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知识观-科学社会学套装书籍

索罗金的社会文化系统理论，对过去大约3000年间左右广及整个希腊罗马以及西方的社会做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比对偶然涉及的东方社会做了更多的分析。此理论可恰当地称为宏观社会学观点。 ^[10] 这种观点所关注的是每一社会和文化的总的特征，而不是微观特征。例如，把横跨几个世纪之久的文化分为观念文化、理想文化或感性文化，就是根据其主要特征进行划分的。而每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别很大程度上被这种观念给忽略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忽略是由理论倾向造成的，而不是由外在现实造成的。例如，具体说它意味着，按照索罗金的观点，西方近400或500年的时间里，受感性文化心态的支配而形成了单一的社会文化形态。按照索罗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时期所发现的科学和知识的一切实质性变化，总的来说都可看做是趋于现实这一基本取向的表现。

故而，在探讨社会现实时，基本的近似估计存在一个问题，即在这些估计中深深地隐藏着对价值观的基本信奉。因为被确定为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观察者所认为的“真实的事物”。所以在同样明显的意义上，观察者视而不见的那些变异，与观察者所看做重要的方面相比会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正是由于认为整个时期是以感性为特征的，索罗金就没有使自己的分析关注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科学研究，而它们共同存在于相同的感性文化时期。这种观点是宏观性的，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它为了所有相关的目的，一方面把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把卢瑟福、爱因斯坦以及我们将提到的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工作都凑在一起了。于是，它忽视了对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的分析，这些表现在人文和学术目的方面的不同，无论是在16或17世纪的科学中，还是在20世纪的科学中都会见到。正是这种大概的近似性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一些人的注意力，这些人有理由认为，在宏观感性文化时期之内的变化同样是根本性的。

这些说明会足以引出第二个问题，在我们看来，要重新考察索罗金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就需要涉及这个问题。他的理论中的哪些成分，有助于我们解释索罗金归因于他的某种或另外一种社会文化类型之社会和时代中的思想的可变性？索罗金是否已通过提倡一种宏观分析，而拒绝对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心性的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从而给自己的理论做了过多的限定呢？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索罗金本人的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他认为，感性的“真理系统”（经验主义）没有能够完全主宰我们的感性文化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不是“完全整合性的”。但这似乎是承认应考察这些大相径庭的思想的基础，我们当代对此是很关注的。按照索罗金的理论，人们如何去解释这些差异呢？这同一问题也适用于他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所涉及的其他知识范畴和原理。例如，他发现，在当前的感性文化中，“唯物主义”不如“唯心主义”流行，而“现世主义”与“永恒论”几乎是同等流行，正如“唯实论”与“唯名论”、“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同样流行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再次看到了索罗金理论的致命的（我们强调是自身导致的）局限性：既然从自己的证据中也得出，这些不同的观点存在于相同的文化之中，那么以“感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怎么能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某些思想家选择这一思想模式，而其他的思想家又选择另一思想模式呢？

重要的一点是，索罗金的理论不会引导我们去探讨某个社会或某种文化内部的思想的变化，因为他所关注的是文化的“主”旋律，并把它们归因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这种文化。 ^[11] 例如，索罗金认为，当代社会除了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学术观点之间有差异以外，可看做是感性文化整合的一个例子。按照其自己的主要假定，索罗金的理论主要适合于分析大的文化特征，而不适合于分析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地位与各不相同的思想方式和内容之间的关联。 ^[12] (www.xing528.com)

这种宏观社会学层次的分析没有关注到那些对理解文化内部的变化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有几位索罗金的批评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魏泽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对此做了过分的说明，以至于把正确的观察转变为弄巧成拙的夸张，他说：“他的［索罗金的］网张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会从中漏掉。” ^[13] 而马凯也对分异的社会和政治系统提出了同样重要的观点，他指出：“某些极为重要的从微观分析观点来看的差异性被忽视了。因此，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都被置于相同的感性文化类别之中……像这三种文化前提作为概念工具的使用，将致使大量与更具体的参考框架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差异被忽视了。” ^[14]

透过索罗金的宏观社会学视镜来观察科学的发展历程，会使科学的具体发展变得模糊不清，而不会获得十分明确的结果。例如，在索罗金解释文化心态如何影响科学的关注中心时——这本身是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具有观念文化的科学家会更多关注于精神、心态和心理等现象的研究……而具有感性文化的科学家可能更关注于纯物质现象的研究。” ^[15] （黑体字为引者所标）对这两大类现象具有相当程度的兴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应成为问题。但是，这的确会使我们偏离对这个事实的重要性的思考，即近几十年来所出现了对关注“心灵、精神和心理现象”的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极大兴趣。按照德里克·普赖斯对物理学家的估计，我们应该清楚在所有在世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家中超过90%的人仍然很活跃。对人及其工作的科学研究的这种巨大兴趣，是需要由科学社会学来解释的一个历史事实，但索罗金的宏观社会学观念不易于对之作出解释。

我们强调这一基本观点，希望不会引起误解。这并不是说，索罗金的宏观科学社会学在理论上不适宜对他的每一种重要文化类型中的思想和科学的各种发展作更详细的分析。这不是理论的不一致问题，而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类型问题，即这里所强调的那些类型，从宏观社会学观点分析就会被忽视。正是从这一方面讲，我们说索罗金的理论是一个基本近似的估计。我们认为，可以也应该通过深入地分析那些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人们的科学研究类型之间的联系，对它加以补充。

在索罗金对某一文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方式的长期和短期波动的探讨中，也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索罗金自然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心态的长期波动，他认为这是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础。但例如在其《动力学》第2卷第12章中，他也注意到表现在生物学中的原子论、活力论和机械论以及自然发生论、光学的微粒说和波动说这类科学理论中的短期变化，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些理论的不断变换，故也可注意短期波动。” ^[16] 但是这些短期的变化并没有引起索罗金的兴趣；他没有花力气去分析这些变化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尤其是，他注意到：“20世纪在机械论与活力论观念方面，似乎成了一个军事冲突的领域。这两种观念似乎是并行存在的，且二者似乎都很活跃。” ^[17] 此外，索罗金并没有考虑到运用其理论观点去分析这些相对立的生物学理论能在冲突状态中同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这明显的是微观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