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通过把每个发现或发明计作一个“单位”，以此为据所得出的统计结果见表1。由于在一个10年期内每一学科的发现的数目太小，因而没有按照科学领域对这些发现分别加以分类。
根据达姆施泰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整理
这个世纪前后两个半叶的产出率之间存在一种鲜明的对比：后半叶的发现的数目是前半叶的三倍。这与科学史家们经常提到的结论，即在17世纪后半叶英格兰科学的发展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是吻合的。重大发现的数目在初期出现无趋向的波动，随后在1661—1670年这10年间有了显著增长以后，产出率便明显地减少了。科学的产出在内战频繁时期达到了低点。沃利斯、波义耳及其同代人经常议论战争所带来的使人心烦意乱的影响。1688年威廉进入英国，引起内乱，这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正如《哲学学报》的编者在该刊复刊时所作的评论：“这些学报的出版过去［曾］一度中断，主要原因是由于公众事务的动荡不安的局势，把好奇的思维从物理和数学研究分散到了一些更迫切的事务上。” [78]
内乱明显地对科学研究在这个世纪中期的两个10年间的加速发展起着阻滞作用。接下来的一个10年，以那些出席皇家学会正式成立仪式的科学家们之间的不受干扰的、得到加强的互动为标志，是科学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事实上，也许恰恰是内乱的平息以及在此之前几十年间对科学的兴趣的极大增加， [79] 可能是造成60年代里如此众多的基础发现引人注目地“突然”涌现于世的原因。科学运动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已经一直在积攒动力，只不过是受到了这一冲突时期的那种动乱无序的形势所压抑而已。 [80]
达姆施泰特的资料所列表的可靠性，可通过与选自《国民传记辞典》中有关科学兴趣的统计资料加以比较而测定，《辞典》的结果如表2所示。(www.xing528.com)
根据《国民传记辞典》整理
我们会注意到，在大约10年为间隔中，反映初始科学兴趣的指标与反映科学产出率的指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尽管对科学的兴趣在该世纪上半叶一直持续增长，但就科学产出率而言，这是一个潜伏期。科学家之间的互动与后来“无形学院”和日益壮大的皇家学会设立后所出现的那种广泛接触和讨论的情况相比较，显得十分微弱。另一个不同则可以用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内战的影响来说明。 [81] 此外，对科学所表现出的兴趣的程度与科学产出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的。对一专门领域的兴趣的增加，在一定时间可以导致出较高的产出率，而科学发现在数量上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但是这种过程只是在不出现从科学向其他活动领域的兴趣转移时才会出现，下面将说明这一点。
以上数据资料表明，在17世纪中叶前后，科学在英格兰的发展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正如已故的马撒·奥斯坦在她那典范式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82] 可以在这一点上划出一条分界线，因为在西欧，产生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科学成就的力量不同于形成后半叶的科学的那些力量。不容置疑，这个结论更适用于英格兰。上半叶有吉伯和哈维，还有弗朗西斯·培根这位科学宣传家中的贵族，但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却是在后期才出现的。除了在当时的名流圈子之外，科学也获得了其大众性。新兴的实验哲学开始流行，探索自然奥秘成为一种时尚。 [83] 尽管这种新获得的大众性并没有产生出显著的科学成就，但它有助于科学地位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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