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宗教的整合，就必须转向宗教的精神特质而非神学。
也许，在这种赞扬自然科学的精神特质中最具直接影响的信念认为，研究自然能更充分地欣赏上帝的杰作，并因此引导我们去赞赏和颂扬表现在其创造物中的上帝的威力、智慧和善行。虽然中世纪的思想家对于这个概念并非一无所知，但由此推导而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例如，维拉诺瓦的阿那尔都斯（Aranaldus of Villanova）在研究“上帝作坊”的产品时，严格坚持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观念，根据项目表（其中所有偶然性的组合都可按逻辑法则排列出来）去确定现象的属性。 [59] 但在17世纪，当时对经验主义的强调则引导人们主要通过经验去探索自然。 [60] 对于实质上同一的教义的阐释方面的这种差异，只能根据流行在这两种文化中的不同价值来理解。离群索居的静默沉思被摈弃了，而引入了积极主动的实验方法。
皇家学会在宣传和应用推广这种新观点这两个方面，起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与同英格兰大学的死气沉沉的情况相对照，它的成就显得更卓著。众所周知，大学以保守主义的堡垒而著称，它们事实上无视科学，谈不上是新哲学的摇篮。正是皇家学会在影响科学家的联系和社会互动方面产生了如此明显的效果。《哲学学报》和类似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先前流行的、通过个人通信交流新的科学思想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交流方式。与科学的大众化相联系，出现了用本国语撰写科学著作的倾向（波义耳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或至少将难懂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成英文。正是这种逐渐积累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注定要塑造一种舆论环境，使得科学受到公众的高度尊崇，尽管这是在宗教为科学的辩护被人遗忘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但是在17世纪，这种宗教辩护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欣然接受科学成果制造了社会气氛，而且它也为当时的许多科学家提供了最终目的。例如对巴罗、波义耳或威尔金斯、雷或者内赫米亚·格鲁来说，科学在其存在的目的和全部存在的意义亦即赞颂上帝和人之为善中，找到了它的理论基础。用波义耳的话说就是：“关于上帝杰作的知识是同我们赞赏这些杰作的程度成比例的，这些杰作享有并显示出它们的创造者的永不枯竭的完美至善，因而，我们愈是深入地加以凝思，我们所发现的造物主完美至善的足迹和印记就愈多；我们的最高科学就只会使我们更有理由崇拜上帝的无限威力。” [61]
雷由这一概念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因为，如果自然是上帝威力的表现，那么自然界中就没有任何东西过于卑贱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62] 大至宇宙，小至昆虫，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类，都体现着“上帝的理性，这个理性就像黄金的矿脉贯穿于无情自然界这整个的铅矿之中”。
以此为基础，宗教就被用来作为鼓励科学的力量。不过有必要把这个联系及前面提到的类似的联系放到一个适当的角度加以讨论。因为似乎是，我把在这个时期里的宗教看做自变量而把科学看做是应变量，尽管一开始就指出，这绝不是我的意图。(www.xing528.com)
清教伦理同科学的加速度发展的整合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只不过是坚持认为，它们是一种文化的要素，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价值观为中心的。 [63] 也许可以不过分地附和着莱基说，人们对观念的每一个重大变化的认可，与其说是取决于这个学说的内在力量或其辩护者们的个人能力，莫如说是依赖于先前的那些社会变革，有人认为（这确实是后验的），这些变革使得新学说与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谐一致。古代学术的复兴、科学的踌躇的然而却又明确可见的更新、经济趋势的摸索着的然而却又坚定不移的强化以及对经院哲学的反抗，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形势关注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新教的信仰和科学的兴趣都会被人们接受。 [64] 但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承认清教主义和科学二者都是一个由种种互相依赖的变量所组成的极其复杂的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要梳理出某种可理解的秩序，就必须用这一复杂形势中的一部分去代替整体；而这个步骤只有当这种暂时性的表述不被误认为是一种“完整的”解释时，才能证明是可行的。
17世纪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例如奥特雷德、巴罗、威尔金斯、沃德、雷、格鲁等等，同时也是教士，这个事实并没有充分证明宗教价值和作为当时科学家活动的基础的许多价值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在教会中供职也可以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虽然在上述几个例子中有其他证据使我们怀疑这一点，因为教士生活提供了相当充裕的收入和闲暇以供从事科学。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每个被授予学院教职的人都必须是神职人员。因而与通过研究杰出科学家生平所揭示出的一些因素相比，这些“外部的”因素是次要的。波义耳虽说从未加入任何神职，但他却笃信宗教：他不仅捐出一大笔款项供翻译《圣经》之用，而且还设立了波义耳神学讲座，而且他还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古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以便可以阅读原文版《圣经》! [65] 出于类似的理由，那位可敬的植物学家内赫米亚·格鲁学习了希伯来语，这在他的《神圣宇宙论》一书中已有说明。耐普尔和牛顿刻苦研究神学，在牛顿看来，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高度评价，是因为它揭示出了上帝的威力。 [66]
所以，宗教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这种宗教的教义被赋予了一种力量，它出现时得了引人瞩目的强调。在追溯这种影响时，也无需涉足科学家个人的动机这类事情。这里只是坚持，被当作一种社会力量的宗教伦理是如此地把科学奉为神圣，以致使它成为一个受到高度尊重和推崇、并且值得称赞的关注中心。
正是这一社会的主导精神，通过驱除贬损科学的社会态度的梦魇而灌输有利于科学的态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为这种社会影响所左右的各个科学家，恰恰极少注意到这种影响。 [67] 我们注意到，宗教直接提升了科学的地位，宗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科学在这一世纪后半叶显然受到社会的较高的尊重，因此，根据非常确凿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宗教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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