报》第253页。

（2）构成工业品重要成本要素的原材料、能源、土地等人类“稀缺资料”的价格也普遍呈上涨趋势。众所周知，我国十几年以来，粮、棉、钢、煤、石油、土地都有了大幅度涨价，而涨价的基本原因仍然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从根源上讲是由于其是世界性“稀缺资源”所致；至于土地这一资源的紧缺性更是显而易见。各国的地价都在上涨，而日本更为典型。东京的土地价格10年增长了两倍，见表13－9。

表13-9　东京土地价格变动表（以1983年地价为1）　单位：倍

资料来源：1992年日本绿企画厅《经济白书》第431页。

（3）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各国企业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惜成本地加大科研与开发的力度。企业设备折旧速度大大加快。我国近几年的折旧率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开发费也增加比例较大。和我国相比，国外的折旧率和研究开发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而且进入产品成本。这势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

2．和成本上升不相适应的是产品销售量和价格难以上升，甚至下降

这是由于那些成熟行业和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的产品已处于供过于求的激烈竞争状态，其销量和价格都受到市场的严厉制约而趋于停滞，甚至下跌。成本上升和价格下跌的结果就使经营好的优势企业利润率下降，而使经营不好的劣势企业更多地陷入亏损，从而形成亏损上升的客观趋势。

3．关于阻碍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相反因素”的分析

应该说在工业中，阻碍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因素是有的，问题是这些因素作用的强度能否抵消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作用力。这些因素主要有社会需求的增长、大批量生产、新技术突破等等。如果某个行业这三个因素有着强劲的作用力，足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因素，那么该行业的亏损率不但不上升，反而会下降。但在该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这三个因素对成本上升的反作用往往丧失殆尽。

（1）社会需求增长的因素。需求迅速增长往往是在该行业的新兴时期，在我国，如汽车、电视、电脑等等，有着广阔的市场，而对已经成熟的行业，如纺织、轻工、通用机械等的产品，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再加之国家宏观调控时，总是对投资规模进行有力控制，社会对该行业产品的需求是很难大幅度增长的。

（2）大批量生产的因素。大批量是近代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途径。但当一个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面对已经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和越来越挑剔的用户，生产大路货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过时，特别是在崇尚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成熟行业欲要生存，必须放弃大批量生产而转向单件、小批生产，在多花色、多品种上赢得用户，结果成本往往不是降低，而很可能是提高。

（3）新技术突破。这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重要条件。但对已经相当成熟，需要技术含量，但又非高技术的传统行业（如纺织、轻工、造船等）来说，新的技术突破谈何容易。没有新技术突破，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非常困难。而且，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没有改变资金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1995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对100家曾获企业管理奖的先进企业调查，劳动生产率上升，而资金利润率下降的企业占71%；劳动生产率上升，资金利润率也上升的企业只占11%。

上述分析说明，这三个因素通常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抵消企业成本上升的，但在一个行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个成熟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1）该产品市场进入成熟阶段。该行业规模已经达到或走过了鼎盛时期，产品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并竞争激烈。

（2）企业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各国企业对该行业的技术都能掌握，而又很难有新的技术突破。我们提出成本和亏损呈上升趋势的判断，也主要是指处于这一成熟阶段，具备这些特征的行业和企业。

我们把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划分为体制性和非体制性两大类原因。应该说，这两类原因的性质是不同的。体制性原因往往是由体制的弊端或不完善造成的，表现为需要克服的缺陷，而非体制性致亏因素的作用在体制变迁中被大大强化。也就是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极大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如家用缝纫机、台式收音机产业的衰退）；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并按价值规律大幅度调整了工农业等产业之间的比价，从而加大了工业品成本上升的幅度，因而可以说，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像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一样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批亏损企业，即淘汰一批企业。它和体制性致亏因素不同，体制因素暴露了旧体制的“阴暗面”，而被体制改革强化的非体制性亏损因素则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是新体制或体制转换期“太阳下的阴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却出现更多亏损企业的重要原因。

同一企业的亏损往往是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不同企业致亏的主要原因又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既然企业亏损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那么解决亏损问题也要从多方面入手。在研究中，我们本着抓主要矛盾和可操作的原则，就解决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对策出路，提出以下建议∶

（一）针对以往笼统地计算和宣传国有企业亏损现状，容易使人们产生悲观情绪的问题，建议今后在统计和宣传上应注意澄清和分离致亏的非体制性因素和积极性致亏因素，以免夸大企业亏损的体制性原因，以便把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

如上分析，导致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原因，既有同体制有关的体制性因素，还有和体制无关的非体制性因素。特别是某些传统产业达到成熟阶段之后，一方面面临着劳动力价格、原材料等紧缺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又很难出现推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突破，从而导致产品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又受到同行业的激烈竞争而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企业成本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亏损率呈上涨趋势，以致部分企业陷入严重亏损和破产。这两条原因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是都要碰到的。特别是纺织、煤炭、军工出现的行业性亏损中，非体制性亏损因素在我国往往成为主要致亏的因素。

另外，在亏损因素中还必须分离出积极性致亏因素，如企业为加快技术进步步伐而提高折旧率，国家为优化资源配置，有计划地提高能源、土地等稀缺资源的比价等等而使企业产生亏损的因素，是积极性致亏因素。国家每年在公布当年亏损情况时，在统计上应注意分离出非体制性因素和积极性因素，例如，在公布全年亏损面和亏损总额的同时，还应分清其中结构变动、行业性衰退等带来的亏损额和提高折旧、合理提价等带来的亏损份额，而不能像以住那样笼统地公布亏损面和亏损额指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们扭亏和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也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亏损问题。

（二）加大力度，综合配套，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机制、责任约束机制和对企业家规范的激励机制

在对待严重亏损国有企业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国有企业等同于低效率的悲观论调，二是对传统国有企业在机制上存在的严重弊端视而不见的僵化思想。应该正视有企业由于“老板”缺位、政企不分和企业内部无科学的治理结构所带来的无产权约束和责任约束的弊端，通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起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和责任约束。其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公司制取代工厂制

力求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股东持股”持股结构，企业内建立规范的组织制衡。

2．建立资本金制度

通过所得税返还和扶优扶强政策，补充和注入资本金，通过新增资本和“债转股”等多种形式补足资本金，既降低企业负债，又防止没有国有资本的国有企业存在。

3．建立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对国有资产存量、增量和保值增值承担责任，保证“老板到位”，硬化产权约束。与此同时，政企严格分开，各级政府不得从事企业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并实行有法律保障和约束的投资项目责任制。

4．强化委托代理关系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既在明晰产权，更要把重点放在经营者的责任约束上。要通过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强化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经营者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优化配置的责任约束。强化的主要手段：

（1）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通过董事会聘任、解聘制度和监事人的监督制度（监事会须有外部监事），从组织上保证对经营者的强有力监督。

（2）明确规定在三年内不能扭转亏损的企业，其厂长、经理就地免职，在行业刊物中刊登任免职名单，并禁止“易地做官”，以断其后路，激发其破釜沉舟之志。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搞垮一个企业的厂长经理将终生断送自己企业家前程的职业风险机制。

（3）要通过舆论宣传，对扭亏为盈、经营有方的优秀企业家，不仅在其退休前，而且在其退休后，都应通过立法，以规范的形式给其很高的名誉、地位和待遇，要通过年薪制、高奖金、高赠股和高待遇大大增加有突出贡献企业家的经济收入，从而形成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而且要使这种物质利益的激励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

（三）对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和调整，发现和培养优秀企业家，发挥扭亏的“能人效益”

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的盈亏事关重大，甚至成为一个企业衰败或发达的关键。应对现有严重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进行一次全面审查，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应调离，“不换观念就换人”。一旦由于厂长观念跟不上导致企业亏损，应及时选配对市场适应能力强、观念新、会开拓的干部担任厂长经理。同时鼓励企业经营观念新的优秀厂长兼任亏损企业厂长，以便亏损企业改进管理，“引进观念”。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宝贵价值往往是别的资源所不能比拟的。在我们调查中，不少连续亏损的企业在换上一位得力的厂长经理后，整个企业的观念相应改变，企业扭亏为盈，这就生动地说明企业家统率企业走出困境的特殊作用。要解决我国许多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问题，必须发现培养一大批善于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企业家人才。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企业家选择机制。打破企业界限，建立企业家市场，以适应市场经济为主要条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聘用人才。

（2）实行企业干部系列和政府官员系列分流。企业干部不再由政府管理，要克服厂长把企业经营得好，就提拔到政府当官的传统做法。

（3）大学和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要设经理专业，专门培养经理人才。针对有些优秀厂长在成绩面前因固步自封而导致企业严重亏损，还要高度重视实施现有厂长、经理的“继续教育工程”，保证厂长经理不停顿地进行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

（四）树立“企业管理也要改革”的指导思想

针对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同市场经济要求严重脱节和滞后，导致企业严重亏损的现实，建议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学习市场经济、改革传统企业管理的大宣传、大讨论和大培训的“群众运动”，弄清传统企业管理的弊端，使企业中人人树立适应市场的观念，推动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深刻变革，把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到新水平

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其主要变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从单一封闭的生产管理转变为复合的、开放的、主动适应市场的经营管理：从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中心的管理；从忽视宏观信息和市场信息转变为高度重视各种信息并灵敏反应，及时决策；从只重视内部具体管理转变为更重视企业长远的经营战略，与此相适应，必然高度重视建立预测、决策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体系，与市场接轨的劳动、人事、分配体系和充满活力的市场营销体系。

为使严重亏损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结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上述变革方向，应采取如下措施：

1．转变经营观念，把市场作为全部企业活动的着眼点

企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脱离市场需求，盲目引进，盲目生产，造成产品的大量积压，而必须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依赖国家转向依靠市场，彻底地由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企业要有竞争意识，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并以自己产品的质优价廉，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企业要突破传统体制下依赖国家定任务的观念，立足于市场开拓。在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上，从单一依靠国家投资和贷款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树立起资本经营观念和借贷经营的资金周转观念，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和加速资金的周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应切实转变那种靠市场需求膨胀搞外延扩张保发展、靠国家减税让利和银行贷款保生存、靠产品涨价和优惠政策保效益的“三靠三保”经营思想，切实把立足点转到生产市场急需的产品上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管理、上品种、上质量、降低物耗和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上来。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当前一些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面临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问题，那些产品一时难以改变质次价高的企业，应当有自知之明，或者转产适销产品，或者接受兼并，走出一条生存发展的新路。

2．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改革现行企业管理，进行管理创新

通过改革，废除一些旧的管理模式，打破原来的管理框架，革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规章，以改革来增强企业管理的动力、活力、效力。另一方面，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后最终落到实处，都离不开管理。只有管理跟上去了，改革的成果才能巩固，也才能展开更深层次的改革。管理是改革的基础和保证，真正做到以改革促管理，以管理巩固改革成果，强化企业的管理意识和效益意识。

亏损企业要大胆创新，逐步完善符合自身特点、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当前应主要围绕这样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在体制上，主要适应从“工厂制”到“公司制”企业体制的变化，建立一种企业为主体、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管理组织体制和管理模式；在制度上，在对原来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废除不适应的制度，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在手段上，引进、吸收、消化先进企业的管理成果，并因地制宜，坚持创造发展，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有效的管理手段。

3．制定深谋远虑的经营战略，高度重视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动态开发

大量亏损企业的例子证明，企业亏损就亏在没有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上；由盛到衰的亏损企业则证明，新产品开发不是一劳永逸，必须不停顿地开发，再开发，即“动态开发”。企业必须制定滚动的五年开发计划和十年开发计划，使企业始终处于生产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的动态开发过程中。因此不仅要树立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还要建立企业自我积累和自我改造的机制。

4．调整资金结构，加速资金周转，走出高负债的危险区

企业要想走出困境，扭亏为盈，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其资金结构，改变资金不当的分布状况。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改善资金结构的步骤是：第一步，制止新的不当资金的再注入，对企业资金结构“对症下药”。如果停产能缓解资金畸形分布，停产就是减亏。那种用增加贷款来继续生产和销售已经没有希望的产品、以暂时解决职工工资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是以高出工资几倍的代价来发工资，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第二步，用新的能带来快速循环的存量（未能增值甚至在负增值的资本）变现来调整资本结构。不少严重亏损的企业存在着大量闲置的设备、厂房、土地等固定资产。将这些闲置资产变现，既可以解决新产品的流动资金，又改变了资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这是亏损企业较现实的解困措施。必须注意的是，存量资产变现的收入决不能投入老的生产，而应投入新的可以带来增量的产业和产品。第三步，把握机遇，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向新的产业进军。通过资本经营方式、走资产重组、裂变式发展的路子，重塑企业的新机制。

5．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组织体制

企业应树立一切以市场为中心的观念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制。打破传统封闭的科研组织体制，向开放、多元的、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组织体制发展，加强企业的科技管理，不断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重视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改变产品长期一贯制的状况，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适销对路的产品，并做好用户推广和售后服务工作，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延长产品的寿命周期。连续亏损8年的北京手表厂扭亏为盈的经验之一，就是从抓产品销售入手，转变经营观念，建立面向市场的经营机制，他们建立了以销售部门为龙头，研究机构为龙身，生产制造厂为龙尾的新结构，一切以销售为中心，在精简管理机构的同时，加强和充实了经营销售机构。

此外，还应该把计划经济下存在的具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企业服务部门逐步推向市场，剥离辅助部门。应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精干主体、分离辅助”和“大集团、多法人”的组织改革，分流多余人员，开展多种经营，提高现有大企业内人力、物力的利用效率。建议国家允许从企业内新分立的、从事第三产业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税收减免政策。鉴于许多企业反映企业分立后增加税赋的问题，建议在税收政策上应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让积极改革的企业吃亏。

同时为适应市场多变的客观要求，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上，应适时从传统经济体制下工厂制的直线职能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的事业部制过渡。

6．扎扎实实地做好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重新修订各种物耗定额和劳动定额，整理原始记录，严格各项企业管理制度

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建设，将企业内部的各项制度改革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结合起来，严格按照制度进行奖惩，促进企业挖掘内部生产要素的潜力，增收节支，提高盈利水平。在管理中，应“严”字当头，严格规章制度、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工艺标准、严格劳动纪律、严格奖惩兑现，把“一切从严”贯彻到每一项管理活动之中。加强定额管理，把节能降耗、降低产品成本作为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来抓。企业应当实行严格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尽快建立健全严格的质量管理和成本监督管理保证体系。

7．开展“学习市场经济，改革企业管理”的群众运动

鉴于国有企业在经营观念和方式上存在同市场经济严重不适应的现实矛盾，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由国家经贸委、总工会会同中宣部一起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学习市场经济，改革企业管理”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

（五）对严重亏损国有企业分类排队分别指导，分别采取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等各种改组、改制的特殊措施

对严重亏损国有企业，首先按大小分类，然后按“抓大放小”的原则，中央仅负责大型企业，固定资产和职工在一定数量之下的严重亏损中小企业全部交给地方，由地方自主选择包、租、卖等各种解决途径；其次按亏损情况和扭亏前景分类，对严重亏损但扭亏有望者，应积极鼓励这类亏损企业“脱壳经营”，寻找再生的“生长点”。例如，对那些亏损、但有新开发、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待子厂发展后，以子厂盈利还债，并带动母厂走出困境；对确实扭亏无望的企业则不能捂着，久拖不决，应及时采取断然措施，“该死”即“死”。

对“该死”的企业，可从政策上鼓励优先实行兼并，其次实行破产。例如，可规定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实行“债务重组”，兼并方可享受被兼并企业生产产品三年内减免税收的政策。国家财政和金融系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地支持实施企业兼并和破产。

对破产应持积极而慎重的态度。所谓积极，指该破产者，政府要当机立断，财政、银行要支持。所谓慎重，一是把破产放在亏损企业各种出路（承包、租赁、退二进三、脱壳经营、合资嫁接、购买、兼并等）的最后一个顺位；二是必须破产时，尽量先找好买主（或出路）再破产，实行整体收购，使破产的善后工作缩短时日。

除建立健全资产交易市场之外，还应加强行业的信息服务，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资产经营，推动国有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六）对传统产业的行业性亏损必须把扭亏工作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调整上

根据传统产业的特点，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光靠企业制度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也是不够的，应推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特殊措施。

要强调指出的是，传统产业应该成为今后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最主要的理由是，产业政策的重点应随发展阶段不同而调整。以往产业政策重点支持一些发展较晚的新行业是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些行业会长期发展滞后。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只要是有前途的行业，并且一旦有政府的特别支持，就会有大量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而且总是投资过多而不是投资不足（例如家电行业、汽车行业、无线通讯等等）；相反，在这个阶段，最困难的行业却是需要更多调整和较多人员退出的行业（例如纺织行业、煤炭行业、农业等）。在许多国家，当处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时期时，政府对新产业提供的资助，不足其产业资助的10%，而用于传统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资助，占其产业资助金的50%，甚至更高。今后我国一些传统行业应该作为“结构调整重点行业”，得到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可行的政策有以下几点：

1．鼓励企业的转产行为

对传统产业中困难企业的转产行为可有多种鼓励政策，例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开发新产品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还可以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方式。

2．减少失业冲击

由于传统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就业问题特别突出，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由政府设立或资助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录用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失业职工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一般按再就业者工资的某一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发放；雇用特定行业失业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还可享受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延长失业保险和增加失业补助金额；采用提前退休制下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的招标与雇用退出企业职工相结合等。

3．通过非转产企业提供的补偿支持退出企业

一部分企业转产或关闭，会使仍然留在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受益，可以将行业内留存企业收益中的一小部分通过相关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作为退出企业的补偿费用，采用低息、无息或贴息贷款等方式，支持退出企业的转产行为。

4．对区域性调整实施成套援助措施

传统产业往往是一些与自然资源条件关系密切的行业，因而集中在资源产区及邻近地区，因此它们的调整既是行业转移问题，又是区域转移问题。在一些以某个行业为主的工业区内，往往一个家庭成员都在这个行业中工作和依赖这个行业生存，企业关闭和失业问题会同时影响所有家庭成员，需要特别关注。可以采用的措施有：政府规划并参与投资，将老工业区转变成为适合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对这类投资者给予财政、税收、金融各方面的优惠；对雇用传统产业失业工人及其子女的区内及区外企业给予补助，对失业工人进行培训和介绍职业，不仅在区内介绍，而且向全国介绍。

（七）提高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水平，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环境

1．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企业经营营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由速度型经济增长向效益型经济增长转变，效益型经济增长就是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注重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要注意以下几点：

（1）政府要有效地运用经济调控政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保持经济稳定具有绝对的责任，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要靠有效地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第一，要保持适度的货币供应量，以控制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第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确立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第三，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行技术进步政策，建立能诱导企业以技术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措施的机制。

（2）推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打破地区界限，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资源的浪费和在原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工业项目的重复建设有一个原因是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地方保护主义、追求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而执行国家经济调控政策各级职能部门如银行、财政、税收等部门明显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国家各种经济调控措施和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效果降低，因此，健全市场机制，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对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运用市场的力量弱化地方本位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干扰，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

（3）改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建国这么多年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呈现“高经济增长，低经济效益”的格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结构并没有随经济高增长而相应优化，而是高速度增长潜伏着严重的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低度化倾向有所增加。每一次经济增长出现大的起伏，经济效益发生大幅度滑落，都与经济结构失调相关。改善经济结构，使其结构合理化，是实现速度与效益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的平衡协调发展，以技术进步为核心、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加快用先进技术装备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采取措施加快国内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地区间根据资源条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的经济运行格局。

2．建立政策转换调节基金，实现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各项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都要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将是一系列的。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部分企业亏损即是改革及经济调整的成本。成本过大，则会降低改革的效果。如果改革的成本完全由企业自身承担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国家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国家在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的行业的企业因政策调整而蒙受的经济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其基本理论依据是，企业作为纳税人，国家应为其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和安全保障。因此，政策转换调整基金原则上应由国家财政列支。政策转换调节基金与一般性的财政补贴是有区别的，政策转换调节基金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期限。只用于改革成本发生期间，我国各项改革全部完成之日，也就是改革成本消失之日，而其他财政补贴会根据国家需要随时都可设立的，政策转换调节基金并不是全部补偿企业因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而是在程度上予以减轻，平滑经济变轨时期的波动。

3．建立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实施企业破产制度

我国投资结构不合理问题始终不能彻底地解决，从而使得我国企业经济效益逐渐下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企业存量资产不能通过市场需求调整，缺乏产权交易市场；二是长期亏损的企业不能破产。

经济的发展和需求水平的提高，总是刺激新的更接近市场需求的企业的建立，但由于企业破产制度不能实施，使得低效率运行的企业以及亏损企业不能迅速减少，从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沉淀了大量经济效益低下的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缺乏，使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中的企业难以进入其他行业进行产业组织的重组，致使某些行业（如纺织、轻工等行业）亏损企业越积越多，成为亏损企业相对集中的行业。建立企业破产制度，实现企业的新陈代谢是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对这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尤其是生产能力过剩行业的亏损企业应按照市场竞争规律进行淘汰。我国企业固定资金已有4万多亿元，如此庞大的资产总量若不进行资产存量的调整，仅靠资产增量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通过产权产易，使企业资产按照市场需要进行优化和重组，可有效地解决我国多年来因投资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协调问题。

要减少政策性亏损行业。一些非公益性企业和生产非战略性物资的行业要逐步进入市场，自主经营，国家要通过放开价格和完善价格体系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少数政策性亏损的企业也不能躲在国家的“保护伞”下“睡大觉”，国家要通过减亏损包干责任制，推动企业积极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改善经营，寻求发展，防止由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

[1]本章内容选自郑海航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首批重点招标课题《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研究》（1997年），课题投标负责人郑海航；执行负责人：郑海航、江小涓、张承耀。

[2]郑海航：《论有动力，有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机制》，载《经济日报》1987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