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论：考察-企业组织论

企业组织，如果按照在生产活动中的功能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所谓生产组织实际上是以人为主，由人、劳动手段、劳动场所、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有机组成的生产单位和部门。从历史上看，有家庭手工作坊、师徒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机器工厂等；从现代工厂来看，有工作地、生产线、作业班组、工段、车间、工场等。所谓管理组织，是围绕企业的正常运转、行使企业经营管理功能的组织。从历史上看，有工场主——监工组织、有账房、技师等职能组织等，从现代工厂看来，有决策组织，有直线指挥组织，有监督保证组织，有职能参谋组织等。我们要考察企业组织的起源与发展，就要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两个方面进行。对管理组织的历史考察，将在下面论述，这里将着重考察企业生产组织的历史起源及其随生产力发展的演变过程。

（一）工业生产组织的胚芽：由单人生产发展而来的“手工作坊”组织

企业生产组织，既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水平的体现，又是那个历史阶段上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考察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企业生产组织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发展经济和推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追朔起来，人类最早的工业生产应是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而手工业的个体生产[1]又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形式，可以说从工业的起源来讲，手工业的个体生产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

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田园诗般的“男耕女织”就是对个体家庭手工业的形象概括，而走街串巷的“磨剪子镪菜刀”则是“个体匠人手艺”的典型代表。这种生产形式直至近代，在我国仍很普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书中写道：“自然经济的家庭工业，可以纺织工业为例，民国初年，不论江南江北，农家妇女利用自己的或买来的棉花，用自己的劳力纺成土纱织成土布，以供自己消费，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第二是自然经济的上门劳动，可以缝纫工业为例。”[2]“广西之土布业，就其存在的方式而言，一为纯粹以农家妇女副业方式而存在者，此种手纺织业在桂省虽尚普遍存在，但在商品经济上则无甚意义，由此乃知我国古昔‘男耕女织’制度遗留之残迹，由来已久。”[3]

这种个体手工业是工业生产的起点，却不是工业生产组织的起点，因为不管“织女”的手织布和匠人磨制的菜刀如何精细，但它仍是“单个人”孤立的生产活动，还没有形成多人协作的工业生产组织。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自发的“工业生产组织”是伴随手工作坊而产生的。

手工作坊是从个体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匠人手艺业两种形式发展而来的。最初像家庭手工“织女”所织成的布帛基本上是自给自足，而不用于商品交换。这时，家庭手工业并没有专用的“作坊”，只是主妇一个人在厨房或住房内极简单的生产。《英国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对这一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

“……这是一所茅屋……，主要的房间——有时只有一间——同时供厨房和作坊两用，住所主人就是织工，他的织机就在这里”。

这种织机——50年前在我们的乡间还能看到——自古以来就很少改变。织物的经线是平行地绷在一个双框子上的，框子的两个骨架是靠两个踏板来使之轮流上落的，至于织纬线时，织工就把织梭逐次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去。从1733年起，有了一种精巧的装置，用一只手就能把织梭抛出去又拉回来。可是这种改良传播很慢。……小生产者不难购买这一切不值钱的工具。”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带来了家庭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当家庭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要家庭其他成员一起来干，原来的“供厨房和作坊二用”的兼用作坊也为专用作坊所代替，于是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作坊和作坊内的原始工业生产组织。《英国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对家庭手工作坊也进行了描绘和记载：

“劳动组织很简单，这是简单的设备决定的。如果织工的家庭相当大，一家人就可以应付一切，在成员间分派次要的工作：妻子和女儿管纺车，儿子刷羊毛。而丈夫则使用织梭去织，这就是家长制下工业状态的典范图画”。

产生手工作坊的另一种形式是匠人手艺业。匠人手艺业由单个匠人发展到手工作坊的常见例子莫过于曾经遍布我国乡村的铁匠铺。铁匠铺是机器锻造工厂的原始组织形态，而铁匠手艺业的起点则是“铁匠担”。铁匠把他打铁的全部设备（风箱、炭炉、铁锤、铁钻等）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走街串村，为农民修制镰刀、菜刀、锄头。街头就是“露天厂房”，摆下摊子就可开工。但由于只有一个人，拉风箱、烧铁、打铁、淬火，直至交活收款，当然全是一人完成，这不仅劳累，而且效率低下，时常造成“来活”积压不能尽快交活，还容易顾此失彼，误了火候而影响产品质量，客观上需要增加一个帮手，而且匠人为了使手艺代代相传，还要带学徒，于是就发展为由二三人组成、在乡间流动服务的“铁匠组”：由一个匠人师傅带1～2个帮工（或学徒），组成一个简单的协作组，协作组为二人时，由师傅控制火候，掌钳指挥和最后淬火，另一个人（即徒弟）负责拉风箱和抡大锤，时而坐下拉风，时而站起抡锤，甚是忙碌，当协作组为三人时，大徒弟专司抡锤和磨刀，小徒弟专司拉风烧火，秩序井然……这是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的乡间到处都可见到的情景。

随着集市贸易的发达和铁匠组资本的扩大，有的铁匠组就在贸易集中的乡镇租下铺面，或搭起小棚，固定下来，进行劳作，从而成为“铁匠铺——手工作坊。这种简单协作的铁匠铺在英国手工工场之前也是大量存在的：“在有二三个伙计帮忙的工匠小铺子里，或者在由妻儿丫环服侍着的，乡村工人茅舍里分工仍然是十分初步的，只要能同时完成最低限度的、非有不可的操作就够了：例如一个人拉动冶炉的风箱，同时，另一个人使用铁锤。”[4]这种匠人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作坊就成为自发的工业生产组织的起点。

如果说家庭手工作坊现在正渐趋消失的话，像铁匠铺这种匠人手工作坊至今在我国许多乡镇则仍不罕见。在现代化锻造厂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它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工业生产原始组织的“活化石”。这块生产组织活化石的演进经历了非组织的“铁匠担”到组织萌芽的“铁匠组”和“铁匠铺”。“铁匠铺”与“铁匠担”相比，看来只是从“一个人”发展为“二三人”，其生产关系却发生了质的变化：①由所有工序都是一人劳作，变为掌钳、打铁、烧火各就各位，有了简单分工。由原来必须停下烧火，才能打铁，变为锻打这一件时，可以同时烧炼下一件。如同马克思概括的：“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5]这种烧火，打铁的简单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为未来先进生产组织（即手工工场）提供了内在的“生长点”，所以马克思也高度评价了这一最简单的分工，他说：“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6]②尽管只有二三人的铁匠组或铁匠铺内，也存在着组织性，即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实际上手工作坊都是这样，家庭手工作坊的组织性表现为以家长为核心的家长制，匠人手工作坊则表现为以师傅为核心的师徒制。

于是，在既有组织目标，又有组织领导和成员，也有制度规范的情况下，手工作坊的生产组织便萌生并逐渐形成了。考察中外企业的发展历史，许多企业，甚至如日本松下公司等一些世界级的企业正是由最简单的生产组织发展而来的。

（二）商业资本为核心的“联系生产组织”包买商制度

由于市场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手工作坊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渐渐突破了家庭成员和师徒关系的范围，而开始雇佣领工资的工人。作坊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新生产关系的变革。手工作坊的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西方产业革命之前，而且在我国近代也大量存在。在英国手工作坊“备有几架织机”，但制造人并不因此而不是工人，仍然亲手劳作，可是他手下已经有了少数领取工资的助手了。”[7]在我国近代“榨油、制糖、造纸、切烟、烧瓷等类企业，多系手工作坊。每一作坊所雇工人，少者3～4人，多至十余人，例如宾阳烧瓷作坊，平均每户雇工五人。”[8]应该说，伴随作坊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雇佣关系萌芽，直到进入包买商体制之后，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这种雇佣关系是逐渐实现的。“起初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自由劳动的工人，不久就变成为一种因使用那已不再为自己所有的劳动工具而付出使用费的租户。以后，制造商更进而在他家里安装设备，创办由他直接监督的作坊：工人只向他提供劳动力借以领取工资。约翰·温奇库姆在纽伯里和旺·罗贝家族在阿贝维尔所干的事就是如此。”[9]

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家庭手工业者，也是有一个先出卖产品，后出卖劳动力的发展过程。关于商业资本控制交换过程，是指资本雄厚的商号（庄号）为家庭小手工业作坊提供原材料，在其加工成产品后，商号再收购运销，这就形成了以商号为中心与许多家庭小作坊相结合，完成供、产、销全过程的生产经营“联合体”，当然这个联合体并不是一个企业，还是较为松散的联合生产组织。家庭小手工业者在生产领域还是独立的，但同原来的单纯小商品生产相比，在流通领域已被商业资本牢牢控制。关于这种组织体制，以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土布生产和运销为例足以提供生动的例证。[10]

包买商的进一步发展，就由单纯“包买”产品发展到“包买”劳动力，即“更进一步家庭手工业者不以出卖生产品的形式，而以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商人供给原料，收回成品而给予工资——去替商人工作”[11]这样发展的结果，如果从生产组织的角度去观察，就已经由商业资本为核心的松散的联合体，过渡到商业资本为核心高度集中的联合体。即由“包买商制”演变为“商人雇主制”。如果包买商再发展到提供统一的厂房，也就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初步形态了。从而，包买商也便成为工场主，商业资本家也就变成了最早的工业资本家，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的绝大多数便分化为产业工人。

关于我国近代这一演变过程，有关史书都有具体的记载：

“……中国城市乃至村中的手工生产，大多是在商业资本底支配之下徐徐发展：这种商业资本非但支配了手工生产品的交换过程，而且进而控制了手工业生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一般说来是在50年前就已开始——若干最先进的工业区域开始于数百年前；但就全国范围而论，就是海禁开始以后的事情——到大战前后达到了繁荣的顶点。”[12]

“民国十年以后，“商人雇主制”获得完全的胜利，商人不用商品交换的方式，而用工资支付的方式来支配织户。最后一种方式可以说是商业资本发展中的最高阶段，也是现阶段的家庭手工业的最普遍的方式。如在商阳土布工业区域，民国十八年有布机一万三千八百架，其中“商人雇主制”的布占百分之八十弱；到去年春夏之交尚有布机一万二千六百架，其中“商人雇主制”的布机占百分之八十弱；到去年春夏之交尚有布机一万二千六百架，其中“商人雇主制”的布机占百分之九二，“织卖制”的布机只占百分之八而已。”[13]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手工业生产由于内在的矛盾，不断地向前发展，市场的扩大，技术的提高、生产的集中，促使体制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不断变换着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态：从无组织的单个人，到出现生产组织；从家庭范围的生产组织，扩大到社会范围的生产组织；再从独立的手工生产组织，发展为由资本所支配的联合生产组织，再进而发展为完全隶属于资本，成为一体化的生产组织。

有的学者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把这一演进过程巧妙地概括为从“家庭工业制度向企业工业制度的过渡”，并且把其过程中以家庭为基础所形成的工业生产组织称之为“是介于家庭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就是说，它们既保留着家庭经济的基本特征，又初步具备了企业的某些特征”[14]这种中介组织论就把这一漫长演进历史中各种形态的工业生产组织特征作了鲜明的理论概括。

（三）精细分工的生产组织：手工工场

从手工作坊发展到手工工场决定的因素是资本的集中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伴随其中的当然是千万个小手工业者的分化和破产。其中虽有个别独立的小手工业者把手工作坊通过雇工扩大为手工工场，但手工工场的大量出现，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高利贷资本的商业资本，商人变成工场主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在包买商制度中，趁小手工业者入不敷出时，以抵押还债等经济手段剥夺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使之成为雇佣劳动者，二是包买商本身也是较大的作坊主商人直接购买设备，雇佣工人，对收购来的半成品进行加工，然后再销售。随着生产组织规模的扩大，手工作坊便为人数众多、劳资分离的手工工场所取而代之了。

从作坊到工场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手工工场（它与今天的工厂有不止一个相似点）与老板兼工匠的几乎是原始的作坊之间有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分散在过程之中。老早开始了演变，经过一个几乎觉察不出的发展时期以后，就要达到一个决定性的关头了；这一演变可以说是被一个来自经济形式的交替表示出来，其最老的形式仍然在最新的形式旁边继续存在”，[15]这是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16]

不管过程如何漫长和复杂，一旦手工工场形成之后，工业生产组织立即就会出现质的变化：①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以及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促使工场严格经济核算和追求盈利，从而成为真正的企业。②工场对利润的追求和拥有众多人数，为生产组织的分工，既提出了自觉要求，又提供了客观可能。于是手工工场的分工迅速发展，并成为区别以往生产组织的重要特征。

手工工场的分工由于制品本身的性质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17]从而形成了两类生产组织：混成的生产组织和有机的生产组织。关于混成的生产组织，马克思举了制造钟表的例子。由于手工工场细致的分工，使得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只是在最后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18]这就是混成生产组织的特征。另一种分工是按照工艺顺序，对同一产品进行不同加工的生产组织，例如制针工场。亚当·斯密曾对18世纪一个制针工场的分工进行过细致的描述。他说：在没有分工情况下，一个人一天做一根针也很勉强；可是，就这项工业今天的经营方式而论，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单独的手艺，而且它已被分成许多部门，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同样构成为单独手艺了。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直，第三个工人把它截断……制针这件大工作就这样地分为大约十八道不同的工序。我看过一个这类小制造厂，仅仅雇十个工人，尽管这个工厂很穷，因而准备也不好，但当他们努力工作时，他们每天能制出十二磅左右的别针：可是每磅含有四千多根中等大小的别针。因此，这十个工人在一天之内共能制出四万八千根以上的别针……”[19]

相比较而言；混成的生产组织主要是围绕制品零件而进行的分工，它更带有所由脱胎出来的“小手工业者联合体”的痕迹；而有机的生产组织的内部分工则细化到同一种制品的各个不同的加工阶段和工序。使这些制品的“不同阶段过程由时间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第二种生产组织比第一种更显示了分工的优越性。所以马克思称第二种分工为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

分工使手工工场的生产组织产生了许多崭新的特性。由于分工，工人的劳动过程“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特别是劳动强度”。[20]“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21]

可以说，分工的手工工场生产组织已经开始初步具备了现代机器大工业的计划性、比例性、节奏性等规律性特征。而且，“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这实际上就为现代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和企业联合准备了基础。

可以说，手工工场对工业生产组织来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继承了手工业作坊以手工进行生产的传统，却创造了企业化、劳资分离、劳动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等与手工作坊绝然不同的组织特性，为过渡到机器工厂奠定了基础。

（四）科学的人机生产组织：机器工厂

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推动了工业生产组织的历史性变革：生产工序上一个个局部工人使用简单工具的手工操作，让位给按照科学原理设计的机器和人机结合的生产系统，于是手工工场便被机器工厂所取而代之了。

所谓机器工厂或工厂，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也曾有过不同的定义。“当最初的工厂出现的时候，人们起初并不称之为工厂，而称之为mill水车场……这样，工厂水车场和机器就成为一个东西了”。[22]在1830年左右，有人又定义为“以经常的劳动来看管一套由总动力不断发动着生产机器的，不分长幼的各种工人的协作”。[23]到1844年才有了一个法定的定义：“工厂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汽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24]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关于工厂的定义，是因为这些不同时期的定义恰好反映了当时所谓工厂的特征，从而成为记录工厂发展的轨迹。对于我们考察工厂发展史是颇有意义的。

机器工厂这种科学的人机生产系统，同手工工场相比，有着明显的特征：

（1）以机器代替了手工。手工工场是由人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操作，机器同工具的区别在于，机器是“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25]而工具机又“是18世纪产业革命的起点”。[26]工具机是“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27]相应地，水力、蒸汽等发动机的发明又为工具机的应用提供了可能。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首先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商品便宜”。由于小手工业者在价格上不能与之竞争，又无力购买耗资巨大的机器设备，于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便加速了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并把他们抛到了雇佣工人的大军之中，机器的采用使工厂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手工工场。

（2）形成了大批量生产。机器突破了人的体力界限，产量成十倍，甚至成万倍地增长，形成了大量生产的生产线。

（3）机器工业的出现，要求工业生产必须“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于是制造工艺学、材料学等工业学科便应运而生，并指导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生产。

（4）机器生产同手工工场的主观性相比，是一种客观的生产活动，因而具有更严格的计划性、比例性、节奏性等客观生产规律。再加之工厂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管理的复杂化，使企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精细。于是提出并发展了企业的科学管理。

从19世纪初到现在，虽然经过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工厂这种生产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工厂同现代工厂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水平也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机器工厂的基本特征却并无多大变化，甚至包括现代工业公司在内，虽然所有权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生产组织的角度来考察，公司内的基本生产组织也仍然是“机器工厂”。可以说19世纪形成的机器工厂为现代工业企业奠定了基础。

纵览工业发展史可以看出，企业生产组织的萌芽产生于“手工作坊”，而正式形成于手工工场。中间经历了家庭手工作坊、师徒手艺作坊、主人雇工作坊、包买商制、商人雇主制等多种形态的过渡形式。生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是现代工厂，而它也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时的机器工厂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企业生产组织的发展阶段和特征，重视每个阶段所采用的管理组织和经营方式与生产组织的适应性，是使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历史上，企业的管理组织是怎样产生的？在一次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企业的管理组织经历过哪些深刻变革？特别是将要到来的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还会对现行的企业管理组织带来哪些巨大的影响？探讨和弄清这些问题，无论对于管理理论，还是对于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手工业作坊，到现代大工业，企业管理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次是直线管理的产生，一次是职能管理的产生，一次是系统管理的产生。我们认为，企业管理组织的这三次变革，实质上是管理组织不断深化着的三次历史性分工即纵向分工、横向分工和信息分工（网络分工）。下面试对管理组织的这三次分工分别进行分析。

（一）管理组织的出现和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大分工——纵向分工

工业企业的管理组织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的初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限额”，以便能购买足量的劳动力，创造足量的剩余价值。这是进行简单协作的物质条件，也是雇主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而一旦资本达到了这个“最低限额”，就会出现一个本质的变化，即企业主的管理活动同直接生产劳动完全分离，企业主也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这是历史上工业企业专门（即“脱产”）管理者的第一次出现，揭开了管理史上新的一页。

然而，至此只是产生了专门管理者，却还没有产生管理组织，所谓企业的“司令官”。从管理组织的角度来看，在这时也只不过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光杆司令”。正象单个的手工业者无法进行劳动分工那样，一个“光杆司令”的管理活动也不可能出现分工，他的管理就只能是一个包揽一切的、混杂而粗放的“个人管理”。这种原始的管理方式在资本家同时雇佣的劳动者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不能适应了，就逐步由资本家的“个人管理”，发展成为在资本家指挥下的“组织管理”。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时间上看，它大约发生在16世纪前后，即从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阶段。当时，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简单协作规模的扩大，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使没有分工的简单协作逐步向有分工的复杂协作过渡，管理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也扩大起来，原来资本家的“个人管理”方式已渐渐不能适应。“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专职”。[29]于是在企业主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分离”，即监工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与他的雇主一起组成了最初的企业管理组织。可以说，企业管理组织的产生是以资本家雇佣第一个监工为起点。

从逻辑上讲，企业管理组织的产生与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分工存在一个先后关系，但在实际上管理组织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历史性分工。这次分工就是资本家同监工之间的分工，即工业“司令官”同“军官”、“军士”的分工，实质上是在纵向的指挥系链内集权与分权的分工，我们把这种分工称为管理组织的“纵向分工”。随着纵向分工的出现，就产生了企业的等级管理。

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历史性分工的开端，即资本家雇佣了一个监工之后，管理者的结构就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它同资本家原始的个人管理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①在第一次出现管理组织之后，资本家的个人管理让位给资本家的组织管理；②资本家同监工两个人组成了上下级两个层次的等级管理机构，出现了生产指挥系统的雏形；③在资本家和工人的一对矛盾中，又增加了资本家同监工、监工同工人这二对矛盾，使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变得复杂了。生产关系的这一变化，不仅增加了资本家的管理内容——对监工的管理，而且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它为以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奠定了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小的私有制对生产规模的束缚，为企业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它克服了资本家个人能力和水平对经营规模的限制，为选拔精明强干，精通管理的人员开辟了道路；它在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混淆阶级阵线的缓冲管理层，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家同工人的直接交锋，有利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资本家雇佣一个监工，这只是管理组织的起点，随着手工业工场规模的扩大，监工的数量也会增多。当资本家雇佣两个监工时，生产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资本家同工人、资本家同监工、监工同工人这三种关系之外，又增加了一重关系——监工同监工的关系。伴随着这一关系的产生，资本家不仅需要对“等级链”式的管理组织进行纵向指挥，而且还要对监工之间进行横向协调。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当监工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资本家直接指挥和协调也会出现困难，于是在资本家同监工之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管理层次，即一到几个“监工长”，于是管理组织就由两个层次发展为三个层次，管理组织进一步复杂化了。管理组织的产生和纵向分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种图形，见图2－1、图2－2、图2－3、图2－4：

图2-1　个人管理

图2-2　雇佣一个监工

图2-3　雇佣两个监工

图2-4　雇佣较多监工

企业管理组织第一次大分工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使管理组织分出了层次，形成了级别，形成了管理学家所说的“直线管理”和“等级链”。直线管理虽然在其他管理领域早已存在，比如军队管理，过去是军、旅、卒、戌、伍，[30]现在是军、师、团、营、连、排，都是一级管一级，分成好多层次，但是这种形式通过管理组织的分工出现在企业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种管理组织形式的基本优点是：各级管理者在等级链中只面对一个顶头上司，能使一切问题通过一个领导解决，政令统一，信息畅通，在企业生产规模较小、管理活动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管理组织形式。从管理组织的发展来看，直线管理乃是构成一切其他组织形式的基础，就这一点讲，也正是管理活动第一次大分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中努力建立坚强有力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其基本原理也是产生于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历史性分工。

（二）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历史分工——横向分工

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一次分工虽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指挥系链”，产生了分级管理，但这时的各级监工都只不过按照块块分工分担了原来资本家一人承担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而在业务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分工，各级监工仍然在一个个“块块”内，即自己管辖的区域内进行包揽一切的“个人管理”。换句话说，第一次分工在本质上只是把资本家一人的“个人管理”分解为资本家和监工们大大小小的若干个“个人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企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从工场手工业向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形成的机器大工业过渡之后，管理内容和业务越来越复杂，这种由各级监工的“个人管理”组成的“直线制”管理就越来越不适应，管理业务的分工就势在必行了。于是，出现了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历史性分工——职能分工。职能分工的含义包括两点：一是职能管理从直线管理中分离出来，二是职能管理内部划分为若干个专业的职能室组。分工的结果是企业职能管理人员的产生和职能管理机构的出现。这次分工是在工业企业的同一个等级范围内，首先划分出职能管理，然后在各种平行的管理业务之间进行专业分工，同以等级分工为特点的纵向分工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横向分工”。

横向分工的特点是，原先的直线管理者分化成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方式不同的二部分管理者。其中，一部分仍然是直线指挥，即承担直接领导和指挥职能的各级行政主管；另一部分是职能参谋，这部分管理人员不直接领导和指挥工人的生产活动，而是作为各级行政主管的助理和参谋，在行政主管领导下分别进行各项专门业务的管理。实际上，是职能管理人员分担了原来等级管理人员承担的部分管理职能。

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大分工早在18世纪中叶，即工场手工业的发达时期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初期就已经发生了。随着工场手工业生产分工的发展，计划、组织、协调、核算等管理业务也越来越复杂起来，特别当第一次产业革命使企业首次出现了机器之后，设备管理和工艺管理第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现实需求向资本家提出，不仅要寻求层次管理的代理人，而且还要寻求职能管理的代理人。例如，当记账算账的业务增多之后，就要雇佣一个会计，把计算工资、核算盈亏等职能交给会计；当出现机器之后，就把机器的维护、修理、更新等业务交给新雇佣的技师等。

随着大机器的采用，企业的劳动管理也突破了原来传统的内容，科学的管理代替了经验的成规，劳动管理不再是简单的购买劳动力，也不再是单纯依靠皮鞭和棍棒的监督，而是要适应机器的需要，按照机器的节奏，对工人的活动以至每一个操作动作都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科学的管理。于是，作为一项新的职能管理——泰罗的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进而泰罗创立的全部劳动管理便诞生了。从而使劳动技巧的总结、改进，劳动工具的改良同劳动者本身相分离，出现了专业的劳动管理人员。这种职能管理人员的产生根本改变了工人劳动过程长期停留在单纯依靠个人劳动技艺，并蒙有神秘色彩的状态。泰罗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手工技艺变成管理科学，使以劳动管理为代表的各项职能管理从直线管理人员中完全地分离和独立出来。

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大分工，其意义并不是在量上增加了管理人员，而是在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是企业管理发展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它的历史意义主要是：

（1）由于在企业管理中第一次出现了专业分工，为以后的企业管理专业化奠定了基础。以此为起点，为专业的管理代替混杂的管理，精细的管理代替粗放的管理，科学的管理代替经验的管理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正是在第二次大分工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掀起了泰罗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把企业管理的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2）使职能管理在管理的二重性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然属性，如果说第一次组织分工产生的监工更多地体现资本家的旨意，并成为代理人，那么新分化出来的职能管理人员，比如，会计、技师、工程师等，则更多地服从生产的客观要求，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当中，横向分工的职能人员比纵向分工的监工拥有更多的自然属性，他们的突出特性是他们的职能性和职业性，同生产力相联系的许多专业管理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企业服务，因而资本主义企业的许多职能管理方法就可以结合国情引进到社会主义企业中来，资本主义企业的职能人员经过思想教育，也比较容易转到社会主义企业，为社会主义服务。

自从横向分工的职能管理产生以来，围绕职能管理的不同发展时期，出现了各种不同学派。他们研究了管理的各种职能的分类关系和作用。例如，法约尔的五职能理论，认为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美国管理学者麦克理卡提出了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四职能理论；美国管理学者代维斯提出了计划、组织、控制三职能理论；企业家布朗认为可分为计划、执行、考核三职能；也有的人认为基本职能可以概括为二个；计划和控制，计划又可以分解为：目标、理念、组织、政策、程序、标准及预算、利润、计划、长期计划、管理咨询，而控制职能可以分解为：监督、统计、审核、预算报告、利润报告、成果研究、电子计算机反馈等。上述各派对管理职能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企业的全部管理，但却是以横向分工的职能管理为主体，在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大分工之后，对管理理论的研究也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理论的研究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企业的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在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形成了纵向层次分明、横向职能细分，纵横衔接、坚强有力的经营管理指挥系统。

但是，当新的技术革命是以“机械化”为特征的传统的“机器大工业”发展到以“电子化”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时，由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所形成的管理组织格局也将被打破，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历史性分工便应运而生了。

（三）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历史性分工——信息分工（或网络分工）

所谓信息分工，是指在现代大工业的条件下，企业的信息管理人员从企业管理组织的一般管理人员中分离出来，信息工作从各项管理工作中分离出来，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成为独立的信息管理系统。这就是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历史性分工。信息分工实质上是处理信息者同使用信息者之间的分工。

信息的存在，并非自今日始，信息古已有之，或者说，有组织就有信息，“信息是把整个组织结合起来的粘合剂”，“如果信息流枯竭了……这个组织也就无法存在”。[31]信息同组织，二者不可分离的。但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大工业出现之前，“信息生产”是沿用“小生产”的方式，即采用手工的，没有分工的方式，几乎所有管理人员都是一个信息生产者，每一个企业管理部门都是一个小小的“数据库”和“信息中心”，因而信息的管理处于分散、零星、孤立和重复的状态。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出现，人类进入所谓的“信息社会”之后，才开始结束这种落后的信息管理状态，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大分工——信息分工。

为什么信息分工必然和只能产生于现代大工业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现代大工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对信息分工提出了客观要求，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则为信息分工提供了物质手段。(www.xing528.com)

信息分工酝酿的时期大致在20世纪中叶。战后，美国的“发财”和日本的“起飞”使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复苏和繁荣阶段。新的经济形势对企业管理，特别是对信息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企业新的市场环境对企业的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外贸的发展，企业面对着一个范围空前之大的市场——世界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产品和行情瞬息万变，竞争和角逐极为激烈，因而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极为重要，甚至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决策的前奏是预测，大量的、及时的、准确的信息则是科学预测的客观依据。

其次，企业之间的密切协作关系，对企业的信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高度发展，原来的一个个生产阶段越来越分离为一个个相互独立而联系紧密的企业，要把这些协作企业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就需要更多、更准、处理更及时的信息。

再次，企业内部的管理对企业的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资本的集中和生产的联合导致了企业规模的空前膨大，一批批国家级的大托拉斯相继涌现，跨国公司也在迅猛发展，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相当于西方国家同期经济增长率的2倍，其产品和劳务值占西方国家总产值的1／3，其产品销售额占世界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一个大企业可以分布在几个国家，甚至分布在几个大洲，企业布局的分散化必然要求信息大大加强。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大型化和布局的分散化，使企业管理突破了传统的概念，在企业管理组织的这个大坐标系中，除了前面说的“纵向维”、“横向维”之外，又注入了时间、地区等影响管理的多“维”因素，需要建立新的组织体系。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科研成果加快向生产的转移，企业的产品结构、生产手段、检测手段和生产组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现代化了，这种情况迫使企业管理组织必须做出进一步的变化，以适应形势的要求。这些年来，资本主义所有先进企业不倦地致力于管理组织的改进。在传统组织的范围内，它们把每种组织形式的作用推到尽可能大的界限：对直线管理，它们完全改变了集权管理的传统观念，广泛推行分权管理，逐级授权；对职能管理，它们进一步分设新的职能部门，并不断改进职能部门人员与直线管理人员、职能人员与职能人员之间的组织形式。这些努力，对改善企业管理固然产生过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管理组织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

传统的直线——职能管理组织的弊端和局限性在于：①信息处理效率低。在传统的管理组织中，信息的收集处理基本上都是采用手工的方法，不能对日益增加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处理，造成企业运转不灵。在手工处理信息的条件下，信息的迟缓不仅是一个巨大浪费，而且会因管理人员陷入抄抄算算等浩繁的事务之中，束缚了他们的创造精神。②企业内部部门的横向协调薄弱。因为在传统的管理组织中，信息管理还没有从一般管理中分离出来，没有集中的统一的信息中心，信息管理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造成各自为政，再加之传统的直线——职能组织体系中，强调的是信息的纵向流动，这就必然容易造成横向信息流的脱节。这种弊端随着职能分工的细化，将变得越加明显。③信息传输的层次过多。在传统的管理组织中，信息是按照管理层次逐级传输的，在经历各层“转”输时，不仅耽误时间，而且还难免失真，如果信息的终达点不在该“直线”上，还要经过共同“上司”转输，使信息传递太慢。④信息的记忆、存储手段落后。传统管理组织的记忆，是靠管理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承担的。在信息频繁的现代企业，依靠人员记忆，一是记忆能力有限，二是人员总要流动和更新，从而为管理造成很大障碍。[32]

新形势对信息新的要求和传统管理组织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说明，必须建立新的管理和新的管理组织体系。战后出现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就是适应企业管理的这一客观需要，很快应用于企业管理，形成了企业的系统管理理论。这种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需要复杂的运算和大量的信息。正是适应系统管理的需要，在企业管理组织中进行信息分工，并建立自动信息管理系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

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为系统管理和信息分工提供了现代物质条件。战后几十年来，新的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新的发明层出不穷，电子计算机30年更新四代，运算速度大致每5～8年就要提高10倍。而体积、重量和成本每5～8年则要下降10倍。通讯技术也空前的现代化了，飞速发展的电子计算技术和现代化通讯技术的结合为信息插上了“双翅”，一场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开始到来，于是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大分工——信息分工便历史地出现了。

信息分工是管理组织的一次崭新的分工。①它不像前二次分工是在原有组织分工基础上的分工，而是按照新的理论，即系统的理论在综合原来组织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分工，具体讲，就是在综合各项职能分工的基础上将管理组织重新划分为两大系统，即信息管理系统和其他诸项管理系统。②信息分工使信息管理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同原有管理相分离，从而产生了专业的信息人员，信息分工是信息管理集中化、专业化的产物。

信息分工对管理组织，对整个企业管理，无疑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企业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方兴未艾，如果要充分地预计和清楚地描绘信息分工将给管理组织和整个企业管理带来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就发达国家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已经看出，至少会给管理组织带来许多深刻变化：

1．促进了管理组织的系统化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就是适应了系统管理的要求。它不是简单地应用计算机，重复传统组织的管理方法和形式，而是按照信息的特点和规律性，运用系统理论对企业的管理组织进行系统设计。因为数据库的特点在于以量小的冗余度，实行数据共享。信息处理系统坚持的是信息输入、输出最少的原则和信息传递距离最短，层次最少的原则。在进行系统设计时，就要从企业管理组织的内在联系出发，对原有的诸项职能管理重新进行分析和综合，取消多余组织、精简多余层次、改变多头关系，剔除重复信息，使管理组织系统化见（图2－5）

图2-5　系统管理组织与传统管理组织比较

由图2－5可以看出，信息分工所形成的系统管理组织同传统的管理组织相比有以下一些变化：①对原有的职能部门进行了综合，形成了几个管理分系统；②建立了信息处理中心，各车间和各科室的信息绝大部分都可以移交信息处理中心集中处理，原来为了处理原始数据而在车间设立的厂部各职能机构的代表（如统计员、劳资员、会计员等）大部分就可以取消；③减少了信息传递层次，车间信息经过处理中心，可以直达厂部最高领导层。系统管理组织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2．管理组织的信息传递实现了网络化

传统的管理组织是一种树型结构（或叫金字塔结构），信息流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树型结构纵向流动的，它保证了纵向领导关系，但增加了信息层次，拉长了“信息链”，降低了信息传递效率，而且不利于横向的业务协调。信息分工之后，信息流集中向“信息处理中心”输入，信息处理之后，又统一从“信息处理中心”输出，形成了以“信息处理中心”为核心的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于是树型结构变成了网络结构，因而，信息分工也可以叫做网络分工，见图2－6。

图2-6　以信息分工为特征的网络结构

3．管理职能进一步集中化，而生产组织进一步分散化

这是因为发达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突破了管理人员能力的局限性，而使管理职能的集中成为现实的可能。国外提出的所谓重新恢复“一个伙计”式的管理，指的就是管理职能的集中。而信息系统的自动化和通信技术的现代化则突破了企业内部生产单位（例如公司的下属工厂或工厂的下属车间）在地理上的局限性，而使布局的相对分散甚至使虚拟组织和虚拟企业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为企业社会化组织的大型化和企业核心组织的小型化提供了条件。

4．推动了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信息管理系统从一般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之后，管理人员的构成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适应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需要，要配备诸如系统分析师、程序设计师、计算机操作人员、硬件和软件系统的维修人员等。另一方面，其他各项职能管理人员原来从事两项工作，即分散处理信息的事务性劳动和分析、预测、筹划等创造性劳动，现在由于信息的集中处理，他们可以从繁琐的事务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门进行更高级的创造性劳动。

由于企业管理组织的第三次分工，在管理方法上也必然出现许多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从事后管理转变为实时管理，实现了管理的高效化；从以定性为主的管理转变为以定量为主的管理，实现了管理的科学化；从手工管理转变为自动管理，实现了管理的自动化。这将是真正超前的、全面的、综合的、创造性的管理，是管理创造生产力的时代。

从信息分工对企业管理引起的巨大变化来看，这次大分工无愧是管理组织的一次新的革命，而且是比以往意义更加深刻的革命。

（四）三次分工的启示和我们的对策

纵观企业管理组织的三次历史性分工，可以说，管理组织的分工史，也就是一部企业管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史：管理组织首先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即从资本家“个人管理”，发展到资本家“组织管理”的过程。之后，管理组织又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本质变化在于，企业管理先是由没有分工的混杂的管理，发展到有着严密分工的专业管理。然后，又从专业管理发展到按照新的理论重新进行分工的系统管理。

伴随管理组织的发展，整个管理也从经验发展到科学，人们的主观认识越来越接近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在管理这个领域，从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管理组织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和完善。也可以看出，企业管理组织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十分重视管理组织的研究，专门研究企业组织规律性的《企业组织学》在国外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管理学科。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在忽视企业管理研究的同时，尤其忽视了管理组织的研究和完善。造成我国的企业管理组织模式僵化、效率低下、弊病较多。在大力提高我国企业素质的今天，管理组织的研究应该摆在重要的地位。

管理组织的三次分工给我们的另一点启示就是：管理组织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通过分析管理组织的分工可以看出，管理组织的形式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资本家无组织的“个人管理”，只能存在于小规模简单协作的手工作坊；产生“指挥系链”的纵向分工则一般形成于手工作坊向工场手工业过渡时期；而横向分工则是适应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和机器大工业高度分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信息分工，则只能产生于传统的机器大工业向以电子技术为基础，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过渡的当代。“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33]

如果就各种管理同生产力性质的本质联系而言，可以说，手工作坊产生了无组织的“个人管理”；工场手工业产生了管理组织的纵向分工；机器大工业使横向分工兴旺发达；而现代大工业使信息分工成为现实。

我们考察管理组织分工的现实目的，一方面当然是想说明，科学的管理组织分工总是促进企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人们必须重视管理组织的研究和改善。另一方面，我们更想说明，较高级的管理组织分工总是企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原有管理方式已有相当牢固基础的产物。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自己的国情和厂情，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待新的组织分工。

现在，我国大多数工业企业都已完成了管理组织的第二次分工。当前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国内外先进企业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实践，使我国的企业面临着第三次管理组织大分工的开端。一方面我们要反应敏锐，对企业中信息分工的深刻意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便积极对待，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要效益不要面子”，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认为，我国应用计算机应该按照以下四个层次进行：

（1）首先对各个行业分类排队。一般来说，像冶金、纺织、化工等生产连续性强的行业和自动化水平高的行业对数据的实时处理要求更迫切，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效果更好一些，而对那些手工操作和单机生产以及条件较差的行业，则可以稍缓一步。

（2）在选好的行业里再按照企业应用计算机的条件对企业分类排队。企业应用电子计算机的条件，除了资金条件和人才条件之外，仅就企业的管理基础而言，就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即管理工作程序化；管理业务标准化；报表文件统一化；数据资料准确化、完整化和代码化。按照这些条件分析我们的企业，对于那些具备条件和基本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分期分批地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3）在具备条件的企业里，采用计算机管理要由简到繁，由低到高地进行。开始先进行单项数据的处理（如计算工资、统计、核算等等），然后进行数据的综合处理阶段，即开始应用计算机控制、管理一个子系统（如库房管理）并且通过“联机”对子系统进行实时处理，最后发展到建立一个完整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的系统处理。

（4）即使那些可以进行数据的系统处理阶段的企业，在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时，也一定要结合我国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特点进行系统设计，例如在建立各项子系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特点。[34]我们也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特点。

信息分工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手工管理到计算机的自动管理必然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使用计算机的准备阶段，其间，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好准备：①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方面。要加强系统管理的研究，在广大管理工作者中树立系统管理思想，要结合我国的特点建立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的企业管理体系。我们认为，“一制四全”的管理体系（即在民主集中的领导体制下面建立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四个分系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在这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笔者在前二年提出的“一长三总”的构想（即由厂长和总经济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组成的厂长负责制）[35]，目的则是为了使我国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科学化、系统化。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才刚刚开始，应该大大加强。②按照计算机管理的要求努力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加强检验、计量，整顿各种定额和原始记录，完善报表资料等等。首钢在1981年提出的加强“数据管理”就是为从手工管理过渡到计算机管理，作的大量基础性准备工作。这应该是我们迎接信息分工的主要准备工作。至于培养既懂计算机，又懂企业管理的人才，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可以相信，只要认识明确，对策得当，在迎接管理组织第三次分工——信息分工的挑战时，我们就会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就一定能成功地建立起来。

[1]这儿说的“个体生产”、“个体手工业”，不是与“集体生产”、“集体手工业”相对应的概念，而是指与“多人生产”、“多人的手工业”相对应的“一个人生产”、“一个人的手工业”。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历史资料》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5页。

[3]同②，第638页。

[4]（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4～375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4～375页。

[7]（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页。

[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9]同①，第20页。

[10]定县是河北一个很有名的棉织区域，土布生产在民国初年就已非常发达。那里土布的运销，主要是由几十家土布店所包办。在本县无布店时，乡民常集资合股，买许多布匹，打好包捆，用肩挑或用牲口驮到西北各处贩卖；将布卖了，再贩药材皮货羊毛等回定县销售。城内布装棉布市场创于前清乾隆三十一年，以后日渐发达。从此每逢大小集日，远近卖布的农民都到这里聚集。同时布店也派一二伙友到布庄买布，验明货色，讲好价钱，就用黄笔将价钱画在布上。等到交易结束，农民将布送到布店，领取款项。在前清，各业都有行头专司其事，行头还有若干经纪，行头每六十年更换一次，是个可以世袭可以出卖的专业，经纪是由行头委派，受布店之托去向农民收买布匹。民元以后废除行头，经纪也被布店自行雇佣的伙友所代替（定县土布的输出，1934年9月27日，天津大公报）。

[1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6页。

[1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6页。

[13]《高阳土布工业的组织现状和改革的建议》，载于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1934年1月2号。

[14]陈佳贵：《企业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5]（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408页。

[17]这两种形式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并指出了两种形式区别是“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0页。

[19]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3～385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3～385页。

[22]（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第22页。

[23]（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第22页。

[24]（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第22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411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411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411页。

[28]这部分内容的原文发表在《试论企业管理组织的三次历史性分工》，载《经济研究参考》1984年11月27日第181期，是由郑海航同高宏德同学共同讨论后由郑海航撰写的。这里所讲的企业主要指工业企业，论述的内容大部分也适用于其他企业。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页。

[30]见《国语·齐语》。

[31]（美）小詹姆斯·H．唐纳利等：《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414页。

[32]〔美〕小詹姆斯·唐纳利等：《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9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8页。

[34]美国IBM公司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12个子系统，即技术和生产数据管理、用户订货服务子系统、预测子系统、库存资产管理子系统、生产作业计划编制、发工作令子系统、工厂监控子系统、工厂维护子系统、采购及进货子系统、库房管理、成本计划及管理子系统。前苏联于1977年规划为11个子系统，基本上与原来的职能机构相对应。

[35]郑海航：《应实行“一长三总制”》，载《经济问题探索》1981年第1期。参照此构想在四川有的企业还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