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解剖学、生理学与文化科学的增长对比与排名

这里可简要概括一下这些资料所表明的这一时期对科学兴趣的各种趋向。在数学中，我们业已看到，存在着三个短周期。在自然科学中，存在着多多少少连续地得到维持的高度的兴趣，一直到1684—1687年，这时明显出现了衰落。化学史家欧文·马森注意到化学研究在波义耳逝世之后开始衰退； ^[94] 这一短期趋向同样在我们的数据中得到了反映。而生物科学，包括博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一直保持着一种大致稳定的科学吸引力。

地学诸学科，用现代术语来说，即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和海洋学、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学、气象学以及气候学等，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变化。解剖学和生理学从1665年到1676年出现过一个很微小的下滑，接着是较大的增长，增长持续到1683年，然后出现了另一个小周期。文化科学，包括史学、考古学、经济学、语文学和政治算术等，从1668至1702年显示出一种几乎连续的增长。最后，医类科学，包括药学、药理学和内科学等，在1665年至1702年这一期间也表现出增长。

把这些学科进一步分为两大类便可以看出其大致趋势：一类属于研究无机界的，一类属于研究有机界的。第一类包括诸自然科学再加上形式科学；第二类则包括生物科学、人类科学和医类科学。我们略去了地学诸学科，因为它们包括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两方面的知识。诸文化科学也同样没有包括在内。表5表明了人们对这两大类科学的重视程度的变化情况：对无机科学的兴趣直到［17世纪］80年代末一直比对有机科学的兴趣高一些，此后，兴趣日益明显地转向了后一类科学。

这些趋势所反映的可能不是科学兴趣中心的实际变化，而只

注：字母B、C等等指的是前面表中的类别。其数字是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总数的百分比。这是在阐释这些数字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因为比较的基础是明显的。

把来源于《哲学学报》的资料与来自达姆施泰特的《手册》的资料加以比较，必须限制确定不同科学群的名次顺序，因为达姆施泰特的资料所包括的关于英国这一时期的发现的数目并不充分，因而无法保证按具体学科或按早期年份加以比较的可靠性。不过，既然我们所要考察的是关于科学兴趣转移的概略图景的可靠性，这种限制也就无关紧要了。其比较见表6。 ^[95]

从这两个完全独立的资料来源所推得的指标的一致性，证明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名次顺序的一致程度相当高。只是在第3与4名之间有不同的结果，其百分数有较小的差异。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位有资格的科学发展的观察者也按大致相同的顺序给科学排了名次。马撒·奥斯坦 ^[96] 指出：“最长足的进展表现在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和数学方面……；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也取得相当的进展；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进展最小。”

可以肯定，达姆施泰特的数据不能用来验证根据《哲学学报》的分析所推导出的趋向，因为其数据所包含的可用以分析趋向的个案太少了。但是从这两种资料中得出相同的名次顺序就可以认为这种趋向也是可靠的。

我们已指出，可以认为科学兴趣中心的转移是由于各门科学的内在发展的结果。但是认为全是这样就会有误。正如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他们通过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概念最有力地说明的，科学家们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97] 这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将考察某些科学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对科学兴趣中心的转移即使不起完全决定性的作用，也有重大的影响。

[1] 本章原为罗伯特·K. 默顿所著《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第3章“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的汇聚与转移”（“Foci and Shifts of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现获准重印。另请参见该书新序言版第38—54页，本章与原文略有不同。

[2] 参见《科学技术史手册》（Berlin：J. Apringer，1908）。

[3] 参见乔治·萨顿：《科学史导论》（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27—1947）第1卷（1927年），第144页。鲍里斯·温伯格（Boris Weinberg）：《人类发现的变化规律》（“Les lois d’évolution des découvertes de l’humanité”），原载《一般科学评论》（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37（1926年），第43—44页。

[4] 有关发明一览表的统计分析中所存在的困难的批判性讨论，参见弗洛伊德·H. 奥尔波特（Floyd H.Allport）与戴尔·A.哈特曼：《文化变迁的预测》（“The Prediction of Cultural Changing”），见S. A. 赖斯编：《社会科学中的方法》（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第307—352页。请相对照T. J. 雷诺夫的《西欧物理学发展中创造性成果的波动性》（“Wave-like Fluctuations of Creative Produ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uropean Physics”），原载《伊希斯》12（1929年），第287—288页；A. 索罗金和罗伯特·K. 默顿：《阿拉伯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方法研究》，原载《伊希斯》22（1935年），第516—524页；罗伯特·K. 默顿：《工业发明率的波动》（“Fluctuations in the Rate of Industrial Invention”），原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44（1935年），第454—474页。

[5] 不过，广而言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研究者和发现的数目，与科学家和发现二者的重要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关联。参见索罗金和默顿：《阿拉伯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方法研究》，第522—524页；以及索罗金教授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尤其是第2卷，第1—4章，它似乎确立了这一论点。这种关联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杰出的科学家常常吸引着一大堆才能略低一点的追随者，因而存在着数目异常多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的时期，也就是对科学具有广泛兴趣的时期。而且，任何领域里的明显成功，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都很容易把大量才干平庸的人和有能力的研究者一起吸引到这一领域的。

[6] 参见原载《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17（1693年），第452页。

[7] 正如我们从基于《国民传记辞典》的资料中所看到的那样。

[8] G. N. 克拉克教授采用相同的解释说明了1660年以后科学的“萌芽”。参见他的杰出著作：《斯图亚特王朝后期》（The Later Stuarts，Oxford：Printed for the Author，1934），第28—29页。

[9] 索罗金教授曾指出：“在革命和战争期间及以后，天才人物［包括科学家和发明家］增多。这已多次得到证明。”参见他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1927），第513页。这一结论适用于1642—1660年动乱期间的情况，根据我们的《国民传记辞典》数据，在此期间，英国17世纪著名科学家的数目达到高峰。R.T.冈瑟同样注意到这种关联，参见其10卷本的《牛津早期的科学》（Early Science in Oxford，Oxford：Printed for the Author，1935），第3卷，第330页；另见数学家S. 布罗德斯基：《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Methuen & Co.，1927），第13页。(www.xing528.com)

[10] 参见《17世纪科学学会的作用》（The Rôle of Scientific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第2章。该书最初于1913年由个人刊印。

[11] 托马斯·斯普拉特用这样的话来描写这种变化：“它［科学］已经开始留住优秀的人才，开始改善其外表和装扮，开始为达官显贵所追逐，而不再是人们蔑视的对象。”［《伦敦皇家学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London，1667），第149页。］

[12] 参见例如：《伊希斯：国际科学与文明史评论》19（1933年），第431页及以下诸页。

[13] 可与霍内尔·哈特在《变化的社会态度和兴趣》（“Changing Social Attitudes and Interests”）中所用的方法作比较，见《最近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New York：McGrawll-Hill，1933）第1卷，第384页及以下诸页；霍华德·贝克尔：《美国社会学杂志地域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Space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36（1930年），第461—466页，及38（1932年），第71—78页。

[14] 我们将会注意到《学报》的出版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678年，持续了三年时间。1681年，罗伯特·胡克开始发表《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Collections），它一直被认为是《学报》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托马斯·汤姆森：《皇家学会史》（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London，1812），第7页及以下诸页］《文集》的出版持续到1683年，是年皇家学会的秘书罗伯特·普罗特使原杂志复刊，并持续到1687年，此后又出现了三年中断。1691年，理查德·沃勒，尤其是埃德蒙·哈雷再度编辑《学报》，从此以后这一杂志的出版再未间断过。

[15] 佩尔在世期间并未满足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数学上原有的期望。约翰·科林斯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代数学某些方面，他比其他人更精通”。“但是，”他进一步说，“激励他发表任何东西似乎是徒劳的，就跟登天一般难。他已成为了一个不易沟通的人。”今天人们所记得的佩尔的东西只是他所发明的除号（÷）。有关科林斯的评论，参见S. J. 里戈：《17世纪科学家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Scientific Me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1841），共2卷，第1卷，第195—197页；另见《国民传记辞典》中的《约翰·佩尔》条目。

[16] 例如，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托马斯·布伦德维尔（Thomas Blundeville）、马克·里德利（Marke Ridley）、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e）、纳撒尼尔·卡彭特（Nathaniel Carpenter）、乔治·黑克维尔（George Hakewell）、亨利·盖里布兰德（Henry Gellibrand）、亨利·邦德（Henry Bond）、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的著作。参见P. F. 莫特利：《电磁学文献史》（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London：Charles Griffin & Co.，1922）。

[17] 埃里克·诺登斯基尔德：《生物学史》（The History of Biology，New York：A. A. Knopf，1932），第147页；如 J. L. 佩格尔指出：“紧接着该书 ［哈维的《论血液循环》（De motu cordis）］ 的出版以及在随后的时期里，不仅一系列重大生理学问题开始逐一解决，而且大生理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全都是受到哈维的发现的刺激。”参见由卡尔·萨德霍夫（Karl Sudhoff）改编的《医学史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Medizin，Berlin：S. Karger，1915），第262—263页。

[18] 海因里希·黑瑟：《医学与流行病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Jena，1887），共2卷，第2卷，第287—288页。

[19] 海因里希·黑瑟：《医学与流行病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Jena，1887），第2卷，第430页；佩格尔：《医学史导论》，第289页；爱德华·威辛顿：《医学史》（Medical History，London：1894），第329页：“17世纪的外科学与这之前或之后相比都很不显要，因为生理学的惊人进步似乎把最有才华的人都吸引到了医学问题的研究上了。”

[20] 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学院派》（Scholae Academicae），第66页及以下诸页；威廉·休厄尔：《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New York，1858），共2卷，第1卷，第349—350页。

[21] 这种趋势的部分证据是由戴维·奥格提供的，他注意到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参见其《查尔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共2卷，第2卷，第714—715页。

[22] 欧文·马森：《化学三百年》（Three Centuries of Chemistry，London：E. Benn，1925），第100页。

[23] 在《哲学学报》一栏中，略去了哲学类（17项），文化人类学类（84项）及其他类（107项），因为在达姆施泰特的资料中，无可比的同类项目。这就使《学报》条目的总数从2030减少为1822项。达姆施泰特栏中的条目当然只包括1665—1702年这个时期，以便能作出有效的比较。

[24] 《科学学会的作用》，第19页。

[25] 有关对这一观念的深度探讨，请参见亚历山大·冯·谢尔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Max Webers Wissenchaftslehre，Tübingen：J. C. B. Mohr，1934），尤其见第235页及以下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