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选择性积累：科学社会学的套装书

我们刚才所提出的问题又把我们直接引向了索罗金的关于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此问题有时完全把他的科学社会学与其他理论隔离开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使它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正如本部分标题所表示的，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特定观点是，科学作为与其他文化领域相区别的一点是，它是积累性发展的。在我们看来，这里所提出的深深地包含在索罗金的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问题，要求他把自己作为社会学史家和社会学理论家这两方面的角色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学理论家，并且按照他自己的解释，索罗金已区分出了在希腊-罗马和西方文化中两个完整的从观念文化到理想文化再到感性文化的循环。他认为第三个感性文化阶段大致始自15世纪。在他抽象的文化类型的词汇中，历史上的一个观念文化阶段非常类似于另一阶段；一个理想文化阶段非常类似于下一个阶段；一种感性文化阶段也非常类似于另一阶段。因为这些都是根据一般性范畴和标准去加以描述和分析的，由此它们看起来是属于“同一类型”。

然而作为一名社会史学家，索罗金必须考虑完全不同的问题。不管他的理论所区分的是什么相似种类的文化阶段，但有一个要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先前的文化产物在多大程度上积累，从而变成了生活在后一阶段的相同或不同文化类型中的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文化变迁的循环不会重新开始。尤其是对科学而言，任何后继的历史阶段都要利用前人的知识作为发展的基础。从更具体的历史意义上说，前一个世纪的感性文化阶段当然不同于前一循环中的感性阶段。从索罗金所用的抽象范畴来看，这些阶段是相似的，否则它们就不会被列为感性阶段。但它们是不同的，科学是我们要对此进行检验的一个例子，因为前一阶段的某些文化产物可被生活在后一阶段的人所利用。科学在比如说始于16世纪早期的感性阶段，并不是重新开始的；如科学史家常常提醒我们的，它是建立在以前成就的选择性积累之上的。

所有这些似乎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可能是因为索罗金强硬地坚持反对文化变迁的线性观，所以他总是忽视有选择的文化积累 ^[45] 对其理论的意义。正是这种积累及其结果，才使20世纪的感性文化与其他时期如古希腊时期的感性文化相区别。把这两个时期都称为感性文化时代，仅仅是从抽象的非历史的角度着眼的。因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积累可造成生活在后面的感性文化阶段的人所面对的情况与前期有极大的不同。指出知识的单一线性积累这一问题不能被确证为历史事实是一回事，而忽视知识的选择性积累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恰当地举例来说，古希腊人不会有关于量子力学的知识体系或航天技术；或者说不能混淆传奇故事与历史，伊卡洛斯 ^[46] 实际不可能与宇航员加加林（Gagarin）和格伦（Glenn）相提并论。］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内容对索罗金的宏观科学社会学提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它们分别是有关于他所区分的极为相似的科学知识和极为不同的科学知识的问题，这些知识存在于同一抽象的文化类型所处的历史时代之中。

当我们重新考察他对各个时期的具体科学理论的短期变动的论述时，第一个问题首先呈现出来了。他用如下的话对自己的判断作了概括：“仅从摆动论方面来说，很可能没有哪种科学理论不经历这种情况，它跟时尚一样，过去虽然曾受到欢迎，但现在却已声名扫地。” ^[47] 这一判断促使我们去问，从什么意义上说，循环性的观点可以形成一种理论，它现在获得广泛的认可，以后又被如何拒绝，而到了下一个时期它又被重新接受。以索罗金所引用的例子作为理论波动的一个个案，从什么意义上说现在的“原子论”与古希腊时期的“原子论”是同样的？当然，它们具有相似性，但也有明显的和重要的差异。而且正是这些表面上看来是同类的科学理论所存在的积累性差异才构成了科学的进步。只注意形式上的相似性就会丢弃历史上的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今天的原子论能够探讨的科学问题，显然是古希腊人做梦也办不到的。或者举一个生物进化“理论”中的长时段波动的例子，这个例子被常常提起。达尔文的理论不仅仅是进化论的另一版本；它由于首先明确了物种进化所经历的过程而与以前所提出的理论相区别。同样，把达尔文的理论或后来的进化论看做等同于古代的形式，就忽视了科学的发展会导致科学知识的扩展即选择性积累。只注意一个理论的早期形式与后来形式的相似性就会造成一叶障目，“此做法是主张通过对现代人说了些什么和前人又是如何说的进行仔细大胆的解释，而从前人甚至古代人的成果那里找出当代科学发现的基本原型。”这是一种可能重新搅起古人与现代人之间无意义的争吵的一种行为。

因索罗金对科学知识的选择性积累的相对忽视而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必定与他对科学现状的诊断以及对其近期前景的预测有关。了解到索罗金关于感性文化的态度后，我们就可以说，他对科学现状的描绘是暗淡的，但他并不使我们感到失望：(www.xing528.com)

人们现在可以从事任何一个科学领域，而且会首先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理论，甚至有时会发现，那些对立的假设为被“承认”为正确的理论而相互斗争。如此多的冲突和相互批评，尤其是在事关最重要的原则时，就不会有任何的确定性，因而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而且只要经验主义占主导，它就会持续下去，不确定性还会增长……因而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界限必然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感性真理容易会被信念真理所取代。换言之，科学理论的怀疑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都只会有损于科学自身及其真理。当代科学在这方面可能已陷得太深了，故而它已面临着危险。 ^[48]

这段话耸人听闻。它是一位社会学的耶利米 ^[49] 的预言。但是，按照那种解释，对它是不能不高度重视的。20世纪30年代索罗金班上的任何一个学生，都不会忘记他每年的富有激情的演讲，他宣布总有一天科学人员将有可能把地球的一切生命消灭掉，而且当那一天到来时，其中的这些人将会惊奇地看到按下按钮时所实际发生的事情。 ^[50]

根据这种启示性的远见，我们再来分析索罗金对科学衰落的预测。这又提出了他的理论如何解释科学知识的跨文化积累这个问题。当西方社会极大地忽视了科学时（按照索罗金的观点，是从第3世纪到第11世纪），它也就只有较小程度的积累性知识。 ^[51] 它极不同于我们这个感性的时代。我们是属于大量的科学知识的承继者和启动者，也是不容忽视的相关联的技术的承继者和启动者。把预言建立在前述的两种文化的循环之上似乎是极危险的；预言我们时代的科学衰落，意味着没有考虑到自从上一个感性文化时期来所积累起来的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因而把它当作好像是与古罗马时代的有限的科学知识相同的情形。

同样，认为作为知识之源的科学有衰落的征兆也缺乏证据。的确，我们会发现敌视科学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它所带来的某些技术的社会后果所导致的。科学会被认为是导致人类毁灭的罪魁祸首，它会使我们的文明陷入永远的黑暗和混乱之中。但是索罗金所认为的当代科学发展中内在的科学异化的情况并不多。科学家本身的强大似乎更接近于C. P. 斯诺所描述的情况，当他在剑桥大学谈到近20年来科学中所发生的事情时，他说：“我有权发表一种旁观者的观点，认为最令人称奇的有创造的时代之一表现在物理学方面。” ^[52] 他进而又描述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声音，即另外一个典范人物卢瑟福宣扬的观点：‘这是一个科学的英雄时代!这是一个伊丽莎白的时代!’” ^[53] 最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明确观点，那就是这是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是一个因科学而兴奋的时代：

大约两年前，他写道，在全部科学中最惊人的实验之一完成了……我们指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由杨振宁和李政道所完成的实验。这是一个最漂亮和最有创见的实验；但结果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此实验是多么的漂亮。它使我们再次思考物理世界中的某些东西。直觉、常识——它们都统统不可信。其结果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对宇称定律的否定。 ^[54]

科学中的每一个这样的进步都扩大了我们对未知东西的认识，这种识别力是由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断地去努力而获得的。 ^[55] 但是，这似乎与索罗金所描绘的科学家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形象相去甚远。无论如何，促使他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积累这一事实在其宏观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