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来看，这一点应当是很明显的，即我采用了一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结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局内人是特定的群体和集体的成员，或者，是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的人；局外人是非成员。 [148] 与尼采、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萨特、加缪（Camus）赋予局外人的各种含义相比，或者与科林·威尔逊对局外人的理解相比，这种结构概念更接近萨姆纳在其《民俗论》中的用法，而不同于里斯曼、丹尼以及格拉泽、普赖斯或者霍华德·贝克尔的用法。 [149] 也就是说，在这里，局内人和局外人被定义为社会结构范畴，而不是定义为提供内部消息的人或经过特别传授的秘密知识的占有者，也不是定义为以异化、无根状态或违背规则为标志的社会心理学样本。
从结构角度看，我们所有人当然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既是某些群体的成员，往往又不是其他群体的成员；因此，我们具有某些身份，而这些身份不允许我们具有其他同类的身份。这种社会结构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但是它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认识论学说的意义显然还不太清楚。此外，这些信条不应当像它们通常那样预先假定，根据单一的社会地位、社会范畴或社会群体的归属关系，根据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30岁以下还是年龄更长者，或者逐一地而不是连带地选取几个这样的范畴，就可以充分确定人在出现了社会分化的社会中的位置。因为这样就忽略了社会结构的这个关键事实，即个人所拥有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地位而是一个地位集：这是一组不同的相互关联的地位，它们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他们的视角。
与一度被看做是单一的地位形成对照的是，这种地位集的结构事实给全体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社会认识论学说带来了严重的理论问题。在某一总体中，地位集的排列意味着拥有某些地位而不是别的地位的个人的总和；或者，从相互联系的观点看，他们常常是同时作为局内人和局外人彼此对应的。因此，如果只有白人才能理解白人，只有黑人才能理解黑人，并且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男人，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那就会导致一个严重限制这两个前提的悖论：因为这样就含蓄地证明，由于宣称白人妇女不适宜理解白人男子，黑人男子不适宜理解黑人妇女， [150] 以及诸如此类的地位子集的各种组合，有些局内人就不能理解其他局内人。
无论是为按照某个单一的基本标准定义的不同等级集团间的分裂进行辩护，还是预言这些集团（撇开它们内在的分裂不谈）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团结一致，根据同时享有但又彼此排斥的地位集进行结构分析，将肯定不会有什么错。只不过，这种分析指出，存在着妨碍任何集团持久团结的社会分裂基础，因此必须妥善处理，而且，作为使地位具有多种多样的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新问题，分裂是不容易克服的。因此，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妇女在民族、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差异给她们的团结带来的障碍，像马克思所看到的英国和爱尔兰无产阶级的团结所面临的障碍一样，是很难克服的。同样，在美国寻求团结的各种妇女解放运动发现，它们自己时不时地要与其队伍中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裂做斗争，寻求团结的各种黑人解放运动也是如此，它们也发现自己时不时地要与其队伍中的男人和解放了的妇女之间出现的分裂做斗争。 [151]
当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成员因交叉的地位集而分化时，如何在以任何一个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中达到团结呢？一个黑人妇女关于妇女解放的以下这段话对此问题进行了概括，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种族认同：“当然，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妇女，她们的思维已经超越了她们所受的教育，并且提出了被天真地称之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文学原则，如：阿奈斯·尼恩，西蒙·德·波伏瓦，多丽斯·莱辛，贝蒂·弗里丹，等等。对于我们来说，所出现的问题是：白人妇女的真理、经验以及发现与黑人妇女有什么关系？难道妇女终究就是妇女？我不知道我们考虑的重点是否相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方法是否相同，或者十分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信赖这个新的（白人女性的）专门领域。很显然，我们不知道。显而易见，我们现在要相互依靠。” [152]
与之相关的是，下面这段话概括了内部的分化阻碍黑人解放运动团结的情况，在这里进一步的教育的差异使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地位的认同加强了：
我认为，这位教友告诉她用子宫与男人去战斗，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大的危害。最好还是用枪和智慧去战斗……这些爱读戏剧故事的姐妹们觉得，不服避孕药/生孩子/搅乱男人的计划等非常有趣的所有想法令人兴奋；这种想法的确很有诱惑力，因为就培养她的牺牲意识而言，这对她来说是件很明确也很容易做的事。如果要做的仅仅是算术，那倒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革命、正在为今天和明天创建一支队伍，我认为，过去这些年来一直在大喊大叫的那些教友们最好还是回家做家务。 [153]
以某个单一的地位为基础的集体内部的分化，为这些集体中多种多样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思想观点和道德见解提供了结构基础。种族、性别或民族方面的相似性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宗教、年龄、阶级或职业的差异又会把人们分开。这就是为团结而奋斗的各种社会运动（无论它们是在战争时期由沙文主义的国民所发起的拥护既成权力制度的运动，还是计划用以铲除不公正制度的反对既成权力制度的运动）迫切要求总体信仰的原因，在这种总体信仰中，所有其他忠诚，按照要求，都要服从最主要的忠诚。
地位集分析中的这种特征运用也许足以表明，局内人总的信条的那种惯用表达法，即你要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简单得容易让人误解，而且从社会学角度讲是靠不住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局外人总的信条的情况那样）。因为从地位集的社会学观点看，“一个人”并非就是指一个男人，或一个黑人、一个少年、一个新教徒，或者自定义并被社会定义为中产阶级者，等等。当然，从社会学角度讲，“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这些身份，而且还可能拥有更多的身份，这要依地位集的大小而定。此外，正如西美尔 [154] 很久以前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的个性的根源可以用社会学方法从社会分化过程中追寻，而并非只能用心理学方法从内心过程中追寻。群体归属关系的种类和数量以及个人和社会中分布的地位集的种类和数量越大，一般来说，个人具有的完全相同的社会形态就越少。
从对这种结构观察的内在意义的探究中，我们注意到，按照他自己的假设，局内人信条可能只适用于拥有同样地位集的高度分裂的小集体。即使只包含三种归属关系的不完全的地位集，例如，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也会把人数，即按照局内人的原则能够理解其同伴（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人）的那些人的数量，大大减少。当我们把性别、年龄、阶级、职业等等社会范畴包括进去，以注意更多的共享地位集时，这个数量还会锐减，并向这样一种极限情况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度复杂的地位集的唯一占有者才有理解自己的能力。当然，各种地位在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抑制了这种向极端的社会原子化发展的趋势，因为不同地位在优势、显著性和是否处于中心位置等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55] 结果，局内人总的信条中所暗示的理解能力的失常，实际上将不会达到这种极端的程度。只有根据地位集所进行的结构分析，而不是根据（按单一地位分类的）个人的功能所作的结构分析，才会推动局内人主义的逻辑向其极端的方法论的唯我论发展。
结构分化和制度分化的事实，对于把局内人对团结的要求转变为一种局内人的认识论，还有其他一些意义。由于我们都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并且拥有对我们具有不同意义的群体归属关系，简而言之，由于我们个人是通过我们的地位与分为不同层次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任何一种归属关系持久地和排他地占据第一位就会与这种实际情况相矛盾。不同的处境会使不同的地位活跃起来，这时它们就会制约其他与之竞争的不同地位的主张。(www.xing528.com)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其他社会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自主的幅度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也可以考察地位集的动态方面的问题。每一种重要的归属关系都需要对制约着既定的制度领域（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经济）的价值、标准和规范有某种忠诚。社会学思想家们，例如马克思和索罗金，虽然在许多其他假设中相距甚远，但在为知识的范围指定一个自主的界线方面却是一致的，尽管他们断言他们关于知识的观点是社会决定论的、经济决定论的或文化决定论的。例如，马克思的知心朋友在这里引用的这段著名的话中断言，思想领域是部分自主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156]
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学者们对极端的局内人信条的反应中，起作用的是结构分化和制度的自主性。他们拒绝局内人那种垄断的信条，这种信条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百分之百的忠诚，按照这种忠诚观，对有些行为要重新定义：为实现学术上的公正和客观所付出的努力会被定义为变节，而从意识形态上强调集体的自尊却被定义更高的客观性。在这里（继续讨论与我们相关的情况），保留对种族和学术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双重忠诚的黑人学者，就与局内人信条所要求的完全封闭的忠诚有了分歧。例如，在以下这段话中，马丁·基尔森对这种信条的某些方面予以了否定，并表达了他对制度化的学术的价值观和黑人共同体的信仰：
我反对这种建议，即把美国黑人研究变成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群体的讲台，并且把这些研究限制在黑人学生和教师范围内。因为我们必须坦言，这样做就是一种相反的种族主义——黑人种族主义。毫无疑问，我相信，了解自己的过去，包括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对黑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能证明尊重这种知识是有理由的，他们就应当尊重这种知识，如果需要批评，他们就应当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是，如果你在研究你的遗产时假定，这份遗产从本质上讲就是优秀和崇高的，而且本来就比其他人的遗产优越，这就不利于你慎重和中肯地理解和评价这份遗产。白人种族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在黑人研究运动中，我的富于战斗精神的朋友中还没有谁能使我相信，种族主义思想不那么卑鄙和颓废了，因为黑人运用了它……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任何民族遗产的认真研究，都会导致这样一种古怪的混合物，其中既有为人们所自豪的东西，也有人们所批评甚至鄙视的东西，以及人们总是对其怀有矛盾心理的东西。事情可能会是这样：只有以意识形态定向的美国黑人研究课程，由于寻求传播一种经过包装了的关于黑人遗产的观点，因而不会在学生中导致这种古怪但又令人神魂颠倒的集自豪、非难和矛盾心理于一体的混合物，我认为，这种混合物是或应当是认真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产物。 [157]
局内人（以及对应的局外人）信条的缺陷，除了忽视结构分化、地位集以及制度的自主性等的内在意义之外，还表现在，它要求垄断知识或因为极为特殊的地位而占有知识，在这些要求中它假定，社会地位完全决定认知视角。这样，它就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大大超出了它们能够成立的范围之后就很容易堕落为谬误（这可能是物极必反吧）。
长期以来，社会学思想的各种“学派”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大概也包含着他们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以及与其他人共有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差异。某些知识社会学传统进而假定，这些结构的典型差异，一般来说还应当包含理解能力和视角的典型差异。这些趋同的传统（它们的趋同性常常因措辞的多样性而不是基本概念的不同而被弄得模糊不清）认为，这些差异一般来说会导致这样一些清晰可辨的差异，即对要探讨的问题的定义的差异和被看做是出发点的假说类型的差异。到此为止，尚无不妥。但证据远不能为人所接受，因为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喜欢思辨理论而不喜欢经验探讨也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传统。而可以作为一般取向以指导这种探讨的观念，在局内人信条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那种信条假定，社会地位与个人的视角是一致的。这样就把结构分析观念夸大了，使它变成了谬误。结构分析坚持认为，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人的视角、爱好和行为中出现有某种社会模式的差异，只是一种倾向，并非已成定局。理论上对倾向的强调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强调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它并不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它提供了相同群体的成员或具有相同地位的人的视角和行为的变化范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差异可归因于社会分化以及心理差异）。同时，这种结构分析大体上也提供了不同群体的成员或具有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典型差异。因此，结构分析避免了丹尼斯·朗形容得非常恰当的“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会化观念”。 [158]
这种对个体的可变性的默认，对于一般的结构理论是很重要的，对于有关精神生活以及科学和学术的进步的社会学观点尤为重要。正是科学家和学者们个人之间的差异，常常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心问题。这些差异往往包含了学问的优与劣的差异，对科学富有想象力的贡献与平庸的贡献的差异，以及会产生重大结果的观念与注定不能实现的观念的差异。在为垄断知识进行辩护时，局内人信条可能并没有准备考虑个体的可变性，这种可变性会扩展能产生完善和富有成果的观念的内群体的界线。
局内人信条认为先赋地位而非后致地位对视角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就此而言，它的取向是静态的。因为除了年龄地位本身以外，先赋地位会终身保留。然而，从社会学角度讲，并不存在把局内人与局外人分开的固定的界线。随着包含着不同价值的境遇的出现，不同的地位会发挥作用，而分界线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许多美国白人来说，乔·路易斯（Joe Louis） [159] 是外群体的成员。但是，当路易斯打败了纳兹菲德·马克斯·施梅灵（Nazified Max Schmeling） [160] 时，在这些美国白人中，有许多人却又立刻重新把他看做是这个（民族的）内群体的成员。种族隔离让位给了民族自尊心。爱因斯坦在给索邦的信中带有讽刺意味的那段话，所指的就是在思想界中出现的境遇的改变导致地位集中的不同地位发挥作用的戏剧性情况：“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会声称我是德国人，而法国会断言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法国会说我是德国人，而德国会断言我是一个犹太人。” [161]
像知识社会学早期的观念一样，近年来局内人信条强调，最终，有一类特殊的局内人将独享知识或对知识享有特权，这类人通常包括这种信条的支持者。例如，曼海姆 [162] 为“无社会归属的知识分子”（sozial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无阶级立场”的社会思想的有效性，找到了一种结构依据。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知识分子特别能理解这个时代冲突的趋势，因为他们“从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和生活处境中获得补充”。（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论点，《共产党宣言》强调，“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163] 这样解释这个论点并不是牵强附会的：可以说，曼海姆实际上是认为，存在着一些在社会中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他们这个集体，社会出身多种多样，而且不受对群体的忠诚的限制，这使他们获益匪浅，因而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和综合的眼光观察社会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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