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加入：企业组织论的新平台

“入世”与国企改革，是当前世界嘱目着中国的两件大事，也是我国学术界、企业界目前极为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探讨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这不仅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且也是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长期任务。今天，我们的课题组利用庆祝《经济与管理研究》创刊20周年的机会，向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领导、专家和学术界的同仁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必将创造一种全新的竞争环境，极大地推动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平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拐点。从此，东西方两大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对抗，让位于各国经济发展的较量和市场的争夺，因此孕育出90年代的“两个创新”。

（一）国际经济制度的创新

其标志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历时7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产生了三大成果：

一是在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内，就大幅度减让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达成共识，并制定了时间表。

二是将GATT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规则，移植、扩展到了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三是取代过渡了47年的临时性机构GATT，正式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并维护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推进货物、服务、资本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

三大成果的实施，一方面优化了国际竞争环境，使世界大多数国家市场壁垒大幅度减少，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极大地促进了货物、服务贸易及跨国投资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国际竞争领域，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愈演愈烈的跨国购并浪潮，进而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

这种使生产要素从区域优化配置向全球优化配置的飞跃，实质上就是一种国际经济制度的创新。

（二）科技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推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选择了数字化发展的正确路径。这一计划所带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科研手段、生产手段、流通手段，以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带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新经济”。

尽管对于“新经济”的界定，在学界和业界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即它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网络化为载体，以创新为核心，以全球化为导向，由新技术驱动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践证明，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生物工程等一批“新经济”主体技术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亮点。

挑战与机遇具有孪生性。国际经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推动世界生产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作为“两个创新”的发起国，尽得先发之利，从1991年4月至今，其经济连续9年快速增长，世界其他各国也纷纷调整政策和结构，以期迎头赶上。面对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怎么办？惟一的选择，就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在参与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中，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引进来，走出去，在更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中寻求机遇，推动我国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这是我国加入WTO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我国应对“新经济”的必经之路。

开放才有机遇，这是中国历史上被多次实践所证明的强国之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近期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5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后来衰落了呢？他认为，中国在15世纪之所以丧失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是因为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中国从内部来保持稳定，但它是以国力减弱为代价的，这就是尼达姆自相矛盾现象。

因此，中国加入WTO，这不仅是我国为适应环境变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过程，而且是我国加快开放、改革、发展步伐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应是一种有序竞争的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WTO是一个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其运行、组织协调、争端解决等，都建立在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规则、协议、书面承诺的基础之上。这些法律文件，其中确有一些不平等的规定。例如纺织品协议和农产品协议，对于一些出口国来说，确实是不平等的；再如，双、多边谈判中的不对等开放市场，对于后加入的成员，往往也是不平等的。但就WTO的基本规则和约束而言，应该说，又确实体现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要求。如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反映了市场经济公平、公正、无扭曲的竞争关系。

中国加入WTO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逐步开放市场、直面竞争全球化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国际社会更深刻地理解和对国际竞争规则的进一步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加入WTO，既为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国际标准、规范的全面引入，既有利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凸现出我国管理体制、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那么，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差距和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我们的企业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实力，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机制转变还远未到位

我国1987年就提出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思路，1993年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企业经营机制的深层次矛盾仍很突出，改革难点仍未突破。主要反映在：

一是产权不明、政企不分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比重的偏大，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仍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关系，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严重错位。政府处处想为企业当家作主，企业处处要为政府分忧解难。据国家有关部门最近对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调查54．6%的企业反映政企没有分开，29%的企业认为其法人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

二是企业家选择、成长机制不健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经营者的选拔和产生不是市场选择，而仍然延续着按行政级别任命和委派的制度。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对3562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企业经营者由董事会任命的仅占17%，55%仍由上级（政府部门）指派，企业实际存在“影子内阁”。

三是企业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远未完善。据调查，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工资超过6万元的只占4．5%，远低于私企的50．8%和合资企业的38．4%。用人机制过死和激励力度软弱，面对国际上大跨国公司大肆招兵买马、网络人才的激烈竞争，我们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就是现有人才也难留住。

（二）产业结构层次低，支柱产业优势特色不明显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产业结构逐步走向优化轨道，但长期存在的生产分散、规模不经济、行政垄断、专业化协作水平低、支柱产业优势特色不明显等问题仍很突出。

1997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0%、51%、29%；同年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1%、27%、4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2%、38%、50%。我国三次产业的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99年版第212页、213页）

汽车制造业，是典型的规模递增行业。国际上一般认为汽车整车厂的最低经济规模为30万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上升的趋势。而我国年生产超过10万辆的企业仅有5家，5家的生产集中度为57．3%，年产超过30万辆的仍没有一家。

（三）大企业不仅不大、而且不强、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创新能力弱

由于我国目前行政割据型垄断过度与经济集中型垄断不足并存，造成同一产业中企业数量过多、规模偏小、集中程度过低的弊端。

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711．56百万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12百万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如果拿我国工业100强同世界500强相比较，差距仍很明显，其平均资产和销售收入，也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和4．8%。1998年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为6113．06百万美元，仅相当于同年世界500强最小企业销售收入8902百万美元的68．7%。即使考虑了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而低估的因素，差距明显仍是客观现实（资料来源：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的差距与对策》研究报告）。

从产业集中度国际比较来看，差距甚大，尽管近年有所提高，但大多数行业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钢铁业，连我国集中度最高的宝钢1995年才只有8．6%，而同年新日铁为26．4%，蒲项制铁为63．7%，英国钢铁为89．4%（《中国证券报》1997．7．11）。再以汽车为例，1995年世界10个最大汽车公司就集中了全世界汽车产量的80%，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也集中了美国80%以上的汽车产量；而我国的汽车产量即使到1998年底，年产在15万辆以上的汽车厂才只有4家。

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

1990～1998年，世界500强R＆D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约在5%～10%，而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仅占1．1%～1．38%（资料来源：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同时，我国企业界从事R＆D活动的人数占全国的比例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美国为79．4%，日本为60．5%，韩国为63．70%，而我国仅为28．65%。（资料来源：IMD《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1997）》）

（四）管理水平差距大

与发达国家和著名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管理落后，尤其是企业的战略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很难适应全球化的国际激烈竞争。

1998年世界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29%，人均利润为11093．9美元／人；而我国1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为2．98%，人均利润为1952．12美元／人，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和4．8%（资料来源：中国企业评价协会）。

在实物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煤矿是6600多吨／人年，我国仅185吨／人年，相差35倍之多，钢铁工业我国是33吨／人年，仅是日本的1／22。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集中反映出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更暴露出我国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对内市场开放滞后于对外市场开放的深层次矛盾，加入WTO后，在更强大、更剧烈的竞争冲击下，如不加快改革的步伐，差距将更加明显。

加入WTO，实际上“锁定”了我国改革的方向，即中国必须朝着开放的市场经济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们承诺的时间表，也进一步“锁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迫使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过渡期内，尽量加快改革的步伐。因此，面对加入WTO后的冲击，只有深化改革才是应对挑战的惟一选择。

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战略对策的基本思路，应是始终把我国的行业和企业摆在全球化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去思考，为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政府职能、产业政策、经济体制、企业体制都应迅速进行一系列战略转变。下面仅从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变革和加强企业管理四方面提出对策思路：

（一）按国际通行的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改革(www.xing528.com)

1．以产权多元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此必须做到：

（1）对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要严格控制。除保留少数必要的国有独资企业之外，大多数支柱企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应改造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

（2）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特别要注意给国内私企充分的“国民待遇”。因为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比重小，实力弱，很难承接和填补国有经济的退出部分，也很难支撑起“多元化”的一极，所以面对企业改革的现实，可以说：你如果真心改革和壮大国有经济，那么你就应积极地发展非国有经济。

2．建立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

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保证国有资产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内保值增值。

3．建立一个使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新体制

要点是：

（1）企业家职业化。把经营者同公务员区别开来。

（2）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应主要是市场机制：企业家的劳动力价格应由市场评价，并由企业按照其绩效、风险、责任来自主确定，而不应由政府来确定，应同外资企业高层经理的工资待遇相平衡。以市场化的选拔、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克服企业领导的短期行为和“59岁现象”。

4．改革人事和分配制度，要同外资争夺和吸引优秀人才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正发展成为创造财富的最稀缺和最珍贵的资源，成为全球争夺的焦点。我国加入WTO后，将使人才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因此，必须尽快建立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如技术入股、成果分红、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奖励期权等，留住优秀人才，吸引优秀人才。当然，这项改革也只有在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中才能完成。

（二）以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1．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

以此为先导产业，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带动整个工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国的新经济支柱产业奠定基础。

2．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知识·劳动”密集型。即注意扬长避短，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和信息技术双重优势，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使之成为兼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双重特点，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轻工等产业。

3．大力扶植高科技中小企业，充实鼓励风险投资，推动产业升级

在今年21世纪论坛上，李光耀先生在演讲中说：必须记住的一点是，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这一论点充分解释了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因此，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就应该充分重视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作用，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

（三）以优势上市公司为核心，优化产业组织

1．发挥优势企业的核心作用

以国内优势企业、特别是实力强的上市公司为核心，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通过兼并、收购，抢在“入世”后的过渡期内，把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2．树立双赢理念，建立战略联盟，开展既竞争又合作的“柔性竞争”

我们认为应转变思路，不仅强调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而且在中外合资中，积极与大型跨国公司“强强合资”，并做到同步技术更新。加入WTO，我们不仅要“与狼共舞”，而且要“与巨人同行”，这种策略可戏称为“傍大款”，在捆绑中，与“大款”共存同荣。这应是我国入世后应对竞争的新策略。

3．发挥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作用

“市场不是万能的上帝”（萨缪尔森），因此，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退出市场，在产业组织调整过程中，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可根据市场要求，发挥调控、协调、服务的功能，变行政强制的“拉郎配”为“郎拉配”，即根据企业意愿当好自由结合的“牵线人”。

（四）以现代经营理念作指导，以国内外先进企业为“样板”，推行标杆管理和追赶战略，迅速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

新的管理理论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变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主要有：

1．把握新的管理理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

由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由人本管理到智本管理；由你死我活的刚性竞争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柔性竞争；由重视有形资产到更重视无形资产；由传统的营销系统到以电子商务为先导的网络营销和网络经济；由被动地适应环境到主动地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企业组织的科层化、凝固化到企业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柔性化和虚拟化等等。

总之，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必须更新观念，把握好新的管理走势。

2．实行追赶战略

以国内外先进企业为“样板”，推广追赶战略和标杆管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管理方面的差距。企业应建立进步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杆管理观念，通过寻找同行最佳，把国际强手作为自己比较、学习、赶超的对象，不断完善自己。

3．把企业做久

加强战略管理和科学决策，建立企业生命理念，加强研发和创新，实施品牌战略，重视核心竞争能力的培植、发展和利用。通过不断创新实现“蜕变”，获取新生，使百年老厂、百年老店“焕发青春”；加强质量和成本管理，积极开展质量认证活动，努力与国际接轨。

4．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努力提高经营效率

在计划方面。运用运筹学；在技术改造、基本建设中采用全球招标优选、并行过程和网络化管理；在生产方面，实行准时生产制（JIT）、精细管理：在人事管理方面，应用测评法招聘选拔和考核干部员工，采用外展训练等方法培训员工等。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梗阻，很大成分上来自于体制，加入WTO后，调整、改革的难点，反映在企业，关键在政府。（正如朱镕基总理在访问新加坡时所说的，中国加入WTO，对政府和企业都是考验。李光耀先生则说，我不担心中国的企业，而担心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否意识到、是否能够调整适应。）因此，以上所提出的战略对策的落实，还必须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法治环境的营造；依赖于宏观政策的调整和支持。

总之，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将促使我国企业的变革和改组、进而提高效率和实力；当然，一些没有生命力的企业，也可能会被经济全球化大循环所产生的离心力抛出循环体外。然而，就整体而言，我国的企业将会大大增强竞争能力。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契机，它将全面推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平台。

[1]本部分内容是郑海航、黄津孚、贾金思、兰纪平：《入世：改革与发展的新平台》，发表在《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