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教伦理自己展现了它的全部意义，各门科学便成为社会兴趣的汇聚中心，即使在革命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以后，也不应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清教对社会态度的影响丧失殆尽。科学的新风貌同以前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 [43] 这产生了一些效应。有一些此前可能会转向神学或修辞学或语言学的人，现在通过微妙的、很大程度上不可觉察的新兴的社会取向而被引导到了科学的征途上。比如托马斯·威利斯，他的《脑解剖学》（Cerebri Anatome）也许是迄此时为止对神经系统的最完整和最精确的解说，他的名字因“威利斯学派”而不朽，然而他“最初有志于神学，但鉴于当时的条件不利于神学，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医学”。 [44]
这种兴趣的转移也表现在艾萨克·巴罗在担任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时发出的哀叹：“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只古雅典的猫头鹰，被排除在了其他鸟群之外；而自然哲学的课堂却总是满满的。” [45] 显然，对于巴罗来说，这种孤单实在是太难堪了，因而，众所周知，他在1663年辞去这一教席，而接受了新设立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成了这个席位的牛顿的前任。
科学业余爱好者的涌现，是这个世纪后期的十分显著的特征，也反映了这种新态度的效果。贵族们和富有的平民百姓都转向了科学，他们不是把科学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作为所热衷的兴趣的对象。尤其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并不去考虑直接的经济方面的功利利益。当游手好闲的安逸从新的价值尺度上消失的时候，科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把他们的能量投入到一项高尚的事业，去履行一种新的职责。 [46] (www.xing528.com)
在科学史上，这类业余爱好者中最著名的自然是罗伯特·波义耳，不过关于业余爱好者的重要作用的最好标志，可从他们在皇家学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找到。 [47] 在那些于1660年这个“异常和平的年头”里把自己组成一个团体的人们当中，这类业余爱好者的数目相当可观，其中有布龙克尔勋爵、波义耳、布鲁斯（Bruce）勋爵、罗伯特·莫里爵士、威尔金斯医生、配第医生以及亚伯拉罕·希尔。一些艺术品鉴赏家所付出的勤奋努力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如威洛比勋爵、约翰·伊夫琳（John Evelyn）、塞缪尔·哈特利伯（Samuel Hartlib）、弗朗西斯·波特（Francis Potter）以及威廉·莫里纽克斯（William Molineux）。
社会对科学的这种重视具有特别有效的影响，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的基本状况所致。研究的方法和对象往往与日常经验相差无几，因而它们不但可为具有特别训练的人们所理解，也可以被许多未受过多少专门教育的人们所理解。 [48] 可以肯定，对科学的浅薄涉猎式的兴趣几乎不能直接丰富科学的成果，但它有助于把科学更坚定地确立为一种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事业。清教主义的确能够发挥这种功能。今天的科学几乎完全同宗教的认可无关了，这个事实本身是有意思的，因为它是世俗化过程的一个例子。当科学成长起来并脱离了对宗教的依靠之后，它反过来便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而其他价值却变为从属性的了。今天在西方世界中，更常见的是各种不同观点去尽可能争得科学而不是宗教的认可；当前的广告日益诉诸于科学的权威，“科学的”一词总是具有赞扬的含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科学的社会地位等级。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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