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信条的强硬型观点，在认识论上要求垄断某种知识，这种要求与漫长的思想史的史实是背道而驰的。不必追溯到更远，从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起，知识界的学者们就强调对群体的忠诚对人类理解力有不良影响。在培根谈到的四种幻象（或者，错误见解的根源）中，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第二种，即洞穴幻象。培根套用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的那个洞穴寓言，试图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最直接的社会怎样严重地限制了我们要了解的东西，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了解它。受我们群体惯例的制约，我们维护公认的观点，而曲解我们自己的感受以便使它们与这些观点相一致，从而被无知控制并被引向了谬误，而我们却褊狭地把这些谬误误认为是真理。只有当我们从这个洞穴中逃出、扩展了我们的眼界时，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知识。言外之意，只有随着变迁和多群体的归属，打破偶像，我们才能消灭洞穴幻象，抛弃我们自己群体虚妄的信条，从而才更有希望接近真理。在培根看来，热衷于自己理想的局内人很容易患这种洞穴近视症。
在这种构想中，培根很典型地只注意了群体归属对于知识有反功能。因为在他看来，要获得可靠的知识，就需要抛弃迷信和偏见，而这些东西都源于群体，因此培根不会去考虑社会位置可能有这样的功能，即提供观察的可能性和获得特殊知识的途径。
社会学的奠基者们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反驳了强硬型的局内人信条，但并没有陷入相反的同样错误，即提倡强硬型的局外人信条（这种信条也许认为，只有局外人才能获得不带群体偏见的关于群体的知识）。
在对历史理解的讨论中，人们探讨了古代的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问题。因此，先是西美尔，随后是韦伯，反复而明确地采纳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格言：“要理解凯撒，你并不一定非得成为凯撒。” [164] 他们提出这种主张，就是拒绝了极端的局内人信条，这种极端的信条实际上断言，要理解凯撒，你就必须得成为凯撒。同样，他们也拒绝了极端的局外人信条，即要理解凯撒，你就绝不能成为凯撒。
西美尔和韦伯的见解与局内人信条的内在意义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意义超出了该信条现在强调的范围。热衷于自己理想的局内人论证说，只有作为成员参与群体生活的人才能获得对它的可靠理解。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正如韦伯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 [165] 这个信条对所有历史著作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如果直接参与群体生活是理解它的必要条件，那么，只有这样的当代史才算得上是信史：它由诸多片段组成，因为参与了这段历史的人不可避免地把它分割成了有限的部分，并且它必须由完全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写成。热心的局内人准备的文献不仅构成了原始的历史材料，而且对于历史来说它们就是一切。但是，当历史学家决定写不是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时，即使最热衷的不同国家、性别、年龄、种族、少数民族或宗教的局内人，也就成了局外人，他会被断定是无知或是有谬见的。如果局内人能够知道或理解，那是因为他实际处在那个环境中——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尤为重要的是，处在实际角色的位置上。如此说来，就要永远禁止所有历史学家去写时间和空间离他们都很遥远的历史，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史学家，是年长还是年轻的史学家，也无论他们是男史学家还是女史学家。
大约20年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谈到另一种关系时注意到，历史学与人种起源学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他观察到，这两个对象：
与其他的社会而不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相关。这种他在性是由于在时间上有间隔（无论多么微小），还是由于在空间上相距遥远，或者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与看法的相似比较，都属于次要的问题。所有史学家和人种起源学家所能做的，并且我们都希望他们做到的就是，把某种特殊的经验扩大到更普遍的范围，从而成为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代的人也能获得的经验。要想实现这一点，史学家和人种起源学家就必须具有同样的素养：有技巧、讲究精确、能进行富有同情心的探讨并且处事客观。 [166]
当然，我们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人种起源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要求的这些特质是否局限于或大部分集中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中？西美尔以及他之后的许茨和其他人，考虑了陌生人继续实现的局外人的角色。 [167] 西美尔很奇怪地让人联想到并不难理解的培根学说，他以这种方式阐述了以下这个命题：陌生人由于不受对群体承诺的束缚，很容易扮演相对客观的调查者的角色。西美尔注意到，“他在实践和理论上束缚更小，对外界情况的研究也更少偏见；他评价这些情况的标准是更具普遍性和更客观的典型；他的行动不会受习惯、虔诚和惯例的制约”。 [168] 最重要的是，西美尔在这里放弃了培根简单的构想，陌生人的客观性“并不仅仅包括不主动参与和处事超然；它是疏远和接近、中立和卷入构成的一种特殊结构”。陌生人发现，群体所熟悉的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陌生，他因此受到激励，从而提出一些局内人不太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对此进行探讨。
西美尔常常有一些创新的思想，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当事者在获得完善的新知识中所扮演的角色，近年来人们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对人类学和社会学实地考察工作者的大量研究，探索了局外人作为观察者的优势和局限性。 [169] 甚至现在，局内人观察者和局外人观察者的资金平衡表看起来都是相似的：这二者有各自的资产与负债。
除了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局外人在社会和历史研究中可能的不同角色之外，也可把这种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作为恰当的“临床个案”加以考察。因此，有人论证说，在历史和社会学问题方面，局外人也许实际上能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出版了，不久，它就因是一部由“有造诣的外国人”完成的杰作而受到人们的喝彩。托克维尔本人表达的观点是，“有些实情美国人只能从陌生人那里了解”。这些情况包括，他所描述的对大多数见解实行的高压统治，以及那种特别的分层体系，这种分层体系甚至在那时对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还存在着普遍的偏见，而这会使“美国人在他们的幸福中感到不安”。（写这句话的是托克维尔，而并非加尔布雷斯。）尽管如此，这个最有洞察力的局外人并没有设法超越他在这个国家所遇到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信仰和神话。
托克维尔谴责了英裔美国人，因为他们的“压迫一下子就把非洲人后裔的人类特权几乎全部夺走”；他描述说，蓄奴制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并且论证说，在北方废除奴隶制“是出于白人的利益，而非是出于黑人的利益”；他确定了受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标志以及他们的白人压迫者的标志；他注意到，在那些已经废除了蓄奴制的州中还存在着计划用来压制“不幸的黑人”的“法律的肆虐”；在评论中，他近乎注意到了自己实现启示的作用：“为了使白人放弃他们认为黑人的智力和道德均不如古代奴隶的观点，黑人必须转变，如果不能转变，白人的这种观点仍将存在下去”；在以下论述中他还有一种近似相对剥夺的思想：“还有一个关于相对公正的重要原则，牢固地扎根于人心之中。人们有感于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大大甚于不同阶级之间出现的不平等”；尽管进行了这些观察和判断，这位天才的局外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与他那个时代相应的学说，即种族不平等“看来是以自然本身不可改变的规则为依据的”；在结束这一系列论述时，我们再谈一点，即他还假定了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个事实并不令人忧虑，相反却是可以理解的：“黑人希望同欧洲人混成为一体，但他们没有能够办到。” [170] (www.xing528.com)
用不着像一个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做的那样，混淆时代，要求这个局外人（他毕竟记录了他在19世纪30年代中叶所观察到的情况）有完全是先见之明的判断，我们依然能够注意到局外人的角色并不能保证某人一定能摆脱某个集体的神话，同样，局内人的角色也不能保证某人对其社会生活和信仰体系有可靠的洞见。
在托克维尔这个个案中，无计划环境究竟是什么样，这一点后来一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人们假定，局外人相对来说不偏不倚，因而邀请他们去观察社会制度和文化。例如，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卡内基促进教育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找人调查医学院校的情况，结果，在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承认以前从未进过医学院校后，该基金会便指定他去做这项工作。选择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他偏巧写了那份严厉的报告，该报告在当时对转变美国的医学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为了寻找一位也许能对美国黑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卡内基公司决定从“知识和学术水平都很高但又没有帝国主义背景或传统”的国家找一个局外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选更合适一些。当然，这两个条件立刻就把搜索范围缩小了。看来只有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符合条件，最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冈纳·默达尔被选中了。在《美国的二难推理》的序言中，默达尔回顾了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地位，用他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黑人—白人社会中那些紧张情况的折磨”，而且，“作为一个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更意识到了在我们对黑人问题的科学讨论中，人的估价在各处渗入的程度。” [171]
对这部著作的评论，反复地提到了默达尔因为是局外人而对令人迷惑的忠诚所采取的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的程度。例如，J.S.雷丁写道：“作为一个欧洲人，默达尔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美国情感。他的事实和说明切中要害。”另一位作者罗伯特·S.林德认为，这个局外人的主要优点就是，他可以无拘无束地查明真相而“根本无须附带考虑什么在政治上有利”。我要列举的第三位评论者是弗兰克·坦南鲍姆，他注意到，默达尔把“客观性引入了对美国生活特有的弱点和缺点的看法之中。他作为一个局外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客观性，对于一个在美国背景中培养出来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后来对默达尔著作的批评，其中著名的有考克斯的综合性的批评，也没有把解释方面的错误归因于他是一个局外人。 [172]
对默达尔事件有两点应当注意。第一，在评论者们的判断中，绝没有排除局外人理解异己社会的可能性，相反，他们认为局外人有能力对异己社会提出必要的见解。第二，默达尔需要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眼光，他在研究中特意把E.富兰克林·弗雷泽、阿诺德·罗斯、拉尔夫·本奇、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奥托·克林伯格（Otto Klineberg）、J.G.圣克莱尔·德雷克（J.G. St. Clair Drake）、盖伊·B.约翰逊（Guy B. Johnson），以及多克西·威尔克森等黑人局内人和白人局内人吸收到他的合作圈子中，致力于黑人的生活与文化以及种族关系的研究。
应当注意，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的科学、技术和学术领域扮演了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相关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例如，早在17世纪以前，皇家学会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就认为：“显然，有些发明了某些手艺的人，并没有在与他们的发明类似的行业中受过训练，正是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种类的产品。我要举三个例子：印刷术、黑色火药和凸染。”斯普拉特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局外人在发明方面的优势，他得出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科学依据的结论：“在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常常最活泼的孩子，往往会成为不法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因此，在智慧的产生过程中，人们在其他行业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业产生的智慧往往是最有活力、最机智的。” [173]
在我们的时代，吉尔菲兰报告说，“主要的发明都是由并非刻意选择这个行业的人做出的，只有一小部分完善的发明是由局内人做出的。” [174] 在最近更精确的研究中，约瑟夫·本-戴维 [175] 发现，科学研究的职业化“本身并没有减少局外人在各个科学领域中进行创新的机会”。马克斯·德尔布吕克本人是分子生物学之父，他注意到了一个特定领域的局外人的特殊情况，即“尽管核物理学完全是在学术研究机构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分子生物学几乎完全是局外人的产物，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微生物学家、数学家以及工程师们的成果”。 [176]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位有深邃洞察力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历史：刚刚逝去的往事》（History：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中指出，正是背井离乡的、一度是局内人后来又变成局外人的人，“也许能用一种‘不属于这个家族’的人的眼光看待他以前的经历。”他提醒我们，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多次说过，正是他长期的放逐生活使他能够“看到事物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伯罗奔尼撒人，另一方面是雅典人。” [177]
这种累积的关于不同思想和制度的观点，（有必要尽可能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建议用一种极端的而且同样脆弱的局外人的信条，取代极端的局内人信条。它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完全改变原来的问题。我们不再问：局内人或局外人是否垄断了社会知识或者能够优先获取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开始考虑他们在探索真理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和互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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