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实现人类舒适生活

新教主义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请记住，清教精神特质中的第二个主导信念是把社会福利，即为多数人的善行，规定为一个必须牢记在心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当时的科学家选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明显优点外，还带着一连串的宗教的思想情操。应当扶植和培育科学，以便使它促进技术发明，从而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我们从资深的皇家学会史专家们那里获知，皇家学会“无意止步于某种特殊的利益，而是要更进一步，探询所有杰出发明的根源。” ^[17] 而且，那些不直接带来收益的实验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正如高贵的培根所断言的那样，有真知灼见的实验终将引出一系列有益于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发明。 ^[18] 他接着说，科学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力量，不仅具有纯属世俗的价值，按照耶稣基督的救世福音教义看来，它还是一种善的力量。

波义耳在他的临终遗嘱中也反映出这种态度，他这样祝愿皇家学会的会员：“祝愿他们在其值得称赞地致力于发现上帝杰作的真实本性的尝试中，取得令人愉快的成功；并祝愿他们以及其他所有自然真理的研究者们，热诚地用他们的成就来赞颂伟大的自然创造者，并且使人类过上舒适的生活。” ^[19] “对波义耳和培根来说都一样，实验科学本身就是一项宗教事业。” ^[20]

在该世纪早些时候，这种基调就已回荡在弗朗西斯·培根这位“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宣传家”的洪亮的雄辩声中。培根本人并没有做出什么科学发现；他也不能正确评价吉伯、开普勒和伽利略这些同代人的重要性；他天真地相信可能存在着一种科学方法，它可以“把理智和理解置于差不多同一水平上”；他还是一位激进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数学对于科学毫无作用可言；然而，培根是一位对科学做出肯定性社会评价、对“不育的经院哲学”加以拒斥的主要宣传家，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高度的成功。作为一位“有学问、能言善辩、笃信宗教、充满清教热忱的妇人”之子，培根承认受到了其母亲的态度的影响， ^[21] 他在《学术的进展》中讲到科学活动的真正目的就是“赞颂造物主和改善人类状况”。 ^[22] 许多官方和私人文件相当清楚地表明，培根的学说构成了皇家学会建立的基本原则，因此，皇家学会的章程中表达出同样的思想情操，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23] 托马斯·西德纳姆这位狂热的清教徒， ^[24] 同样对培根深表钦佩。而且像培根一样，他也倾向于把经验主义夸大到完全排斥理论阐释的极点。“在他看来，纯学术上的好奇……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这也许在一定程度是由于他的个性中的清教气质。他对知识的评价要么根据知识的伦理价值即表现造物主的壮丽，要么根据知识的实用价值即促进人类福利。” ^[25] 经验主义显然支配着西德纳姆的医学研究，他把“对细节的反复、不断的观察”放在所有临床观察价值的首位。这一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临床医生梅耶恩（Mayerne）和西德纳姆，都出身于清教世家，这是耐人寻味的。

总之，清教主义原则与公开化的科学研究的属性、目标和结果之间的这种直接关联随处可见。这至少是当时科学的拥护者们的论点。斯普拉特问道，如果清教主义要求一个人在他的事业中坚持系统的有条理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奋斗，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实验艺术这种“靠某个人的持续劳作或那个最伟大的学会的前赴后继的力量都难能完成”的事业，更活跃、更勤奋、更有系统性呢？ ^[26] 实验科学所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持之以恒的勤勉，因为即使那些最不易察觉的、深深隐藏着的自然财富，也可以通过刻苦和耐心得以发现。 ^[27]

清教徒戒绝游手好闲不就是因为它会引起邪恶之念（或干扰个人的事业）吗？“在一个如此有益和有效地运用［在例如自然哲学］的头脑中，还能给那些低贱渺小的事物留有什么空间吗？” ^[28] 戏剧和剧本不是有害的、引起肉欲（因而对更严肃的事业起着破坏作用）的吗？ ^[29] 因而，这就是“实验兴起的最恰当的理由：通过实验，能教给我们来源于知识深处的智慧、摆脱邪恶并且驱散［剧院所带来的涣散精神的］阴霾。” ^[30] 最后，现实之中的一种热诚执着的积极生活不是比修道院的禁欲生活更可取吗？那么，承认自然哲学研究“之所以适合我们，并不在于它揭开隐匿的秘密，而是它使我们能为世人服务”这个事实吧。 ^[31] 简言之，科学体现了一些行为模式，它们投合清教徒的口味。首要的是，它拥有两种受到高度赏识的价值：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 ^[32] (www.xing528.com)

皇家学会史专家认为，这展现了清教信条同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所具有的那些明显可取的本质之间明确的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一种诡辩术。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表达了一种企图，旨在于把科学家作为虔诚的一般信徒纳入主流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框架。由于神职人员的法定地位和个人权威在当时比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他们就有可能为宗教和社会对科学的认可摇旗呐喊。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仍要受到神职人员的批准，这种情况与文学和政治没有什么差异。 ^[33]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解释。我们现在关于“理性化”和“衍生物”的讨论倾向于掩盖某些基本问题。事实是，用来表明一个人的行为的“理由”通常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对这种行为做出解释。还有一种可以接受的假说认为意识形态极少引起行动，反之，意识形态和行动这二者都是共同的思想情操和价值的产物，它们反过来对这些思想情操和价值又有反作用。但有两个理由使我们对这些观念不能忽视。它们为探索导致行为的动机的基本价值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些路标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观念在把行为指引向特定路线上的作用。正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体系，对于在各种与基础性的思想情操同样兼容、可供取舍的行动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无这种路标导引，非逻辑性行动就会在价值系统范围内变成随机的了。 ^[34]

17世纪，科学家一再求助于宗教的保护，这一事实首先说明，宗教当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求助于它来支持一种当时人们出于本能还较难接受的活动。这也引导观察者去注意特别有影响力的宗教取向，它能给科学事业注入所有形式的价值，从而能把信仰者们的兴趣引导到科学之路上。

斯普拉特、威尔金斯、波义耳或雷，努力为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加以辩护，这种做法所反映的并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献媚态度，而是一种诚挚的努力，即试图证明科学之路是通向上帝的。宗教改革已把拯救个人的重担从教会那里推卸到了个人身上，而正是这种“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的千斤重担压身之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宗教辩护的渴望 ^[35] 和对个人职业的执著追求。如果科学没有被证明是一种“合法的”、可取的职业，它绝不能得到那些认为自己“一直是主看中”的人物的关注。那些辩解所诉诸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