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方法论与应用

对待过程的逻辑也要像对待理论那样。在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有关方法论与应用研究关系的概括性的观点，从逻辑上讲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并不总是对实际所发生的情况的说明。有必要考察一些适当的个案，以便确定在哪些方面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是相同或相异的。

在这里，我不想作系统的讨论，只想提出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应用社会科学家，在对某些类型的过程熟悉而对其他过程不熟悉达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应用研究的计划？对过程的这些预先安排，是否有时就是把注意力从尽管不太知名但却很恰当的过程转向了其他方面？

应用研究是否往往比“纯”研究更需要定量的处理？政策制度者“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时候”会对促进量化表示关心？

对于哪些类型的实际问题来说，非量化的个案研究证明是最适当的？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对应用研究人员的实际要求，导致了不断改进方法的压力。例如，社会科学抽样方法的发展，似乎就是应用研究在舆论、市场研究等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我们应当了解，应用研究人员是否容易遭到不同的“有利害关系的群体”更多的严厉批评，从而也许会导致他去寻找能不断提高效率的分析方法。

把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副产品一一列举出来，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启示意义。

无论怎样，应用社会科学与理论和方法论的相互关系，可能就是探讨最应关注的中心。

[1] 本章原以《应用社会科学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The Rol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cy”）为题，发表在《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16（1949年7月），第3期，161—181页；现获准重印。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umbia University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的赞助下准备了一份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篇论文，该文提交给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会议。我要感谢唐纳德·扬（Donald Young）、查尔斯·多拉德（Charles Dollard）、E. P. 赫林（Herring）、莱曼·布赖森（Lyman Bryson）、利兰·德维尼（Leland De Vinney）、卡尔·霍夫兰、R. V. 鲍尔斯（Bowers）、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唐·普赖斯、格伦·希瑟斯（Glen Heathers）、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acGregor），以上诸君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对本文提出了建议。(www.xing528.com)

[2] 由于后来公众对一些重要的民意测验组织对1948年11月2日选举的错误预测的反应，这种一般性的见解现在又增加了几分说服力。如果把对经验主义选举预测不满的反应推广到对社会科学的怀疑，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是R. K.默顿和P. K.哈特合著的《选举预测与社会科学的公众形象》（“Election Polling Forecast and Public Images of Social Science”）研究的主题，原载《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3（1949年），第185—222页。——编者］

[3] 沃尔特·李普曼在他那几章富有洞察力的关于社会科学专家的潜在作用的论述中，早已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参见《舆论》（Public Opinion，Macmillan，1922），第25、26章。

[4] 关于研究的道德维度和方法维度的这一节，选自罗伯特·K.默顿、马乔里·菲斯克和阿尔伯特·柯蒂斯的《说服大众》（New York：Harper & Row，1946），第185—189页。

[5] R. K. 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3（1938年）：第678—682页。

[6] 在战争期间，在那些“机灵地”把其产品与作战的成效联系在一起的登广告的人中，想象战胜了良心。商业广告节目的播出，也免不了要使用这种方法。例如，一位开业牙医指出，胜利的微笑有助于鼓舞士气，而我们可以通过从他那里购买假牙获得那种微笑。一个服装制造商也这样提醒听众：在战争期间，士气是一种宝贵的财产，漂亮潇洒的服装，尤其是塞弗尔里奇路的服装，能够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甚至冰激凌也成了作战成效的必要条件。“您期盼着您的孩子们从军营归来吗？让他们享用JL冰激凌吧。他们在部队享受着美味，回到家中也同样应有佳肴，这是您的责任。”一位化妆品制造商非常关注因战争而造成的性别比例失调。“由于战争，周围的男人变少了是吗？竞争更激烈了是吗？想办法让您的肌肤光滑柔润吧。想办法在那些服役的小伙子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故土时迷住他们吧。”参见R. K. 默顿、广播研究处：《战事广播》（Broadcasting the War，Washington，D.C.：Bureau of Intelligence，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1943），第37页。

[7] 约翰·杜威：《人性和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New York：Henry Holt & Co.，1922）第228—229页。参见默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1936年）：第894—904页。

[8] 有关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见解，可参见S. A. 斯托福的《社会科学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48年4月20日在哈佛研究生论坛的讲演），以及R. K. 默顿的《关于“社会学理论的位置”的讨论》（“Discussion of ‘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原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3（1948年4月），第164—168页。

[9] 鉴于我在1946年提交给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评论。参见《经验研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The Bear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美国社会学评论》13（1948年10月），第505—515页。要概括出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研究会导致理论副产品，还需要作更多的个案研究。

[10] 前面已经论述过，1948年的选举预测，已经提供了新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说明凭借完全是经验的而没有理论一致性依据的活动是危险的。在以前的全国选举中业已发现，在政治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投票倾向事实上都没有出现最终的转变。那些选举咨询组织用这种经验模式来推断1948年的选举战，结果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不幸的结果。

[11] 在这个问题首次被论述之后，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于1947年12月28日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讲演中］就作出了恰当的评论：“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对现在的情况进行分析，但不是要把各种科学及其分支分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而是要通过仔细地考察每个学科各自的事业进行分析。我在一篇题为《科学与实用技术》（‘Science and Practical Arts’）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对任何科学分支中表现出的经验主义的作用程度进行研究。我作为例子所引用的那些个案，有古典光学和化学疗法。以前，所使用的概念体系的有效性的范围非常广，经验主义的成分很低。后来，概念的应用减少了，而且范围也有限了，发展新药仍然是一种有很浓的‘按部就班’色彩的事情，而经验主义的成分提高了……我想指出，除非这种发展能减少经验主义在任何领域中的作用程度，否则，与那个领域相关的实用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来说会很低，而且常常会出现反复。”（黑体字为我所标）对于我们来说，究竟什么使得许多应用科学具有很高程度的经验主义特性，仍然是个问题。读者可以从本文中找到一些有关的启示，它们与这个问题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