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制度之后，除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外，它还具有了一切已确立起来的和复杂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这些吸引力本质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使用社会许可的与其同行交往的模式而得到普遍奖励的机会；创造出受这个群体尊重的重要社会产品。这类群体许可的行为有助于持续而不受到挑战，几乎没有人对它的存在的理由提出质疑。制度化的价值观被当作为不证自明的和无需证明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激烈的变迁时期被改变了。新的行为模式如果想要站住脚并成为社会思想情操的中心，就必须被证明是合理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存在是以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为先决条件的。对于新科学来说，也是如此。若得不到那些已经控制着人们意志的力量的支持，科学就只能得到仅有的一点点关注和忠诚。然而，当科学与一个激励着人们广泛投身于具有指定功能的活动之中的强大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了。
这一过程并不缺乏明显的表现。新教伦理已渗透到了科学领域中，并在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表达自己的动机、预见可能的异议，以及在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在清教教义寻找相似的动机、认可和权威等等。在那些年代里，对像宗教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它划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给它画地为牢。因此，在波义耳的那受到高度评价的为科学的辩解中，我们了解到：
用不着冒什么风险就可以认为，上帝至少在创造月下世界和那些更耀眼的星星时，他的两大目的就是彰显他的伟绩和人性之善。 [8]
这对于你［皮罗菲鲁斯（Pyrophilus）］来说也许并不困难：去识别那些竭力阻挠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自然界的人，他们恰恰是（虽然我不认为是有预谋地）踏上了想从上述两个目的击败上帝的道路。 [9]
这个主题不断出现在那些通常包含有重大的科学贡献的著述中：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彰显了上帝的伟绩，增进了人性之善。将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相提并论乃是其特征和意义。这一文化完全建立在一个由那些确定了应用性和真实性的功利性规范组成的基础之上。清教主义本身赋予了科学三重效用。首先，在对科学家皈依状态做出实际证明方面，其次，在扩大对自然界的控制方面，第三，在赞颂上帝方面，自然哲学都起着工具性的作用。科学被用来为个人、社会和上帝服务。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充分的依据。它们不仅构成了一种争取合法性的要求，而且提供出种种不可能轻易受到忽视的激励。我们只需仔细阅读一下17世纪科学家们的个人书信，便可理解这一点。 [10] (www.xing528.com)
约翰·威尔金斯宣称，关于大自然的实验研究是促使人们崇拜上帝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11] 弗朗西斯·威洛比也许是当时最杰出的动物学家，他因过分谦虚而认为他的著作不值得出版，只是当雷坚持说发表这些著作是赞颂上帝的一种方法，才说服了威洛比同意出版他的著作。 [12] 而雷本人为那些通过研究上帝的杰作去赞颂上帝的人们歌功颂德的著作，则受到高度欢迎，以致在大约20年里就出了五个版本。 [13]
今天，许多获得了解放的心灵习惯于把宗教与科学截然割裂开，并且坚信，宗教对于现代西方世界并没有太大的社会重要性，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状况当作是普遍的。在他们看来，那些曾反复被人们所使用的虔诚言辞等同于马基雅维利的策略或为个人打算的伪装，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习惯用语，但绝不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给人以动机的信念。这类极端虔诚的表现结果却引起了无中生有（qui nimium probat nihil probat）的指责。但是这样一种阐释也许只是以一种无根据的推论为基础的，即把20世纪的信念和态度推演到了17世纪的社会。尽管“揭穿”永远有助于使反偶像崇拜者的自我得到满足，有时也起着吹捧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形象的作用，但它可能用谬误取代真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波义耳为了表示他的虔诚，除了用较少的物质方式外，还花了数目很可观的金钱请人把《圣经》译成数种外国文字，我们难以相信，他只是在对新教信仰尽口头敷衍之事。正如G. N. 克拉克教授对此恰当指出的：
在确定多大程度上，宗教渗透到我们所说的17世纪所有以宗教语言表述的事物方面……始终存在着困难。对所有神学术语持怀疑态度，把它们仅仅当作是共同的形式，此困难也不会得到解决。相反，我们更有必要时常提醒自己，当时这些词语总是带着它们相关的意义而被使用，而且它们的使用一般都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认为上帝和魔鬼与日常生活的每个行为和事实息息相关，这种感觉是该世纪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14]
这样，一般的宗教观念就以各种方式被转换成了具体的政策措施。这并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清教主义把禁欲的活力输送到那些当时自身尚不能自主的活动之中。它因此重新定义了神学的和世俗的事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科学推到了社会价值的前列。这碰巧是直接以文学作为代价，而且最终以宗教事业作为代价的。如果加尔文派的上帝，从他不能直接为有教养、有才智的人直接掌握这个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那么通过对上帝的自然杰作的敏锐细致的研究却可以去赞颂上帝。 [15] 这不单纯是与科学的一种妥协。清教与天主教不同，它逐渐表现出对科学的宽容，它不仅容忍而且需要科学事业的存在。“赞颂上帝”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 [16] 天主教和新教对它的定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以致产生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因而“赞颂上帝”到了清教徒手里就成了“多出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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