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科学社会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1952年

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时而会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但是，人们几乎没有付出什么努力，把构成这个主题亦即科学社会学的事实和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大量著作，特别是近年来的著作，例如贝尔纳、克劳瑟和法林顿的著作，以及利莱、普莱奇和霍格本的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这个主题的一个或另一个部分。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著作都没有借助于一种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被证明是有效的概念框架来考察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只有利莱的《科学史的社会方面》 ^[106] 是个重要例外。这部著作 ^[107] 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使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所积累的其他零散的和不一致的资料有了一定程度的系统化。

当一部著作的结构清晰而严密时，再在前言中概述它的写作方案就显得冗余了。巴伯先生的著作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也没有必要列举出本书的主题，因为作者自己已经清楚而简练地这样做了。不过，设法指出这部著作在其社会背景中的地位和它所反映的东西，以便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为这样一本书等了那么久，这样可能是有一定价值的。在这部著作中，巴伯先生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应用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以更好地理解科学，这种分析在应用于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时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为什么科学社会学仍然是一个基本上还未实现的希望，而不是一门高度发达的、由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来共同培植的专门知识领域呢?它目前的资源和前景如何呢?

可以看到，这个领域长期处于被明显忽视的状况，这并非是什么新鲜事。例如，爱德华·希尔斯新近在对“美国社会学的现状”的诊断中，就把对“科学和科学制度”的研究算作是社会学研究尚未开发的领域。这样一种判断的根据是多种多样但又是一致的。姑且考虑一下教学领域，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有数千个班级开设社会学的这个或那个分支学科的课程，但只有极少数开设了科学社会学。教科书通常反映了在一门学科中的关注焦点，由于明显的滞后，它们也同样证实了这种被忽视的情况。在现行的社会学入门教材中，特别规定了要使学生们认识的这一领域所关心的专业范围，这些教材都详细地论述了家庭制度、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许多教材还论述了宗教制度，但很少把科学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制度。这些教材只是偶尔谈到科学在使社会变得富裕起来中的“重要作用”，但对这种作用几乎没作什么系统的分析。

再考虑一下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证据。当然，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已经确实被引入到了整个社会学之中。但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成千上万的年度报告相比，或者与数千的关于历史和英国文学的论文相比，整个社会学领域的报告只有几百份。其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涉及人口和犯罪、论述宗教社会学的也有相当的数量，但从社会学研究的年鉴目录来看，科学社会学仍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兴趣，尚未得到应有的专门关注。

忽视这一研究的另一明显迹象表现在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专门的研究机构一般是为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特点即使不是专有的，也是特别突出的，因为这些机构是由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来决策的。每一种“社会问题”似乎都导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于是，当公众警告说家庭的不稳定性和离婚率上升的时候，大学里就建立起专门研究家庭问题的机构；当世界事务的焦点集中在俄国、近东或远东的时候，大学就建立专门从事这些地区的社会研究的机构。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的这些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是以相当的规模专门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不必继续列举这种忽视的清单了。这些不同的证据全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科学社会学只唤起了为数甚少的专家对其予以专门的关注，而其中的多数又集中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的数千名社会学家当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声称科学社会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领域。的确，科学社会学已经近乎于形成，但这与其说是靠社会学家，莫如说是靠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我们从巴伯先生批判地挑选出来的文献目录中可以看到，正是这些科学家为这个领域做出了最多的、现已广为人知的贡献的。在他所引述的许多书籍和论文当中，粗略地说，有一半是由从事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科学家或者由那些已经转向管理的科学家撰写的；四分之一强是由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撰写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会学家写的。姑且认为，这些数字只是近似的，并且这些数字也许反映了作者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偏爱于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著作。但是，从泛泛而不甚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社会学的文献也有许多同样的特征：没有太多的人完全从事这个领域的耕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多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所有这一切都对现有的科学社会学资料的特征产生了影响。由于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许多人主要从事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因此，他们的这种兴趣，通常不可能表现为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他们只能利用手头的历史资料，撰写思辨性的著作与文章。所以，在这些论著中，历史上的趣闻轶事常常取代了系统化的数据资料和观点，取代了根据文献资料的推论。从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特例进行概括是容易的。如牛顿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么他就是为了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而过独身生活；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跟随他去的几乎有两百名天文学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几何学家和矿物学家，由此似乎就可说战争通常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些著作还常常利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经验研究，但基于这些不可靠的研究，还不足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这一领域中的许多资料是由一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提供的，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它是一种业余爱好而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这种情况留下了另一种印记，巴伯先生试图抹去这一点。与已牢固确立的学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学社会学中，事实典型地是与系统化的理论相脱节的。经验观察和假说并不能相互提供支持。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断进行的经验研究不直接涉及有助于积累知识的理论体系，因而其研究所得出的是一些浅薄、零散的发现，而不是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发现。

所有这些的后果是，科学社会学长期以来处于无序状态：一方面，它过于思辨，只有很少的被确认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经验主义的过度侵袭，因为这些事实一般不会构成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极缺乏的是这样一些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些模式中，人们追寻事实以揭示思想，或者追寻思想以揭示事实。

数年过去了，数十年过去了，而我们关于科学与社会相互联系的知识积累得相对很少，这绝不是这个主题本身的原因造成的。相反，这是持续忽视的自然结果。由于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不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那些进行这种经验研究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论，因而，这个学科领域的成长受到阻碍就不足为奇了。仅仅是专注于一个专门知识分支的学生数量不足以保证它的快速增长，因为有些问题依然是难以迅速解决的；但是其逆命题却有自明之理：如果忽视某个知识领域，它就不会繁荣。

科学社会学的缓慢、不确定和零星的发展，意味着其占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于重复已经变得陈腐了。作为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不妨考察一下从多次和独立出现的同一科学发现或同一发明中所获得的那些论断的历史。也许毋庸赘言，从这个关键性的事实中推论出的关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意义，属于科学社会学重要的观念之列。这些观念与下列社会学家们是直接相关的：威廉·F. 奥格本和多罗西·S. 托马斯，他们列举出了差不多150个独立的双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并指出，当这种文化传统的某些类型的知识积累了，并且社会需要直接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特殊问题，这时，这些创新事实上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思想史从两方面说明了科学社会学发展的步伐缓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这个思想就已被奥格本和托马斯强调过了，但它很少得到详尽的阐述或展开；第二，实际上关于多重独立发现的社会学意义这同一思想已得到多次阐述，特别是在20世纪之前。早在1828年，麦考莱在他的论述德莱顿（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件事属于一个更大一类的实例，即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作出了同样的发现和发明。麦考莱把这种巧合归因于公共知识的积累储备和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同。正如他所指出的：“的确，数学科学当时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假如［莱布尼茨和牛顿］这两人都不存在，那么在几年之内也会不可避免地有某个人发现这一原理。”这种话由于不断重复，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麦考莱一个人，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卡莱尔的文化英雄学说，但这种非英雄论的观点被维多利亚时代在皇家委员会面前作证的制造商们看成是有用的口头禅，他们会说，发明毕竟只是构成了已有技术的较小的必然增长，这在实际上同时和独立地作出同样的发明的那类例子中，常常总能看见。不久之后，一位厌恶自己的曼彻斯特的制造商身份的著名作者，在描写其同伴的思想时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同时，基于同一类证据的相同的观点，也开始在美国得到传播。1885年，威廉·H. 巴布科克和P. B. 皮尔斯在华盛顿人类学会（Anthropology Society of Washington）上向他们的同事们报告说：“发明的同时性”证明，“某一学科的进步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即迈出某一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这表明，与周围的环境相比，个人在发明中的重要性是比较小的”。此后不久，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阿贝尔·雷伊也分别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发现和发明的同时性是文化积累之关键性作用的充分证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麦考莱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商、恩格斯或美国的人类学家们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也不是说对同一观点的这种多重，以及有些情况下是独立的再发现，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为其自身的历史证明的假说。这也不是要贬低奥格本和托马斯的真正贡献，他们的确为在社会学思想中确立这个假说做了大量工作。这里的关键实际在于，同样的一个假说一再被重复发现，明显地是由于社会学家们对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忽视，正因为如此，与社会学的其他专门分支相比，这一专门领域近年来很少取得新进展。例如，很少有人探究这一假说的内在含义，从而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来判定，假说所指出的在出现相同发现或发明的不同文化中同样的那些成分，究竟相对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结果，这个假说像科学社会学中其他的假说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质上依然没有得到扩展。

说明科学社会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荒漠的状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状况是特别反常的，因为人们似乎广泛地同意，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可能存在着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会与制度的环境因素，它们结合起来使学者和科学家忽视了这一主题，人们本来预期，这个主题在一个科学显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会得到集中关注。

至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这个主题的相对忽视，也许不需要做多少解释。毕竟，科学的专门化要求研究集中专一，科学社会学不属于他们的专业范围。他们由于在自己的学科中勤奋研究，因而很少像社会学家那样能过问别的领域。而且，自然科学领域中流行的做法和设想可能会阻碍他们发展对于科学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兴趣，即使是偶然的兴趣。例如，在这些科学家当中也许盛行着科学史是由一系列伟人创造的这种设想——鉴于科学史上的转折点确实是与伟大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种设想似乎不无道理。但拘泥于这样一种假设，科学家们就很容易忽视那些不太明显的社会过程，而这些过程却起着它们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这些伟人表示敬意的时候，社会可能无意中强化了这些假设。以名字命名，即以一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发现的命名法，如波义耳定律或普朗克常数；诺贝尔奖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奖项；国家呼吁卓越的科学人才集中全力为本国做出贡献；对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可或缺的不太出名的科学家的工作实际上默默无闻——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情况会使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更强调伟大科学人物的重要性，更忽视社会和文化的环境，而这种环境曾经明显地促进或者遏止过他们的成功。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内在含义而受到损害，这种事实即如巴伯先生指出的：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话动，它以社会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而且这种支持的分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学工作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方向可能会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考虑这类影响，或许是由于这种广为流传的错误的观念，即探索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就是要指责科学家的动机。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这一观念把科学家的动机与影响科学进程的社会环境混淆了。也可以假定科学家们常常意识到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影响，但这绝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考虑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怎样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及这种影响有多深，这不是要指责科学家的动机。就像巴伯先生通过强调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而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不是要使科学制度仅仅成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的附属物。(www.xing528.com)

无论这些是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忽视科学社会学的理由，它们不太可能是社会学家很少关注这个领域的理由。几代人以来，在他们中间，编造神话的历史观即使有人坚持，也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他们更有可能低估伟大人物在社会变迁中与众不同的作用。社会学家也并非普遍假定，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形式就是对以这些形式行动的人的动机加以谴责——他们更可能采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理解就是求辩解，个人责任观是与社会决定论相异的。所以，看起来社会学家对这个领域缺乏一致的研究兴趣必定另有理由。

尽管没有多少证据来作为一种解释的基础，但事实本身却是如此明显和奇特，这就引起了猜测。或许，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形成了这样一个课题，那些学院式的社会学家们觉得它的名声不好，他们认为这个课题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这种态度并不一定是来自于这种担心，即害怕因与政治上受谴责的思想有牵连而遭罪，虽然这一点也可能起一部分作用。 ^[108] 就像对最革命的观点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长期以来极端化了：这些态度典型地要求人们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全盘否定。那些情不自禁地拒绝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社会学家们还常常拒绝与这些观念相关的课题：美国的社会学家不大研究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问题，正如他们不大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样。而另一个极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学说之信徒的人们，似乎仅仅像信徒那样行动，甘愿重复大师们说过的东西，或者用新选的例子来说明老的结论，而不是把这些结论当作只是假说，他们应当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来加以检验、发展甚至修正。在这两个极端，科学社会学要么遭到忽视，要么遇到先入之见。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领域也是现有高等教育计划的受害者。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般都使他们的严格训练局限在他们领域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方面，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几乎都是稍微了解一点。与此相类似，社会学家在许多精密的科学分支甚至在科学史方面一般很少受到训练，因而不愿意从事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准备的那些专业。这样一来，科学社会学在这两个学术部门同时落空了。

还要强调一点，说这个领域受到相对的忽视并不是说它就完全贫乏，或者注定要缓慢地发展。巴伯先生的著作会使任何这样轻率的主张不成立。实际上，有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忽视的状况正在结束，其发展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各种各样的社会趋势虽然不是全新的，但现在已是更引人注目和令人关注的了，这迫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与其周围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上。例如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科学政治化，使许多人有兴趣去确定，科学繁荣所处的特定类型的社会环境，这是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而巴伯先生比以往更系统地考察了这一问题。同样，在自由社会中，最近的变化使科学家们陷入他们的某些社会角色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早在其学习阶段，科学家就共同接受了某些价值观，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后来的生涯又要求他们忘记和放弃这些价值观。例如，要求把新获得的知识变为公共科学财富的一部分的价值观，现在正与对他们作为公民之角色的要求相冲突，作为公民，他们应该保守这种知识的某些秘密。以前没有意识到其态度和价值观的社会环境的人，在明显的来源于社会的张力和压力使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失去信心之时，对这些环境就会变得很敏感。即使最朴实、最专一、把自己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局限在实验室范围之内的科学家们，现在也必须知道去适应巴特菲尔德所说的话，即他们“不是在无限自由的世界中行动的、自主的、活似神仙的生物”。

更为特别的是，这些历史发展在科学家们中间引起了一场关于“科学的社会控制”的争论和论战——巴伯先生在其著作的第十章中对这场炽烈的冲突给予了颇有见识的分析。然而，尽管可能提出了争论点但却没有结论，这些对立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附带结果，即使人们对于科学的社会关系有了比以往更高程度的令人兴奋和持久的兴趣。

不只是科学家，而且广大公众也都由于近期的事件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科学的社会意义方面。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和其他核爆炸试验所产生的附带结果，就是唤起了处于休眠状态的公众对科学的关心。许多过去把科学看作就是理所当然的人，除了偶尔对科学的奇迹表示惊叹以外，已经对这些毁灭人类的证明有所警觉并感到沮丧了。科学已经像战争、家庭不断的衰落或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一样，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当某种事情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问题时，它就会成为一个专门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学中，新的学科分支往往都是为了解决一组组新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几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引起了人们对同化与文化适应过程的极大的社会学兴趣，正如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变化强化了种族关系的专门研究一样。同样如此，一些更加显著的城市生活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强烈关注，在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点一般是城市贫民区，主要观察的是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异常行为。随着电影的广泛普及和无线电广播行业的出现，集中研究大众传播与公众舆论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另一个社会学的专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复兴起来了。更近的几年里，在这个国家中有效的工会组织以及伴随工人与雇主的冲突而出现的组织，随后导致了工业社会学这一专门领域的出现。

有迹象表明，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特的专门研究领域，目前正处在与近20年以前的工业社会学很相近的状况。已有的对这一学科不定形的和零星的兴趣正变得定形并且持续不断。然而，这两个领域的社会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可能有助于产生不同的结果：工业社会学本身主要关心有关工业的经济利益的问题——关心工人的士气问题，关心非正式群体的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心劳资双方的关系问题。就像技术研究一样，社会学研究也是如此，当它产出许多丰硕的成果时，工业界就开始支持这些研究，因为这样做有好处。营利组织要根据预期的利润来作决定，按照这种狭隘的经济观念，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科学家不会有多大指望。因而，支持必须来自一些不是为在经济上获益而建立的机构。

在最近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包括试图使科学服从于政治的控制，人作为科学家的角色与作为公民的角色之间的深刻冲突，以及使得科学被广泛地看作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来源的那些事件，由于这些情况，对科学社会学的兴趣开始出现了复兴。例如，在与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合作中，菲利普·弗兰克最近联络了一大群学者以促进这个领域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另一个小组也已成立，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赞助之下，开始了对科学的人文主义方面包括社会方面的研究。国际科学史联合会（L’Union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Sciences）已扩大了它的范围，已包括一个有关科学的社会关系史的委员会，由利莱提交的该委员会的第一份重要报告，对它的社会学取向予以了充分论证。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开始关心社会学问题，可以期待，随着适当的研究材料的积累，科学社会学会更加迅速地发展。

另外一方面的学术发展为及时给这些研究提供材料提供了保证。十多年来，社会学家们已显示出对社会中的专门职业——医疗和法律、服务业和工程技术以及其他职业的结构、角色和功能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们的社会意义。这会进而包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研究。如果这能实现的话，它将更有利于对历史材料和第一手实地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学中相当大量的研究几乎完全是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其中包括科学家留下来的文件、自传、日记和科学学会的报告。这些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但不够充分。像其他人一样，科学家同样倾向于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们不能认识大量有可能发生在实验室中（就像有可能发生在工厂那样）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而且，参与这些社会互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互动没有意识。当然，已经有了大量关于“科学方法”的文献，据推断，也有关于科学家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文献。但是，这类文献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理想模式，即科学家应当据以去思考、探索和行动的方式。它不一定按照所要求的详细程度描述科学家们实际思考、探索和行动的方式。对于这些实际的方式缺乏系统的研究——安妮·罗所进行的对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心理测试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如果社会科学家开始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和野外工作站中进行观察，那么至少可能在短短几年中就会比以往的全部岁月学到更多的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东西。

综上所述，就这部著作的问世而言，似乎没有比现在更恰当的时机了。在对这门学科的兴趣重新兴起的时候，即使是单独一部尝试性地对这一领域提供一种系统观点的著作，也会产生超常的巨大效应。巴伯先生的著作以及可能沿着这一思路出版的其他著作，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励大学开设引导学生学习科学社会学的课程。很有可能，选修这些课程的部分学生也许是由于最近的历史进程激起了他们对科学的社会环境的好奇心，从而产生了对这一学科的持续的兴趣。这样，这些人将是新的并且实质上是第一代新兵，他们既在社会科学方面又在某一物理或生物科学方面受过训练，当他们成长为独立的学者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科学社会学建设成为一个专业化的学术知识领域。巴伯先生的著作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1] 本章原系为伯纳德·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2）所写的前言，见第xi-xxiii页；现获准重印。

[2] 《科学史的社会方面》（“Social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参见《国际科学史档案》（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28（1949年），第376—443页。

[3] 指伯纳德·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下同。——译者

[4] 此文写于1952年，这一解释显然是指在麦卡锡时期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担心。参见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小瓦格纳·蒂兰斯：《学术精神》（The Academic Mind，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