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和局外人实际的思想交换，亦即各自采纳对方的观点，往往被那种通常伴随群体间冲突而出现的雄辩掩盖了。如果只听那种雄辩，我们也许会被说服以至相信，真的存在某种诸如“黑人的知识”、“白人的知识”、“男人的知识”以及“女人的知识”这类东西，这些东西不知怎么搞的，既不可通约又相互对立。然而，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界线的可渗透性，远远超出了这种情况所允许的程度。一般的竞争情况是这样，观念竞争的情况也是如此。相互竞争或彼此冲突的群体会接受另一方的观念和传统做法，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完全不相容的雄辩。即使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那些具有认识价值的观念的应用，也是与它们的初衷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家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地位，都利用了有关权力结构、合作、已建立的制度的反功能等等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发现。例如，内森·黑尔 [178] 虽然仍是局内人信条最能言善辩的倡导者，但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概念，以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当今这个时代，黑人管理的组织发现它们运转起来那么难。 [179] 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白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基本上是由黑人组成的有良好素质的机构。这具有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效果，因为如果你认为黑人不可能有好的银行，那么你就不会把你的钱存入这个银行。所有最出色的教授一有机会就会离开黑人的大学去白人的大学任教。甚至黑人也这样做。这就使你最初并不正确的预言变成现实了。” [180]
事实上，黑人学者和女性学者是在自我应验的预言的观念似乎能说明它们试图理解的条件时，才利用这个观念的。他们在利用它时，并没有反过头来考虑一下，既非黑人也非女性的学者们提出和发展这种观念时的那种功能上无关的环境。与之相关的是，白人男女社会学家在使用“无实质内容的地位”这个概念时，也并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概念是由黑人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发明的。 [181]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跨越群体和地位界线的观念的传播。在其一项相当精明的分析中，曼海姆阐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情况，即甚至能超越深刻的群体冲突的知识的产生和扩散：
综合的存在是由导致两极分化的同样的社会过程造成的；不同的群体根据“竞争以成就为基础”这个简单的法则，接受他们对手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成就……在有社会差异的思想过程中，即使反对者最终也会被迫采用那些最适用于某类既定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范畴和思维形式。在经济领域，竞争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一个竞争者不得不去赶超另一方的技术优势。完全相同的是，当群体为了使他们对现实的解释被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而进行竞争时，可能碰巧，其中的一个群体接受了对手的某些富有成果的假说或范畴——任何有希望使认识有收益的东西……［在适当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找到一个位置，以此为基点，可以设想双方的思想是部分正确的，同时也可以把它们解释为是某种更高级的综合的下属部分。 [182]
实质上，思想的交流过程的发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恰恰是因为彼此冲突的群体是互动的。例如，极端的局内人信条，对那些拒绝它的过分要求的黑人和白人社会学家的思维，有着一定的影响。思想冲突使他们对他们的论题的某些方面变得敏感了，若没有这种冲突，他们是不会重视这些方面的。
我将以所谓的社会虐待狂和社会学委婉表述的混合物作为实例，对这种互动导致的敏感加以说明。“社会虐待狂”绝非仅仅是一种比喻。这个术语词是指这样组织起来的一些社会结构，它们蓄意使特定的群体或阶层遭受痛苦、羞辱、苦恼和巨大的挫折。社会虐待狂不一定与在虐待中寻找性快感的心理倾向有关系。它是一组有目的、有社会组织并且周期性出现的情况，无论其历史根源多么不同，它所维护的社会进程是什么，它都会导致那些残酷的结果。
这种虐待型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被可称之为社会学委婉表述的见解所忽略。这个术语并不是指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情况，即完全用社会学语言来表达对这种结构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相反，它是指这样一种概念体系，一旦采用，就要求我们忽视诸如痛苦、苦恼、羞辱等等强烈的人类体验。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在分析方面很有用的概念，例如社会分层、社会交换、奖励系统、反功能、符号互动等，事实上恰恰从温和、不会使人受到惊扰、给人以抚慰等意义上讲，都是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我并不想说，社会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组成部分中必须清除那些不涉及感情的概念，而要充满那些伤感的和渗透着情感的概念。相反，我觉得应当注意，这些无感情的概念对于某些问题的分析而言是很有用的，它们也可用来使社会科学家不去注意痛苦和苦恼等强烈的感受，这些感受是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中获得的体验。通过筛除这些纯粹的人类体验，无感情的概念变成了社会学的委婉表述。
要解决社会学的委婉表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确，怀特海的误置具体情况的谬误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警告，这种谬误假设，我们用来考察不断涌现出的事件的特定概念，记录了它们的全部内容。像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所创造出的社会学概念，也并不是用来描述它们所指称的心理实在总体的具体情况的。但是，概念抽象已经为抽象的认识代价以及认识收益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生物学家保罗·魏斯已经提出了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一旦我们失去了关于不同特性的信息，我们怎么能恢复它呢？” [183]
不妨考虑一下已被确认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人们使用了从社会生活具体事物的某些要素和方面系统地抽象出来的温和的社会学概念。这只是向以下这个心照不宣的进一步假设迈出的一小步，即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概念的心理实在才是唯一值得理解的东西。那么，这就为看似很小但总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下一步提供了基础。社会科学家有时的做法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仿佛在他的分析资料中被忽视的实在的诸方面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就使得甚至最谨慎的社会科学家也常常把他们的概念和模型变成科学的委婉表述。
所有这一切隐含着一种讽刺：对于被证明具有理性威力的一组社会科学概念而言，如果人们计划用某些方法把握这些观念所忽视的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实在，并试图以这些方法阐述它们，那么这些概念的威力越大，它们对人们这种尝试的促进作用就越小。
我认为，有些（主要但不完全是黑人）社会科学家正在迫使其他（主要但不完全是白人）社会科学家注意社会学委婉表述的这种趋向。就我所知，没有谁像肯尼斯·克拉克这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可以理解，更多有特权的个人也许需要使他们自己躲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痛苦，这种冲突和痛苦产生于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加剧偏见的帮凶。有的人从不偏不倚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或心理的角度讨论令人烦恼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及经济剥削等问题时，仿佛这些顽固的问题并不涉及现实中的人类痛苦，这种倾向与肯定会被解释为是一种保护手段的经验证据相矛盾。” [184]
通过在科学问题的阐述中彼此吸收对方的观点，并找到一个互补的、部分一致的关注焦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就可以趋同，对于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很充分了。但是，使科学家对立，从而使学术争论转变成社会冲突的社会过程，往往把这些思想综合的潜力束缚住了。
当从社会冲突转变为学术争论这样一种相反的转变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每个群体的观点都采取十分认真的态度，从而仔细地考察而不是马上就拒绝它们时，就可以在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不同的优缺点之间进行权衡，以增加对社会生活合理和贴切的理解的机会。
如果我们的确在我们扮演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中为社会知识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应当重申一下，我们所有人在一种环境中是局内人，在另一种环境中又成了局外人），那么，这些贡献大概与长期以来区分的两种主要知识联系在一起，这种基本的区分由于人们含混地使用“理解”这个词而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用威廉·詹姆斯引自约翰·格罗特（他又引自黑格尔）的话说，这种区分就是“熟悉”与“知道”的划分。 [185] 一种意味着对描述性说明所表述的现象十分了解；而另一种意味着与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毫不“相似”的更为抽象的表述结果。 [186] 正如格罗特在一个世纪前注意到的那样，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包含着这种区分的成对的词：
也许可以证明，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中就存在着这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理解，这些理解有多种混和的形态。从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理由来看，一个群体经验的反思意义，对那些曾经有过部分或全部这类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但是，社会归属作用甚至不能在熟悉的意义上，保证可信的意识，尽管虚假的意识概念会使我们联想到这一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生态模式和过程，对那些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与局内人的熟悉相比，社会学的认识更丰富。它包含了一种对各种条件和人们参与其中但却不知道如何发展的复杂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在经验上是可证明的。要分析和理解这些，就要求有一种超越个人作为局内人或局外人之地位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人们要承担获得社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就应当非常公正，并且要有经过训练而获得的能力，从而无论这种分析对某个人的群体价值似乎意味着什么，他们都知道怎样收集和评价证据。
知识领域的其他属性，减少了局内人身份和局外人身份对思想产品的有效性和价值的实质意义。理性学科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所提出的证据规则，在用来评价某种特定的研究之前，就已经被采用了。这些评价理性工作孰优孰劣的标准，由于是对纯事实进行加工的人为产物，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适用范围也许就有所不同，而这本身就是研究的一道难题。但是，文化和科学制度中的自主性的界线意味着，与社会标准不同，判断那项工作的有效性和价值的理性标准，超越了无关的对群体的忠诚。接受技术标准并承认在科学和学问中要有诚实的态度，就超越了在社会归属及科学家和学者的忠诚中存在的差异。对理性价值的承诺，则减轻了群体导致的这样一些压力，即提倡以牺牲这些价值和思想产品为代价去争取群体的利益。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黑人从其古代的非洲起源直至今日的历史，他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在观察资料中列举了受群体影响的观点与学术的自主价值观相结合的实例。 [187] 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纪念马丁·路德·金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他注意到，作者和听众之间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异，事实上会在学术动机和取向方面造成深刻的分歧。富兰克林指出，黑人历史教师由于“受到被扭曲了的历史的伤害，他必须教育他那个种族的孩子”，是谁在19世纪带头消除了有人所说的“白人作家该做而不做和不该做而做的罪过，大部分白人作家似乎只为白人儿童写作”。 [188] 1915年创立的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以及一年以后由卡特·G.伍德森和他的同事创办的《黑人史杂志》（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就是W.E.B.杜波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开创性的修订努力的系统的体现。这种学问的制度化，有助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以及黑人史学家与白人史学家之间的知识传播和交换。用富兰克林的话说，对黑人历史的研究变得“受人尊敬了。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研究不仅会吸引大量天才的黑人学者为使美国史更为准确而参与它的修订工作，而且还会使许多最有才华的白人史学家加盟这个领域，因为这些人再也不能忍受有偏见的、充斥着一面之词的美国史了。这样，（我们只举四个例子）就有了弗农·华顿的《密西西比的黑人》（The Negro in Mississippi），肯尼思·斯坦普的《独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路易斯·哈伦的《隔离并不平等》（Separate but Unequal），以及温斯罗普·乔丹的《白人统治黑人》（White over Black），这些都是白人或黑人史学家在修订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方面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在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们也都成了美国黑人史的修订者。” [189]
这些努力最初只是为了反对“千篇一律、傲慢无理、苛刻挑剔、缺少民主以及泛滥着种族主义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愚昧无知、追求私利、沙文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美国白人群体并使之长久不衰，这些美国人此时此刻就可以说，他们不知道美国黑人有历史”。 [190] 然而，人们更需要的相反方向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其他的脱离学术标准的情况。富兰克林注意到，最近对美国黑人史的兴趣的“伟大复兴”，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已经表现得商业化了。“出版商铺天盖地出版着各种有关美国黑人历史的手册、文选、学习辅助材料、年鉴、文献以及教科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多得读不过来的书；说实话，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多得我们可能听不过来的黑人史作者；说实话，我们不需要听那么多的作者讲这个问题。” [191]
在以下论述中，富兰克林对超越局内人和局外人地位令人兴奋的、自主的和具有普遍性的标准，阐述得淋漓尽致：
奴隶制、不公正、难以形容的暴行、母亲出售婴儿、奴化教育、实施私刑、火刑处死、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等，都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爱国者们更喜欢奴隶制而不是自由，如果宪法的制定者们更急于把奴隶制而不是保护人的权利写进宪法，如果好不容易给予的自由在另一个世纪又被完全否定了，那么这些也会成为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公正地看待和实事求是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有勇敢的精神、巨大的勇气和未必会有好报的诚实。如果没有这些，对美国历史的重新评价就是不可能的，从而，允许讲授美国黑人的历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这种探讨取得了成功，那么任何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人，都可以撰写和讲授美国史和黑人史。因为对于讲真话来说，人的肤色是最无关紧要的。 [192]
尽管考克斯和弗雷泽在许多理论问题和经验主张方面有深刻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承认知识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尤其是他们一致认为，白人学者并没有被禁止为弗雷泽所说的“理解美国黑人的状况和命运”做出贡献。 [193] 弗雷泽注意到，认识到所谓的“压迫的标志”，恰恰“是两个白人学者的成果，他们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奴隶制的著作中，指出了美国黑人做奴隶时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他们的氏族组织被破坏时社会生活的毁灭，以及他们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时他们人格受到了剥夺”。 [194] 考克斯在对他所说的（从弗雷泽著作中推论出的）“黑人资产阶级学派”的强烈批评中，强调指出了这个学派含蓄的黑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歪曲了其工作性质。 [195]
现在也许已经很明显了，用于知识领域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自我例证的模式。以某一个身份（例如，美国人或尼日利亚人，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妇女）为基础的集体的整体，由于其成员的其他身份，总是存在着内部分裂的潜在可能性，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和学者共同体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科学家整体和学者整体复杂的社会差异削弱了他们对外在压力的反应，他们功能的自主性也会周期性地受到巨大的压力。使那种自主性变得脆弱或使自主性恢复活力的环境和过程，是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迈克尔·波拉尼在我们大部分人之前很久就已经认识到，正是那种自主性能够使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其他的忠诚：“已经知道尊重真理的人们会感觉到，他们有权利用真理去对付教他们尊重真理的社会。他们的确会要求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尊重真理，与他们的本意不同的是，他们的要求甚至会被那些同样具有这些基本信念的人接受。” [196]
像这样的文章本不需要什么结束语。不过，我在这里要说一句：局内人和局外人是合为一体的。你失去的只是你的主张，而你将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的理解。
[1] 本章的第一稿曾于1969年11月6日在庆祝印度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Bombay）社会学系成立50周年的研讨会上宣读。第二稿曾于1970年1月5日在（芝加哥的）罗耀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建校100周年座谈会上宣读，并于1971年3月25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西南社会学协会（Southwester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宣读。第三稿即现在这一稿，曾提交给美国社会学协会1971年9月1日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年会，并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科学社会学的一章》为题，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77（1972年7月），第9—47页；现获准重印。本文曾经沃尔特·华莱士和哈丽特·朱克曼严格审查，如还存在任何错误，当然应由我本人负责。在此，我谨向国家科学基金会表示感谢，他们的帮助像霍伦·W.法尔医学博士提供的另一种帮助一样，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2] 近年来出版的知识社会学界的著作和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著作铺天盖地，这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数量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或论文中的讨论都很重要，而且它们提供了必要的文献目录：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勒克曼的《现实的社会构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沃纳·斯塔克的《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库尔特·H.沃尔夫的《恩斯特·格伦瓦尔德与知识社会学：解释中的共同冒险》（“Ernst Grünwald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Collective Venture in Interpretation”），原载《行为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1965年）：第152—164页；以及詹姆斯·E.柯蒂斯和约翰·W.皮特拉斯的《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and Washington：Praeger，1970）。自1959年国际社会学协会以“社会学的社会背景”为主题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以来，知识社会学在特殊的社会学个案中的应用本身，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其主要的个案可参见：阿尔文·W.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罗伯特·W.弗里德里希的《社会学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70）；以及爱德华·A.蒂尔亚奇安主编的《社会学现象》（The Phenomenon of Sociolog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71）。
[3] 这一段论述的是，促使人们增加了对知识社会学的兴趣的条件，以及有助于解决这一领域中派生出来的理论分析问题的条件，该论述并不是专门为此章写的。它主要取自我的一篇论文，该文发表在乔治斯·古尔维奇和威尔伯特·E.穆尔主编的《20世纪的社会学》（并且作为本书的第一章重印——编者）。由于群体成员和非成员的认知取向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我需要参照一下我的著作。
[4] 参见他的《个人知识》，《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科学、信仰与社会》（Science，Faith 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以及《心照不宣的范围》（The Tacit Dimens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
[5] 经过数年的努力，波拉尼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论题，他提出的一种模型涵盖了不同思想学科种种相互交叉的认识结构和社会结构，从而为科学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约翰·齐曼在《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8）中对这些问题作了精彩的评论，唐纳德·T.坎贝尔［见《学科种族中心主义与完备知识的鳞状模型》（“Ethnocentrism of Disciplines and the Fish-Scale Model of Omniscience”），载于马扎弗·谢里夫和卡罗林·W.谢里夫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关系》（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hicago：Aldine Press，1969）］在发展他的交叉学科的鳞状模型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典型的坎贝尔式的（亦即富有想象力的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6] 波拉尼：《人的研究》，第68页。
[7] 马克思的著作中贯穿着关于无产阶级在认识社会历史的真理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论述。有些重要的讨论，可参见例如他的《哲学的贫困》（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ress），第125—126页。乔治·卢卡奇也从这些方面对马克思的思考进行了论述，尽管他自己在其经典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reprint ed.，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1）中否认了这一点，但他的论述还是很重要的；尤请注意第47—81页和第181—209页。
[8] 参见他的《国民政治教育》（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Leipzig：Armanen Verlag，1935）。
[9] 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38—541页。
[10] 转引自约翰·H.邦泽尔（John H. Bunzel）：《旧金山政府中的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原载《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13（1968年秋季号），第32页。
[11] 实际上，这个年龄地位的个案与其他先赋地位的例子有着结构上的区别。这是因为，即使在这个生物技术先进的时代，有些男人变性成为了女人，有些女人变性成为了男人，由通常的性的先赋地位向后致地位转变的例子，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但是与性和其他先赋地位相比，相对长寿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在他们自己不可抗拒地增长的年龄组的范围内）体验了每一个连续的年龄地位。那么，基于一种强有力的局内人信条，也许甚至可以证明，年老的社会科学家比很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更能理解其他不同的年龄地位。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本书第二十二章中有关科学家生命周期中互补角色重演的概念，以此作为背景材料。
[12]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定类型的个案融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类型之中，因为社会学家（或医生或物理学家）的地位是纯粹的后获地位而不是先赋地位，这种地位是以功能相关的专门知识为前提的。
[13] 我要感谢哈丽特·朱克曼的这些关于先赋地位的新资格主义的见解。迈克尔·扬的《精英教育的兴起：1870—2033》（Rise of Meritocracy，1870—2033，London：Thames & Hudson，1958）中有关于精英教育的可靠的原始资料；关于教育资格主义的反功能，可参见S. M.米勒和帕梅拉·A.罗比的《不平等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eq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0），第6章。
[14]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当极端的局内人的观点从一种由（被当作是已证明的真理的）诸多假设构成的学说，转变成一组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在理性探索中的不同角色的问题时，在把先赋地位作为资格基础的假设与把后致地位作为资格基础的假设之间，尽管不一致，但是会出现趋同现象。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文化或亚文化中的早期社会化能使人更快地获得某些认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以这种或那种知识领域中的专业训练为代表的成人社会化，使人更有可能获得其他某些认识。
[15] 约瑟夫·阿伽西［参见《优先获取》（“Privileged Access”，原载《探索》（Inquiry）12（1969年冬季号），第420—426页）］提醒我们，“方法论唯我主义”这个术语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引入的，用以指被称之为感觉论的知识论：“这种学说即：所有关于世界的和关于个人自己的知识都源于感觉。”人们真正知道的就是人的主观经验，这一信条有时被描述为“以我为中心的困境”。
[16] 我在本文的第一稿已经注意到，例如，印度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遭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而且全部是外来的社会科学家的攻击，这些外来的社会科学家对印度问题的研究是短暂而肤浅的；参见《局内人和局外人》，见A.R. 德赛主编的《不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论文集》（Essays on Modern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Bombay：Thacker，1971）。
[17] 参见《黑人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Black Social Science”），原载《黑人学者》1（1969年12月），第35页。
[18] 《黑人学者论著中的“社会倾向”》，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49（1944年冬季号），第302—315页。
[19] 参见韦伯的《科学论文集》［1922；reprint ed.，Tubingen：J. C. B. Mohr（P. Siebeck），1951］，第146—214页。
[20]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民俗论》（Folkways，Boston：Ginn & Co.，1907），第13页。
[21] 唐纳德·P.肯特和罗伯特·G.伯奈特（Robert G. Burnight）［《复合社会中的群体中心论》（“Group Centrism in Complex Societie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57（1951年11月），第256—259页］引入了他们的一个很有用的术语 “异己文化中心论”，用以指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的基本的而且是赞同的倾向，从而保留了萨姆纳没有实用价值的这种做法，即在一个概念中把中心地位与评价不成熟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坚持在分析上把它们区别开来。把“异己文化中心论”当作一个一般的词，同时，在分析上区分用“亲外”这个词所指的赞成非隶属群体的倾向（就像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对黑人的那种倾向），以及用帕累托的“恐外”这个词所指的否定非隶属群体的倾向，就可以从用语上发现分析的差异。有关对非隶属参照群体（意指局外人的一个概念）不断增长的理论兴趣，可参见赫伯特·H.海曼的《参照群体》，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3卷；以及罗伯特·K.默顿和艾丽斯·基特·罗西的《对参照群体行为理论的贡献》，见R. K.默顿和P. F.拉扎斯菲尔德主编的《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现已绝版，但该文在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重印）。这种兴趣的不断增长，以及在我们的时代种族中心主义和异己文化中心论的传播得到了加强，使异己文化中心论这个术语比以前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它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基本消失了，而20多年以前，它恰恰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先出现的。据我所知，只有卡普洛和霍顿大量使用了这个术语，但他们的奇怪行为只是使它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变得更突出了；参见西奥多·卡普洛：《组织原理》（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4），第216页，以及保罗·B.霍顿：《社会学与保健学》（Sociology and the Health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65）。
[22] 见《沙文主义》（“Chauvinism”），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37），第3卷，第361页。
[23] 现在流行的局内人主义主张还不能与那时的沙文主义分庭抗礼。有关所收集的这些文献，可参见加布里埃尔·佩蒂特莫里斯·勒德特的《德国人与科学》（Les allemands et la science，Paris，1916），皮埃尔·迪昂的《德国科学》（La science allemande，Paris：Hermann，1915），赫尔曼·克勒曼的《思想战》（Der Krieg der Geister，Weimar，1915），以及卡尔·赫尔克霍夫的《反对德国科学之战》（Krieg gegen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Halle，1933）。
[24] 这并不是指对事实的预见。E.富兰克林·弗雷泽反复阐述了这个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我则考察了这个模式与自我应验的预言的关系；参见弗雷泽：《美国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acmillan，1949）、《黑人资产阶级》（Black Bourgeoisie，New York：Free Press，1957），以及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85页。
[2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Halle：Max Niemeyer，1927），卡尔·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第196页及以下诸页中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并对它进行了讨论。
[26]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05—406页。
[27] 引自《国家问题》（“The Nation’s Problem”），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贝瑟尔文学与史学学会（Bethe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ociety）会议上的一篇演讲，现发表在霍华德·布罗茨主编的《黑人的社会政治思想》（Negr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66）一书中。(www.xing528.com)
[28] 在这里不适宜讨论确认群体界线、群体成员的标准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成员和非成员等理论问题。有关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338—354、405—407页。
[29] 参见科林·威尔逊：《局外人》（The Outsider，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6）；戴维·里斯曼、吕埃尔·丹尼和内森·格拉泽：《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唐·K.普赖斯：《科学财产》（The Scientific E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第83—84页；以及霍华德·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社会学研究》（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Free Press，1963）。
[30] 黑人妇女定期报道的关于黑人解放运动的认同与妇女解放运动的认同之间的冲突，例如，玛丽·梅本［莉莎］与玛格丽特·斯隆［在为格洛里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的辩护中］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地位集相互交叉的社会学事实。玛格丽特·斯隆的亲身体验就是应付这些因结构而导致的冲突问题的集中体现：“我在帮助兄弟们认清这一点，即作为黑人妇女，我们不能允许黑人男子像白人男子这些年来一直对待他们的妇女那样对待我们。”［《姐妹们，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What We Should Be Doing，Sister”）《纽约时报》1971年12月8日，自由论坛版］
[31] 参见雪莉·奇泽姆：《种族主义与反女权主义》（“Racism and Anti-Feminism”），原载《黑人学者》1（1970年1—2月）：第40—45页；以及琳达·拉吕：《黑人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The Black Movement and Women’s Liberation”），原载《黑人学者》1（1970年3月），第36—42页。
[32] 托尼·凯德主编：《黑人妇女文选》（The Black Woman：An Anthology，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0），第9页。
[33] 托尼·凯德主编：《黑人妇女文选》，第167—168页。
[34] 格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Soziologie，Leipzig：Duncker und Humblot，1908），第403—454页；也可参见刘易斯·A.科瑟尔：《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5），第18—20页。
[35] 在这里不适宜对地位集的动态分析加以概括，这种分析所探讨的是关键的（支配的、中心的、显著的）地位的变化和使地位发挥作用的条件，在默顿未出版的演讲集（1955—1957年）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关于地位集尤其是功能不相关的地位的动态观念的恰当运用，可参见辛西娅·爱泼斯坦的《女人的地位：职业生涯中的选择和限制》（Woman’s Place：Options and Limits in Professional Care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尤其是第3章。
[36]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译者）。有关马克思和索罗金对观念子系统部分自主性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书第1章和第6章。关于戈登·W. 奥尔波特所提出的心理学中的功能自主性的一般概念，可参见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5—16页的讨论和附注；关于社会学中的功能自主性，可参见阿尔文·W. 古尔德纳的《功能理论中的交互性和自主性》（“Reciprocity and Autonomy in Functional Theory”），见L. Z.格罗斯主编的《社会理论论丛》（Symponium on Social Theory，Evanston，Ill.：Row，Peterson，1958），以及古尔德纳的《组织分析》（“Organizational Analysis”），见罗伯特·K. 默顿、伦纳德·布鲁姆和小L. S. 科特雷尔主编的《今日社会学》（Sociology Today，New York：Basic Books，1959）。
[37] 马丁·基尔森：《黑人研究运动：对视角的一种辩解》（“Black Studies Movement：A Plea for Perspective”），原载《危机》（Crisis）76（1969年10月）：第329—330页。
[38] 丹尼斯·朗：《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观念》（“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评论》26（1961年4月）：第183—193页。朗的论文很重要，它系统地阐述了把结构位置与个人行为视为同一的观点的理论缺陷。但有时候，他又在宣扬早已改变了的观点。在某些形式的结构分析中有这样一种信条，即认为社会位置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不同群体之间视角和行为方面的有某种模式的差异，但它同时仍然承认群体内部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可变性，因而承认，结构相似的群体在视角方面和行为方面有相当大的重叠部分。有关社会学中结构分析的一般取向，可参见菲利普·巴巴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社会学结构分析的解放》（“Social Struc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The Emancipation of Structural Analysis in Sociology”），原载《探索》11（1968年）：第40—84页；结构分析体现了社会位置与实际行为或视角的根本区别，有关这种区别的专业术语方面的线索，以及有关“社会结构产生压力”和结构“趋向于” 导致认知视角的形成并促成行为的理论表述，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75—278页，随处可见。典型的例子有：“不同职业的人趋向于参与社会的不同部分的活动，分享行使不同份额的已被承认和未被承认的权力，并且用不同的观点看待世界；”（同上书，第180页）“我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某些社会结构怎样对社会中的一些人产生压力，迫使他们去做遵守规范而不是违背规范的事。如果我们能够使群体特别服从于这些压力，那么可以料想，我们会发现那些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同上书，第186页）。
[39] 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1937年获得世界最重量级冠军，并把冠军头衔一直保持到1949年退出拳坛。——译者
[40] 德国职业拳击运动员，曾获1930年世界最重量级冠军。——译者
[41] 有关界线改变的综合论述，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338—342页，以及第479—480页。显然，爱因斯坦对境遇决定群体界线的变化很感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互仇视远未消除的时候，爱因斯坦有一次（1919年11月28日）在写给伦敦的《泰晤士报》的一篇声明中，对这个论题略微作了一些改动：“《泰晤士报》对我和我的情况的介绍，说明作者很有趣，突发了奇想。通过使相对论适应读者的口味，我现在在德国被称作德国科学家，而在英国，我被描述成一个瑞士犹太人。假如最终我被看作是一个‘bête noire（讨厌鬼）’，那么对我的描述就会颠倒过来，对德国人来说，我将成为瑞士犹太人，而对英国人来说，我将成为德国人”［引自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的生平和他的时代》（Einstein：His Life and Tim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第144页。
[4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10、139、232页。
[43] 有关有效性的社会结构根据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60—562页。
[44] 感谢唐纳得·N.赖文［《格奥尔格·西美尔论个性和社会形式》（Georg Simmel：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em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xxiii）］，我从他那里得知，人们常常把这个格言及其对社会认识论的意义，归功于韦伯，由于疏忽，我犯了一个把复制品当成原作的错误：把某个新颖的思想或论述归功于第一次向我们介绍它的作者，而实际上那个作者只是采用了那种论述或者使它重新流行起来，该作者（以及其他熟悉同样传统的人）知道首创者是另外一个人。最初，我是在韦伯1913年发表的论述理解社会学范畴的基础性论文中偶然碰到这个格言的。在那段话中，他为了自己的分析，以通俗的方式使用了此格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并非一定要成为凯撒才能理解凯撒。’”莱文对此作了一点改动，我现在发现，韦伯更早使用这个格言是在1903—1906年（《科学论文集》，第100—101页），他从西美尔的《历史哲学问题》（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引用了这句格言，而且他很钦佩西美尔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理解理论彻底改变的开端。韦伯非常恰当地为解释西美尔使用这个格言的一般意义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注，他像我们这里看到的那样引用了这个格言，但把西美尔修饰的部分略去了：“要理解路德并非一定要成为第二个路德。”在其晚期的著作中，韦伯在考察其他人活动的可理解性问题时使用了这个格言。
[45] 参见《科学论文集》，第428页。韦伯在引用了关于凯撒的格言之后，进一步描述了它在编年史方面的意义：“否则，一切历史的编纂都是无意义的。”
[46] 这里引用的这段话的原文，最初发表于1949年，后来又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63）中重印；引文见该书第16页。
[47] 参见西美尔：《社会学》，以及许茨：《陌生人：社会心理学论文》（“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49（1944年5月），第499—507页。这样比喻是很恰当的，即西美尔也许已经与作为局外人的陌生人的角色协调起来了。因为正如刘易斯·科瑟尔业已指出的那样，西美尔的社会学研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作为“学院中的陌生人”的角色的影响；参见《格奥尔格·西美尔》，第29—39页。
[48] 格奥尔格·西美尔：《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Free Press，1950），第404—405页，该书由库尔特·H.沃尔夫翻译、编辑并作序。
[49] 许多这类研究显然是以西美尔对陌生人的角色和功能的形象的描述为出发点的。在大量而且是迅速增加的关于社会科学实地考察的著作中，我只引用了很少一部分，这些著作从试图以不同方法分享局外人作为观察者和解释者的角色。有关前些年对“陌生人的价值”的讨论，可参见O. A.厄泽尔：《作为社会研究方法的协同工作和功能扩散的价值》（“The Value of Team Work and Functional Penetration as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见F. C.巴特利特、M.金斯伯格、E. J.林德格伦和R. H.索利斯所编的《社会研究》（The Study of Society，London：Kegan Paul，1939）；S. F.纳德尔：《社会人类学的访问技巧》（“The Interview Technique in Social Anthropology”），同上书；罗伯特·K.默顿：《有组织的社会中实地考察的若干问题》（“Selected Problems of Field Work in the Planned Community”），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2（1947年6月），第304—312页；以及本杰明·D.保罗：《访问技巧与实地关系》（“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Field Relationships”），见A. L.克罗伯主编的《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关于近年来对作为观察者的陌生人的适应参量的研究，尤请参见丹尼森·纳什想象力丰富的分析［《作为陌生人的人类文化学家：知识社会学论文》（“The Ethnologist as Stranger：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原载《西南人类学杂志》（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1963年），第149—167页］，以及大量有关女人类学家的性别角色对她们获得实地考察数据的影响的论文［例如，佩吉·戈尔德主编的《在野外工作的妇女》（Women in the Field，Chicago：Aldine Press，1970）］。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在理解复杂的公共官僚制组织方面的角色的比较问题，可参见默顿简洁而概括的解释［《知识分子在公共官僚组织中的角色》，原载《社会力量》23（1945年5月），第405—415页］，以及查尔斯·弗兰克尔综合而详细的论述［《热衷雾谷：一个局外人对政府内部的考察》（High on Foggy Bottom：An Outsider’s Inside View of the Government，New York：Harper & Row，1969）］。
[50]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35；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5），第1卷，第332、360—361页，第18章各处，第368页，第358页注，第373—374、358—359页以及第335页。托克，维尔还假设，“命运的压迫”使得把黑人变为奴隶“没有需要”，而且，“陷进这种灾难的黑人，对他们的不幸处境只是刚刚有所感觉”，以至于相信“甚至思考的力量……［是］上苍无用的恩赐”（同上书，第1卷，第333页）。这种对使人丧失人性的压迫之结果的评论，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在评论这段话时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还是有点正确的”［《种姓、阶级和种族》（Caste，Class and Race，New York：Doubleday，1948），第369页注］。
[51] 冈纳·默达尔：《美国的二难推理：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s.，1944），第xviii—xix页。
[52] 参见J.S.雷丁：《评论》（“Review”），原载1944年3月20日出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第384—386页；罗伯特·S.林德：《我们民族精神的禁锢》（“Prison for Our Genius”），原载1944年4月22日出版的《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第5—7页，第27页；弗兰克·坦南鲍姆：《美国的二难推理》（“An American Dilemma”），原载《政治科学季刊》59（1944年9月）：第321—330页；以及考克斯：《种姓、阶级和种族》第23章。
[53] 托马斯·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杰克逊·I.科普（Jackson I. Cope）和哈罗德·琼斯编［1667；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第391—393页。
[54] S. C.吉尔菲德：《发明社会学》，第88页。
[55] 《医学中的角色与创新》（“Role and Innovations in Medicine”），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65（1960年5月），第557—568页。
[56]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遗传学的概念体系》（“Das Bergriffsschema der Molekular-Genetik”），原载《新利奥波丁通报》（Nova Acta Leopoldine）26（1963年），第9—16页。
[57]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刚刚逝去的往事》（New York：Oxford，1969），第84页。也可参见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作为局内人的局外人》（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New York：Harper & Row，1968）。
[58] 参见《内森·黑尔采访记》（“Interview with Nathan Hare”），原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22（1967年5月）：第64—68页。
[59] 在其他论述中，黑尔把一些“黑人权贵”的信念看作是自我应验的预言；参见他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Black Anglo-Saxons，London：Collier-Macmillan，1970），第44页。最近一本有关新老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也注意到：“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证明存在着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成分：当一个组织统治另一个组织时，掌握权力的群体最多只会勉强同意放松它的控制。因此，为了保持妇女的‘地位’就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论，它们假设她的地位是天定的。”［朱迪斯·霍尔（Judith Hole）和埃伦·莱文（Ellen Levine）：《女权主义的复兴》（Rebirth of Feminism，New York：Quadrangle Books，1971），第193页］
[60] 黑尔：《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第65页。
[61] 参见《黑人资产阶级》。
[62]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第221—223页。
[63] 保罗·魏斯：《一加一不等于二》（“One Plus One Does Not Equal Two”），见《科学之门内外》，（Within the Gates of Science and Beyond，New York：Hafner，1971），第213页。
[64] 肯尼斯·克拉克：《黑暗的少数民族集居区》（Dark Ghetto，New York：Harper & Row，1965），第75页。
[65] 参见威廉·詹姆斯：《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1885）；New York：Longmans Green，1932），第11—13页；约翰·格罗特：《哲学探索》（Exploration Philosophica，Cambridge：Deighton，Bell & Co，1865），第60页；乔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2d rev. Ed.（1807）；New York：Macmillan，1961）。黑格尔在他的格言中偶然提到了这种区分：“熟知之所以不是真知，就在于它是熟知。”波拉尼，主要在他“心照不宣地知道”的构想中，为综合这些理解模式作出了重大努力；参见他的《人的研究》和《心照不宣的范围》。
[66]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45页。
[67] 也许，富兰克林丰富的著述中最著名的就是《从奴隶到自由：美国黑人的历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7），现已出了第3版。
[6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Negro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69），第4页。
[69]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5—6页。
[7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9页。
[7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10—11页。
[7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14—15页。
[73] 参见考克斯的《种姓、阶级和种族》，以及他为黑尔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写的序言；也可参见弗雷泽的《黑人资产阶级》和他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失败》（“Failure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此文见G.富兰克林·爱德华兹所编的《富兰克林·弗雷泽论种族关系》（E. Franklin Frazier on Race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74] 弗雷泽：《黑人知识分子的失败》，第272页。
[75] 考克斯为黑尔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写的序言，第15—31页。
[76] 波拉尼：《人的研究》，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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