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经验研究还是“纯粹”经验研究，在时间和金钱方面都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过，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对应用研究模式和基础研究模式的影响也许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可能都有一个固定的预算和确定的最后期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些因素对研究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是一样的。
政策决策的速度和行动常常比应用研究的速度快得多。由于行动不能总是等待某项研究的完成，因而决策的迫切程度不同，对研究的影响方式也不同。
当对最直接的决策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时，研究专家就会转而变成专家顾问。政策制定者将吸收专家所积累的知识，并且继续进行一项实际研究。最终，紧迫的事情对研究来说会成为致命的东西，尽管对其他社会公用事业来说未必如此。
当需要对某个确定的但比较间接的事物作出决策时，人们可能会利用研究设计来提供适当的信息。可是，由于不可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对“关键的”问题作出适当的研究，因此，研究必然只能限制在一些“实际的”但次要的问题上。与此同时，能够迅速地收集起来的资料，显然并非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所需要的资料。而这样一来，就会延长实地调查的时间，因此不能把这些次要的资料罗列进去。这样，就进一步限定了研究的潜在的理论用途。随着研究的进行，研究人员会意识到一些新的与现在的实际问题没有密切关系的暗示。这些会引起人们兴趣的线索，尚不十分明朗而且没有得到全面的阐述，它们可能会被忽视，因为研究者正在集中精力设法在不可更改的时间期限内完成他当前的任务。在到了截止期限后（或没有超过截止期限时），研究者是否经常为了重新获得研究过程中曾体验过的那些认识而回到那些材料上来呢？(www.xing528.com)
有时候，政策取向研究会避免任何明显的时间压力。为了采取适当的行动，可能周期性地需要某些类型的资料。或许，由于要预测未来对决策的需要，或者要计划既定领域中的连续研究，从而对那个领域某个特别问题的新的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会有所减少，研究部门本身可能会不时地把压力减小。
直接决策的压力，会把那种支持专家顾问们所考虑的见解的研究排除在外，与此相同，压力也会减少费用。由于某些研究的费用相对较高，这样就会导致人们用忠告代替研究。也许可以证明，为了某个既定问题的研究，花费一定的经费是有理由的，这样说来，确定这些理由就很有意义了。是否经常是这样：先做出一定的经费预算，然后再设法根据预算进行研究？研究者是否经常为似乎是最适当的研究制订计划，然后设法使所估计的预算被人们接受？这种事情对于应用社会科学与基础社会科学来说有什么区别？由于并不存在确定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的社会簿记学，因而，基础社会科学的拨款的标准就不可能是极具“经济”特性的。那么应用研究又是怎样呢？研究的发起者或者客户们是否通常对具体研究的经济利润进行了估计？这些经济预测是否决定着他们为研究的拨款？当对目前的中心问题之研究的费用显然也许“太昂贵了”时，是否有一种把应用研究转移到边缘问题的倾向？要探究研究中提出的纯科学线索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经费开支（而这些线索对当前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价值），那么，这种实践会不会减少应用研究的“非适用性”副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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