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索罗金对现代社会科学的评价和文化差异

现在我们必须终止再具体列举问题。当我们继续研究索罗金的宏观科学社会学时并非不会有其他问题。例如，我们还会遇到索罗金对现代社会科学状况的评价问题。它是否像索罗金在其《动力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56] 是一个很不易对付的问题，抑或它像他后来在《社会、文化与人格》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了一个新的综合和对其逻辑结构进一步澄清的阶段？” ^[57] 另外，我们还会遇到的问题是：索罗金是如何看待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宗教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如他所说，局限在一者对另一者的积极反对或吞没，而“彼此之间极少（若有的话）密切的合作”吗？事情似乎比这更为复杂。至少，怀特海和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某些宗教无意中对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而且除了它们之间有时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外，科学制度与宗教制度之间相互支持并不少见。

因而我们可为索罗金提出更多的需重新研究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也只是涉及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理论的表层。所以通过扼要说明那些依我们看似乎在他的理论中未被解决的难题和问题，对于结束我们的讨论来说可能是非常有用的。这将为索罗金教授在评论我们的文章时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便于了解他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甚或放弃他自己的那些一度在其发展的理论中具有确定的地位，但现在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他认为不再有必要保留的观点。

概要地说，当我们重新去考虑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时，令我们困惑的主要是下列问题：

1． 这个理论是否真的采用的是流射论的立场，主张在某一特定文化下的科学和知识的主要特征完全衍生于作为其基础的文化心态？既然按其定义，文化心态似乎包含所说的这种心态的表现，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把这当作是不言而喻的定义，而是当作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说呢?

2． 这个理论的哪部分对存在于每一社会和文化（它们一般以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文化为特征，如观念的、理想的或感性的文化）之中的思想和科学的可变性做了说明？

3． 既然在一种文化中的整合的子系统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那么此理论是如何解释不同的子系统所具有的自主性程度的？例如，此理论是否能使我们预期科学、政治、宗教、法律和经济有相同或不同的自主性程度？

4． 这个理论赋予了社会分化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什么地位？知识分子在地位和群体归属方面的社会处境差异，会影响他们所接受的所谓真正知识的特性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的新主张之特性，对此这个理论如何分析？

5． 鉴于索罗金以不同方式表现出的对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的矛盾心理，那么他现在对这些统计资料在科学社会学以及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的地位是何态度？他把在其《动力学》中运用的这种文化统计资料看做仅仅是与其同代人沟通的手段，还是验证和发展其理论的基础？既然他在《时尚和癖好》中所倡导的非常严格的完善的定量分析标准，不能完全与《动力学》中他自己的文化统计资料相吻合，那么我们是不是最好把他的训诫或他的实践作为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指导？

6． 在索罗金自己的理论中，他运用的是哪一种科学真理标准？相对主义把科学真理只是当作是一种时尚，认为每一种文化都规定了自己的标准，这个理论是怎样避免陷入这一绝境的？索罗金是否认为每一真理体系像任何其他体系一样仅仅是强制性或任意性的？

7． 此理论如何解释科学知识有选择的积累性？这种积累是否已使我们这一感性文化时期有别于以前所经历的感性文化？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即上述问题可使我们关注他的宏观科学社会学理论之不足的话，那么或许当我们听了这个对话的其余部分之后，这些不足会得到弥补。 ^[58]

[1] 本章原载于菲利普·J. 艾伦编：《皮蒂里姆·A. 索罗金评论》（Pitirim A. Sorokin in Review，Durham，N. 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3），第332—368页，现获准重印。

[2] 罗伯特·K.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66页。

[3] 雅克·马凯：《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Boston：Beacon Press，1951），第135、187页。

[4] W. 斯塔克：《知识社会学》，第226页。

[5] 皮蒂里姆·A.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 4卷本第1卷，第72—73页。

[6] 皮蒂里姆·A.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67页。

[7] 皮蒂里姆·A.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页。

[8] 皮蒂里姆·A.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73页。

[9] 马凯：《知识社会学》，第135页。

[10] 有关宏观知识社会学与微观知识社会学的比较，参见斯塔克：《知识社会学》，第19—37页；以及马凯：《知识社会学》。

[11] 就我们所知，只有一次索罗金把社会的内部分化与在此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形态的某些方面联系在了一起。当他对比“牧师和宗教地主贵族是观念社会的领导和组织阶级，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世俗官员是感性社会的领导和组织阶级”这种趋势时，有所离题地做了这种联系（《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3卷，第250页）。另见他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的解释，同上书，第4卷，第221页及以下诸页。

[12] 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66—467页。

[13] 《社会理性》，原载《社会哲学杂志》，1938年7月，第353页，引自《动力学》第4卷，第291页注释。

[14] 马凯：《知识社会学》，第199页。

[15]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3页。

[16]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46页。

[17]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54页。

[18]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55页。

[19] 索罗金：《社会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50—51页。

[20]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译者）。

[21] 为牢记他的最有力的阐述，我们只得再引用紧接马克思上述引文的这句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22]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译者）。

[23]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译者）。

[24]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74—475页。(www.xing528.com)

[25]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译者）。

[26] 如索罗金所告诉我们的，他使用“科学”这一术语是科学和技术的简要表示形式。在此段话中，严格地说，他显然讨论的是在非文明社会中低级的日常生活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

[27]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4卷，第111页。

[28] 索罗金：《社会、文化与人格》（New York：Harper & Bro.，1947），第352—353页注释。

[29] 马凯：《知识社会学》，第202页。

[30]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99页注释。在科学社会学中对定量指标的应用，比索罗金的应用程度差一些的还有R. K. 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New York：Howard Fertig，1970（1938）］，以及尼古拉斯·汉斯：《18世纪教育的新趋势》（ New Trends i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51）。

[31]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25页。整个第3章集中描述了这类证据。

[32]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25—131页。

[33]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39页。整个第3章集中描述了这类证据。

[34] 索罗金：《社会文化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与时间》（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4），第95页注释。另见本书第一章。——编者

[35]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1页。

[36] 斯塔克：《知识社会学》，第280页。

[37] 索罗金：《现代社会学中的时尚和癖好》（Chicago：Henry Regnery，1956），第160—161页。

[38]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20页。

[39] 《世界之我见》（The World as I See It，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34），第30页。

[40]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页。

[41]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9页。

[42]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1页注释。

[43]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1—12页注释。

[44] 爱因斯坦：《世界之我见》，第36—37页。

[45] 这是说，索罗金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但他不重视这一事实对其理论可能具有的意义。因此：“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经验主义的趋势已获得稳步的增长，到20世纪初，它便达到了特有的、空前的［注意］水平……同时在科学中出现了特有的、空前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因此，我们实际是生活在感性真理时代，是一个在其他文化和时代中难以见到的伟大、深刻和辉煌的时代。”（《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13页）

[46] 伊卡洛斯（Icarns），古希腊之神，是建筑师和雕刻家达罗斯之子，逃亡时因飞近太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堕海而亡。——译者

[47]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467页。

[48]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119—120页。

[49] 耶利米（Jeremiah），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公元前6—7世纪时希伯来的预言家。——译者

[50] 索罗金在写作时比在演讲时少用一些激昂的词语，如1937年他写道：“假使某个人发现了一种简单但可怕的爆炸物，它会轻易地把我们星球上的绝大部分东西毁灭掉。从科学的方面来说，它会是一个最大的发现，但从社会的方面来说，它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在1800000000人中肯定只有少数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想去试验这一爆炸，而结果将会毁灭我们地球。这种爆炸会是科学中的巨大胜利……。这个半幻想的例子说明，必须根据来自科学以外的理由对它加以限制，而这些理由通常是来自信念真理和理性真理。”（《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20页。）

[51] A. C. 克龙比：《从奥古斯丁到伽利略：公元400—1650年期间的科学史》（Augustine to Galileo：The History of Science A.D. 400—1650，London，1952），第1—4章。

[52] C. P.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Rede Lectures，1959），第1页。

[53] C. P.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Rede Lectures，1959），第4页。

[54] C. P.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Rede Lectures，1959），第15页。

[55] 这一规范最著名的表现是牛顿的话，这或许是另外一种表述：“我不知道世人如何看我，但在我看来，我仿佛只不过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发现一块比通常更为光滑的卵石和更为漂亮的贝壳，以此作为消遣，而我却全然没有注意到，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的面前。”

[56]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304页。

[57] 《社会、文化与人格》，第30页。

[58] 索罗金在同一书的第474—495页对我们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参见艾伦：《皮蒂里姆·A. 索罗金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