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我们所谓的新教伦理既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的直接表现，也是新动力的一个独立源泉。它不仅引导人们走上了从事特定活动的道路，而且对人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这种活动施加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它的苦行禁欲的教规为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基础，使这种研究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寻求真理本身就是报酬，那么他此时便有了进一步的根据对这一事业去作无私热忱的追求。而那些一度曾对献身于“无边无际的自然界中微小而且无足轻重的细节”者之业绩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人，现在也了解到了这种研究的明显理由。
清教伦理的基本要素是与思想情操和信仰的大气候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原则和信条已经通过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选择而得到了突出强调，不过这类倾向性是一切学术研究共有的。试图解释一定现象的理论需要事实，但是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同样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由问题的范围所决定的“选择”是必要的。在文化变量中，那些一直影响科学发展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情操。至少，这是我们的操作假说。在这个特定时期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大部分主导性的价值复合体。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必须对当时的宗教信念的范围和意义加以考察，因为这些也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科学的兴起有所联系。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信念都是与此有关的。所以，为了抽象出那些具有这种可认识的关系的要素，一定程度的选择是必需的。
清教主义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即带有先验内容的非逻辑性概念，却可能会对实践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说对神秘的上帝的各种想象本身没有帮助科学研究的话，那么，以关于这位上帝的一种特殊观念为基础的人类行动，则的确参与了科学研究。恰恰就是清教主义在超验的活动与人类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从而为新科学提供了一种动力。毫无疑问，清教教义虽然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一个深奥的神学基础上的，但这些教义又变成了俗人所熟悉且有说服力的语言。(www.xing528.com)
毋庸置疑，清教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起到了调节作用。清教徒们必须在他们的生活观当中为这些活动找到某种有意义的位置。但是用这种俗套话草草了结清教和科学的关系是肤浅之极的。显然，清教的价值体系的心理含义独立地导致了对科学的某种拥护，如果我们没有能注意到这两大运动的汇合，那么我们就会粗暴地简化事实使之适合某种预设的论点。此外，当时处在变化中的阶级结构，加强了清教那些有利于科学的思想情操，因为清教徒中有一大部分人来自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 [5] 他们至少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日趋壮大的势力。首先，他们对科学和技术持肯定态度，而科学和技术反映并有可能增强他们的势力。第二是他们的日益增加的对进步的炽热信念，这种信念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在社会和经济中正在形成的重要地位的信心。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他们对既存的阶级结构的仇视，这种阶级结构限制和阻碍了他们参与政治统治，这种对立在革命时期达到了顶点。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清教伦理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操具有吸引力，便轻易假定资产阶级分子统统都是清教徒。此话反过来说也许更有意义，正如韦伯所表明的那样。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合理的、不倦的勤奋，从而有助于经济上的成功。相同的结论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清教与科学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这种宗教运动使自己部分地“适应”于科学的日益高涨的声望，但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情操，它们鼓舞着其追随者们去对科学事业产生浓厚而始终如一的兴趣。
清教教义是极其明确的。如果它们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提供了动力，这一定会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们比其他常人一定更多地意识到了那些赋予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意义的思想情操。不过，旁观者则往往有可能，尽管不太容易，发现这些心照不宣的评价，并把它们揭示出来。这种方法应该能使我们得以确定所假定的清教伦理产生的结果是否真的有效。此外，这将揭示出那些深受清教伦理影响的人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种影响。相应地，我们将对那位“在使科学变成有教养者的知识装备的一部分这方面，无疑比当时任何其他人做得都多的”自然哲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的工作作一番考察。 [6] 他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仅仅是这位多面手实验家的几个主要成就领域。另外一个事实是，他也是那些明确地致力于按照文化价值尺度确定科学地位的人物之一，故他对于我们研究的特定问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但不只波义耳一人，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的还有被哈勒热情洋溢地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的约翰·雷；在动物学中其地位或许可与雷在植物学中的地位相媲美的弗朗西斯·威洛比；作为“无形学院”即后来发展成皇家学会的精神支柱之一的约翰·威尔金斯；奥特雷德、巴罗、格鲁、沃利斯、牛顿；不过列出一份完整的名单就会成了当时的科学家登记册了。皇家学会为我们的目的提供了进一步的材料，它于17世纪中期成立后即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有幸掌握了一份当时的介绍，它是在该学会的会员们的不断督导下写成的，以便能够展现代表这个群体的动机和目的。这就是托马斯·斯普拉特的《伦敦皇家学会史》，该书经威尔金斯和皇家学会的其他代表审阅之后，于1667年付梓出版。 [7] 故从这些著作中以及从当时其他科学家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窥见新科学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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