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苇的《企业组织论》：中国企业改革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给蒋一苇老师以巨大的鼓舞，使他摆脱逆境焕发了事业的青春，十几年如一日在经济理论战线上，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呕心沥血，严谨治学，勤奋笔耕，奔走疾呼，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经济改革理论体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我国的企业改革方面，蒋一苇老师按照系统论的思想，对企业改革，在把握总体的基础上，对企业的几乎所有子系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独到的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蒋一苇企业改革的系统化理论。这一系统理论和见解，有的已经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政策，这一系统理论正在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系统理论是蒋一苇老师为社会创造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对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大贡献，由于蒋一苇的这一突出贡献，使他不仅成为对中国改革最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而且被称为“企业学派”的代表人物。

笔者作为蒋一苇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平常聆听讲课和教诲的感受，谈一下对蒋一苇企业改革系统理论的粗浅认识。

我最初的系统论知识，还是从蒋一苇老师组织的企业管理知识讲座中获得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本质特征主要是，环境性、目的性、整体性和集合相关性等。系统论就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研究系统的目标，研究总系统与子系统以及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蒋一苇在研究企业改革这个系统时，正是首先确定了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然后提出了我国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进而从企业改革的整体出发，对政企关系、所有制形成、经营方式、领导体制、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班组团体等一个个的子系统和要素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企业本位论”强调指出：“国民经济组织既不能把全国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分解为若干地方单位，而只能以企业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2]同时指出：“社会生产力是所有企业生产力的总和。”在此基础上，蒋一苇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论点：企业必须是“一个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能动的有机体。”[3]“国民经济力量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每个企业细胞的活力大小，就好像一个人的强弱盛衰，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体内细胞的活力大小一样。”蒋一苇这种国民经济活力取决于各企业活力的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思想，从而确定了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

蒋一苇关于“企业是能动的有机体”的重要观点为研究企业和企业管理的人们提供了深刻认识企业的钥匙。本人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企业组织学是由组织结构、组织意识、组织机制三位一体组成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蒋老师把企业看作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这一见解的启发下产生的。[4]

蒋一苇关于“企业是能动的有机体”的见解对于运用系统论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人们知道，系统论的产生本身就是起源于对有机体的研究。系统论创始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正是通过对生物有机体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把具有生命的机体解释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并提出有机体的系统观点、动态观点、等级观点等三个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普遍系统论。而蒋一苇把生物有机体的思想运用到了企业，把企业看作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对外界的剌激能产生自动反应”。[5]的有生命的有机体。这样用系统论的思想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就得心中有数了。

目的性是一个系统的重要特征。企业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也必须首先确定其总体目标。蒋一苇老师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并进而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以下新的、富有说服力的见解：

（1）商品经济是一种运行方式，一种运行机制。（2）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运行机制是共同的。

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区分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如果硬要把本来带共性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那就要犯“左”的错误；

（3）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运行机制和它的载体。

企业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企业劳动者也是载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这个载体内部的生产关系。

为此，蒋一苇还举了篮球赛为例说明其中的关系。市场如篮球场，商品经济原则如国际篮球比赛规则，规则是国际通行的，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而区别在于各个球队，特别是在于各球队的内部的相互关系。

蒋一苇的这些思想启发人们，在企业改革时，必须坚持一个二重性原理：我国的企业既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通行原则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又应该使企业制度的改革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如何通过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呢？蒋一苇进行了一层一层的深入分析后，提出了“四个分开”的改革方略，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税利分开和投资分开。

企业要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核心问题是政企分开，只有政企分开，企业才能独立地进入市场，才能产生经济动力和预算约束硬化，才能搞活企业。这一点，人们基本已取得共识，并为此进行了许多改革探索。但令人苦恼的是，经过十年改革，仍然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究竟根源在哪里，人们都在分析探讨，有的认为是由于企业对政府的承包制度不完善；有的认为是由于企业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免；有的认为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的既得权益和习惯势力。而蒋一苇经过深入调研和分析之后，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一语道破：“我认为政企不分的根子在于‘政资不分’，即行政管理和资产管理不分。”而且指出不解决政资分开，单讲二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无济于事：“我们现在也提出二权分离，好像可以用二权分离来解决政企分开，但由于政资就未分开，政府机构是婆婆还是股东就混淆不清，二权分离也就无从说起。要真正实行政企分开，首先必须实行政资分开。”同时，他还构思了国有企业政资分开的改革方案：“资产管理应从行政管理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它领导和监督各级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应该划归各种投资公司管，投资公司也是企业，它是经营投资的企业”，以此实现国有企业真正的政企分开。蒋一苇这一政资分开的大胆改革构想，要付诸实施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政资分开无疑是解决政企分开的关键。

既然政资分开，即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资产管理分开，顺理成章，就要求“税利分开”，即前者收税，后者分红获利；既然政资分开，也就必须要求“投贷分开”，即把投资行为和贷款行为区别开来，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投资后，即形成国有资产，并成为资产所有者，贷款人则只是债权人，而对用贷款形成的资产无所有权。

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的商品经济主体，就必须政企分开，要政企分开，必须政资分开，政资分开必然要求税利分开和投贷分开。蒋一苇的充满严密逻辑关系的“四个分开”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国有企业通向商品经济的大门。

蒋一苇在企业改革的研究中，非常重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它是以职工为主体。他认为企业内部有五个方面的制度即所有制、经营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和领导制度都和生产关系有关，作为企业改革总系统中的一个个子系统，都应体现职工的主体地位，为此他提出了五项制度改革的系统构想。其要点如下：

（一）“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所有制改革”(www.xing528.com)

“在公有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要增加或扩大职工与生产资源直接结合的部分”。具体方式可以“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增加企业集体股、职工合作股”，实现产权民主化；

（二）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应该体现企业职工是企业经营的主体

企业在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制度时，应当向全员经营的方向发展，职工在重大经营决策上，应当有决策权，使决策民主化；

（三）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应该实行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同时并存的制度

应该按照马克思说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联合体”理论来进行，不能全部实行合同制，全都变成“飞鸽牌”的临时工。应该实行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同时并存的制度。

（四）企业分配制度，应该实行“二级按劳分配”

即社会承认一个企业集体的劳动成果，先对企业整体进行按劳分配，然后企业再以这个份额向个人进行分配。企业内部如何分配，应由企业自主决定，这就是分配民主化。

（五）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厂长集中指挥，职工大会民主决策

在党、政关系上，党委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保证监督，并领导职工进行民主管理，实现民主集中的统一。

蒋一苇对于五项制度的改革，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胆识和水平。

第一，大胆地探索。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的改革和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以前都被视为禁区，一讲改革所有制，就会有人扣“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一讲改革党委包揽一切，权责脱节的党委领导体制，就会有人说你是“反党”，在1980年蒋一苇给企业领导讲领导体制改革时，有的企业党委书记就公开骂他是“来放毒”，后来，“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帽子满天飞时，蒋一苇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大胆探索。

第二，坚持真理，甘当少数派，特别是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蒋一苇很早就提出了三种工同时并存的劳动制度，他还形象地称作“三圈式”企业劳动制度：三种工在企业组织中的结构如同三个同心圆，其内圆是正式工，参加劳动公约，其中圈是合同工，签订劳动合同，其外圈是临时工。这种劳动制度，既克服了传统劳动制度职工凝固不变端“铁饭碗”的弊病，又防止全部合同工而职工没有主人翁精神的危险，使企业对职工既有凝聚力，又有激励机制，是一种很科学的构想。而且在日本许多企业，确实存在着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同时并存的劳动结构。但蒋一苇的这一主张一时没有得到国家采纳。人事部实行了全员合同制的制度，蒋一苇不为政策所左右，不因少数派而动摇，而是坚持真理，并搞试点，完善理论，说服人们。前不久，“破三铁”作为政策席卷全国时，蒋一苇仍然力排众议，取反潮流，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破三铁之我见”的著名短文，指出了一条“破三铁”的正确途径，即破除国家统一规定的僵化的三项制度，而由企业自己建立起富有凝聚力的、包括企业骨干终身就职在内的多种用工制度。我们坚信，蒋一苇对劳动制度改革的真知灼见，总有一天会被我国的实践所采用。

[1]本部分内容的原文见郑海航在“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研讨会会议”（1992年10月，北京）上的同名论文，载于《改革》1993年第1期。

[2]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同①。

[4]郑海航：《企业组织学导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5]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