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禁欲苦行强制与科学世俗化过程的关系

虽然这种世俗化过程的萌芽在中世纪后期就隐约可见了， ^[50]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在清教精神特质中才充分形成的。不过，清教徒并非仅仅是中世纪的最后一批人，也并非仅仅是近代的第一批人。他们二者都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开始被认为是独立的获取真理，甚至获取宗教真理的手段。巴克斯特宣称，不引起疑问和未经“理性衡量过的”信仰并不是信仰，而是一种梦幻或幻想或意见。实质上这赋予了科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最终会限制宗教的势力。这种毫不犹豫地把道德统治权给予科学的做法是基于对经验知识和超越感觉知识的统一性的明确假设，故而科学的证实必定起到确证宗教信仰的作用。 ^[51]

这种认为理性与神启具有相互印证性质的信念，为确立有利于实验研究的态度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实验研究被认为会加强基本的神学信条。然而，受到毫不生疑的宗教家们的如此充分赞许的活跃的科学事业，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格调和方式——用莱基的话来说，它是“以后的时期里各种观点的最高仲裁者”。 ^[52] 这个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教士们再也不能求助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科学学说了，因为这些学说看起来已经和各种神学教义大相径庭，因此教士们在这场冲突中为力争成为胜利者，就可能再次用权威取代理性。

因而，清教循着一个方向走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废除宗教对科学工作的限制。这是清教信仰的独特的近代要素。但这并不包含宗教对于行为规定的放松；恰恰相反，同世人妥协是不可容忍的。对世人必须通过直接的行动加以征服和控制，这种禁欲苦行的强制被推行到了生活的每个领域。所以，把清教对科学的亲善简单地描绘成对该时代的学术环境的一种“适应”，那就错了。 ^[53] 这种世俗化的因素是存在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但是，这些因素与敦促人们献身于自然哲学这个幸运宠儿的坚定的强制因素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而这种建立在刻板的神学基础上的宗教伦理，便矛盾地而又不可避免地推动了那些后来看起来推翻了正统神学的科学学科的发展。

这些不同的观念各自都是强烈的思想情操的汇聚中心，它们能结合成为一个更强大有力的系统，这主要是因为在心理上而不是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结合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但它们一点也没有对毁灭这个观念系统本身起实质性作用。我们将会看到，虽然相应的宗教伦理不一定丧失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破坏其神学基础方面的作用，但它会在时机成熟时才这样做。这一关于科学在世俗化过程中的影响的说明，会有助于理解宗教和神学在它们与科学的关系中所起的不同的、近乎相反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一种宗教可以间接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尽管一些具体的科学发现会与此同时地遭到那些怀疑它们可能具有颠覆性质的神学家们的猛烈攻击，这里以及在这整篇论文中，我们把宗教理解为那些构成一个信仰和崇拜体系的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实践，也就是理解为一种宗教伦理。正是由于这种由一些互相交错、互相矛盾的力量构成的模式经常得不到分析，我们便绝对有必要把宗教领袖们的意图和目的与其教义的（常常不能预见到的）后果明确地区分开。 ^[54] 一旦清楚地理解了这种模式之后，人们对路德特别明显地而梅兰希顿不太强烈地诅咒哥白尼宇宙学说就不感到惊奇或前后矛盾了。路德用威严傲慢的口吻这样斥责哥白尼的理论：“那个傻瓜竟想把天文学整个颠倒过来。但是按照《圣经》的宣示，约书亚说静止不动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55] 同样，加尔文对于人们接受当时的许多科学发现皱眉蹙额表示不满，而根源于他的宗教伦理却鼓励了自然科学事业。 ^[56]

这些改革者们未能预见到其教义的某些最根本的社会效果，这并非只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毋宁说，它是那种首先考虑行为的动机而不顾及其可能后果的非逻辑思维的结果。动机的正当性是根本的问题；其他问题，包括关于实现目的的可能性都不在考虑之列。由占主导地位的那组价值所规定的行为是必须要实施的。但是，随着社会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化，行动的结果就会分散。它们并不限定在那些价值最初所集中的特定领域内，而且出现在相互联系的领域，这些领域开始时被忽视了。然而正因为这些领域事实上相互联系的，就使得相邻领域中的结果反作用于基本的价值体系。正是这种通常未预料到的反作用构成了世俗化的过程、价值体系的转变或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是社会行动的本质性矛盾——价值的“实现”会致使这些价值遭到抛弃。因此，我们可以意译歌德的诗句：“那总是意在于善的力量，却总是带来恶。”（Dir Kraft，die stets das Gute will，und stets das Böse schafft） ^[57]

只要神学家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控制着具有颠覆性的宗教伦理，科学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很大妨碍，其影响主要在日内瓦的加尔文的权威，直到18世纪上半叶都起着这种控制作用。由于这个缘故，对早期和晚期的加尔文主义加以区别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教条的含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逐步表现出来的。但是当这种敌意的影响有所松动时，随着一种导源于它但却迥然有别的伦理的注入，科学才获得了新的生命，而这，的确就是从大约18世纪中期以后日内瓦出现的情况。 ^[58] 这种发展过程在日内瓦特别受到妨碍，原因在于，那里的权威是加尔文本人而不是他的宗教体系隐含的意义，因而不能被很快驱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