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定量指标研究成果

至此我们已分析了索罗金的宏观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某些要素，指出了那些引申出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需做进一步的澄清才会更有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指出了在索罗金的理论中所遗留的三个难题：第一，理论如何摆脱流射论观点，此观点假定了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心态，按其定义，它们似乎包括后面所说的这些心态的某种表现；第二，在我们看来，根本的问题是，理论如何解释存在于特定类型的文化之中的、那些与主流趋势不一致的各种思想方式与社会因素作用之间的关系；第三，与之相关的是，理论如何说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各类子系统不同程度的自主性特征，并由此说明一定的自主性并不但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可解释的。

但既然索罗金的理论是与经验相关的，而不是一套抽象的远离系统化资料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就转过来分析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某些经验研究。在这方面，索罗金最为突出的工作是导致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有了很大的累积增长，这些资料旨在为说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速率和性质提供基本的经验指标。索罗金的确比任何其他学者都更关心知识社会学中的这类问题，他事实上受到了法国社会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的名言“应该去计算”的影响。

正如我们其中的一人以前曾经指出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只是刚开始挖掘包含在综合性传记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中的有用的丰富宝藏。尽管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证据的深入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可为新发现，而且常常是修正原有的假设提供系统的基础资料……在索罗金的《动力学》中可以发现对这种统计分析的最广泛的运用。” ^[30]

当我们说索罗金“导致”了这些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时，我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不同于政府部门所做的民意测验，只有极少种类的社会记录系统地记载了索罗金的理论所关注的有关学术发展情况的证据。（现代发明的专利统计和在各个领域中所发表的图书数量资料，实际包括了一切可以获得的有关这类问题的资料。）因此，尽管索罗金对应用社会学统计学有明显的矛盾态度，但他自己发现，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应该收集那些可证明经验中所发现的、他理论上所提出的每一种文化形态中的整合性程度的统计资料。

通过收集这些统计资料，索罗金大胆地面对了如何找出文化实际上被整合的程度这个问题。尽管他对我们感性时代的统计学家做了尖刻的批评，但他认识到要分析整合程度需要运用某些统计测量。因而，在知识领域，他提出了许多反映每一时代和地域的成果和作者的指标，用适当的标准对它们做了规定和分类，从而评价了各种思想系统相比较的频率和所产生的影响。

例如，在科学社会学方面，其资料覆盖了从公元前3500年到20世纪这段时期，它们是从像达姆施泰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F. H. 加里森的《医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和《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九版这些规范的原始资料中统计获得的。这类统计为从经验上验证由其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提供了基础，此假设是：“科学发展的速率在观念文化中会变得缓慢、停止，甚至倒退……在感性文化中会变快而且越来越快。” ^[31]

这里既无必要也没有更多的篇幅去说明由索罗金所提出的这些定量指标的局限性， ^[32] 这些指标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以及文化的其他学术和艺术成果的变动速度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和可靠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主张“不但人类思想的第一原理和范畴有变动，而且关于或多或少某种普遍本质的大多数科学理论也有变化”。 ^[33] 显然，他使自己的经验结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些文化统计资料之上了。

尽管这些统计资料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索罗金对它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这可以从他对罗伯特·E.帕克观点的赞许中看得出来，帕克认为其统计学仅仅是对占主导的感性文化的一种让步，并且“如果他们想要它们，就会让他们拥有”。 ^[34] 帕克的这一滑稽的说法，并不是想掩饰索罗金对科学有效性标准根本的矛盾心理的明显特征，这种矛盾心理来自于他试图处理极为不同的“真理体系”。鉴于做了大量的努力去收集那些作为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基础的文化统计资料，故似乎完全可以说这些系统的资料被不仅仅是用作“使一般人信服”的必要装饰。事实是，索罗金的经验描述极大地依赖于这些统计资料。它们对支持其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它们恐怕不是只失去了门面，而其理论的基本结构却丝毫未损；失去它们就会削弱其宏观科学社会学理论，并使之陷入极为渺茫的无限制的思辨之中。

因此，这引入了另一个即第四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分两方面。由于索罗金对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具有矛盾心理（对此我们还要做更多的说明），我们必须要问：从这些统计资料的作用来说，他目前在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在科学社会学以及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应用方面具有何种（也许是很稳固的）地位？进一步说，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何有助于阐明他自己所采用的科学真理标准的立场：他是认为由统计资料所获得的各种系统化证据仅仅是为感性文化的科学家同行提供了沟通方式，还是认为系统化证据为证实和发展其理论这两者提供了重要基础?

此外，正是这些文化统计资料，它们起到了再一次突出了我们认为在索罗金的知识社会学中仍未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的作用：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如何解释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形式的明显不同，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在社会结构的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分布。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索罗金把经验主义描述为“典型的真理的感性体系”。最近这五个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一个世纪代表了“最卓越的感性文化”! ^[35] 然而，索罗金的统计指标表明，在这种感性文化的浪潮中，只有53%有影响的著作属于“经验主义”之列。而在这种感性文化的早期几个世纪，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叶，关于经验主义的统计指标一直低于唯理论的那些指标（在理论上，理性主义是与某种唯心论的文化相联系，而不是与一种感性文化相联系的）。当统计指标表明，如果“占主导的”真理体系观念既包括所反映的统计上微弱的“多数”情况，又包括这一时期里统计上的少数情况，那么对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需做限定。

索罗金的统计资料甚至还有更多的意义。因我们观察的主要目的不是提出索罗金的结论与其统计数据相吻合的程度问题：即不是去问为什么根据这些资料去说16和17世纪具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感性的真理体系”。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即使根据索罗金自己的前提，对历史文化的一般表征，如感性的、理想的或观念的，这只是分析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一步必须是对偏离文化主要趋向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分析。一旦索罗金适时地引入了历史文化实际上被整合的程度这个概念，他在理论上当然就不能把所存在的那些与主流趋势不同的知识当作是单纯的“聚合”的证据，或仅当作是一种偶然的事实。如同解释这些主要趋向本身一样，对那些实质上“偏离”主要趋向的情况做解释也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一点，我们要再次指出，有必要以文化流射论所不容许的方式，提出一种关于流行思想的社会结构基础的理论。

除了这些理论意义外，索罗金在其《动力学》的统计资料中还为进一步探讨他对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的矛盾心理的学术基础提供了一个机会。众所周知，索罗金在其《现代社会学中的时尚和癖好》（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量化癖”或无批判地热衷于有误的统计学进行了批判。社会学中的定量方法可能而且已被滥用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根据错误的设想和模糊的概念，这种滥用的情况比定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肯定没有一位头脑清醒的人会宣布自己喜欢错误的技术、不确定的假设和不正确的推论。所以问题不在于去分辨社会学中的定量分析中的这个或那个谬误，而是指出严密的定量分析的标准和局限性。既然在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中应用了如此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统计资料，故这一问题完全切合我们的讨论。(www.xing528.com)

那么，索罗金选择应用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提出此问题比回答它显然更容易些。的确，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索罗金在艾伦所主编的这部有关索罗金的研究工作的著作中，抓住对话的机会而对此问题给出他的直接和明确的回答。当我们发现某些作者准备对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采用一个甚至比索罗金本人更为极端的观点时，这变得更加必要。例如，沃纳·斯塔克在谈到索罗金的《动力学》时说：

我们的批评……是原则之一。他的整个程序假定了对定性的东西做量化处理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基数，而这差不多就像假设可以把圆形变成方形一样。一本书或一件艺术作品重在质量［注意］，因为它是一切的灵魂……令人担心的是，知识社会学将永远不能从统计技术中获得太多的支持。我们可能感到遗憾的事实是，它总是不得不非常依赖于笨拙的专题性和描述性方法。 ^[36]

问题甚至比斯塔克所提出的更严重。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每个人都会赞同，所谓“原本是”和“完全定性的”东西按定义都不会被定量化。实际上问得太多就无法要求我们避免完全的同语反复。但是当我们具体到事例时，这样的断言就是一种严重的臆测；问题就是要确立标准以判定哪些是无可争辩的定性的东西，哪些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合理和有效量化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既然索罗金已经明智并合理地对科学和艺术领域中复杂的成果方面做了计量，这就有助于他阐明他认为这些具有可量化性的观点。

索罗金在其《现代社会学中的时尚和癖好》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他对这种量化问题的立场的重申可能特别有启发意义。例如，在其著作中他宣称，

人们只有通过直接的移情作用、共同生活和对社会心理状态的直觉才能抓住宗教的、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法律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其他的文化价值及其子系统的……本质和差异性。没有对这些文化价值的生活体验，它们对我们外部的观察者和统计分析者来说永远是未知的东西。……这些方法在理解如柏拉图与康德的哲学体系之间、布道的伦理与憎恨的伦理之间、欧几里得几何学与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几何学之间以及一般的不同观念体系之间的本质和差异性时是无用的。只有成功地完成了对每一种观念或价值体系内在秘密的“理解”之后，人们才能对它们做出适当的分类，才能把同一类归为相同的观念，而把不同类的列为不同的观念或价值。只有这样做了之后，若它们是可计量的，人们才能对它们计量，如果可能的话，人们才能完成其他方面的数学和统计性的运算。否则的话，一切观察和统计运算都肯定是无意义的、无结果的和对真正知识的错误表达。 ^[37]

无疑，人们通常会认为，对文化内容要做适当的理解就需要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类，只有这样才能对每一类别中的对象进行计量。在《动力学》中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对其计量表明，索罗金也认为可以这么做。但是为了对它们进行分类和计量，要求有“对文化价值直接的生活体验”是不是一个过于严格的标准？某种关于周围事物的可靠知识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似乎成了索罗金急需的极端匮乏的需求物。我们不能说索罗金的全部研究伙伴和助手为了对索罗金的观点提供经验验证，而对所分类和计量的数千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哲学观点和艺术对象都有“直接的生活体验”。可以肯定的是，他其中的一个研究助手R. K. 默顿对根据达姆施泰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所计量的大约一万三千种发现和发明就没有所必需的体验，同样，他的另一名研究助手，J. W. 博尔迪罗菲（Boldyreff）也不会对《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中所涉及的数千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工匠等都有这样的体验，对他们的分类和所占篇幅是根据《百科全书》中为他们所留出的篇幅大小而定的。

然而，有内证表明，这些计量不会因有限的知识而无效（尽管，我们认为知识是足以符合眼前的目的）。因为独立的分类和对那些不同但理论上相关的对象的计量会得出非常相同的经验结果。索罗金提到了涉及有关“经验性的（感性的）真理体系”的资料和有关科学发现率的资料的这样一个例子：

项目和来源完全不同，而且那些都不知晓别人工作的不同的人都做了计量。［洛斯基（Lossky）和拉普辛（Lapshin）教授都不了解我的研究，而默顿博士对科学发现做了计量，但他既不知道我的研究，也不知道洛斯基和拉普辛所做的计量。］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曲线与感性真理体系影响的波动曲线之间的一致，就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获得的结果既非偶然的，也非是误入歧途的。 ^[38]

总之，文化内容的量化不能、不必也不想对所计量的每一项目再现完整复杂的全部内容。对之进行分类和计量的只是所选的某些方面和态度。而为了这一目的，对每一文化项目的全面、细致和移情化的理解显然是不必要的。所以，使索罗金转过来关注《动力学》中对文化项目的实际计量与《时尚和癖好》中所提出的这些量化迫切需要的标准之间的不一致，是有益的。在我们看来，索罗金在一种情况下实际所做的要比他在另一情况下所说的更令人信服。在进行这一分析时，我们只想采纳和借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明智建议：“如果你想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所发现的话，我建议你牢记一个原则：不是听他们说的话，而是关注他们的实际行动。” ^[39]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社会学中有不少的进步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甚至当社会学家实际上存在着不足时，粗略的量化资料也能起到使他们放弃或修改原初假设的学术目的。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来对照孔德和索罗金之间所做的百科全书式的工作。孔德只是小心地和偶然地分析不同的事实，尽管它们是不为人熟知的甚至是危险的事物；他并不认为这样收集的系统化的资料，原则上会使他的直觉性或合理性的猜测接受经验现实的证明。索罗金灌输给我们的都是定量性的事实（例如在《动力学》中，但也不限于此书），因此他不但为自己也为其读者提供了机会使理论期望与经验资料相对应。当学者们想去分析那些构成了世界史框架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迁这种社会学事件时，索罗金的做法看起来特别需要。因为一切关于事实的定性说明被证明是极易更改的，容易屈从于综合性理论的需要。但是如果一个理论不只是教条，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于经验观察，通过经验观察可对之进行反证，或至少进行明显的修正。独立收集的、系统化的和定量性的资料，可以为这类与经验相关的理论提供最需要的验证。而且索罗金还认为，这可作为一个例子，表明了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进行经验研究所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