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终必须把政策取向和行为取向的个案汇集起来并加以分析,以便决定研究的规划及其应用中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是否理智通常并不会成为问题,只有“推销”这种解释的组织方面和解释方面才存在问题。这些说明一般都是由社会科学家来写的,而且人们期望,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对政策制定者及其组织的不适当的做法,比对这种研究可能的不适当性更为敏感。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不应该把相互关系误认为是同一性。
最终必须把政策取向和行为取向的个案汇集起来并加以分析,以便决定研究的规划及其应用中的问题。这些材料包括:文献资料(信件、备忘录、草稿、会议记录、报告,等等),以及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采访(采访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对文献资料的模糊观念并阐明对它们的看法)。
通常,构成偶尔发表的对应用社会科学作用的说明之基础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应用研究本身对所应用的场合是完全适用的,而且“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服政策的制定者利用这些适用的结果。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是否理智通常并不会成为问题,只有“推销”这种解释的组织方面和解释方面才存在问题。这种强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说明一般都是由社会科学家来写的,而且人们期望,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对政策制定者及其组织的不适当的做法,比对这种研究可能的不适当性更为敏感。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相反,我们将区分两种不同但又有相互联系的问题:
1. 人际问题和组织问题:源于研究人员和“客户”(经营者、管理者等等)之间的关系;
2. 科学问题:涉及能适应具体情况之实际需要的科学研究发展方面的困难。(www.xing528.com)
尽管这些类型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尽管我们想考虑这些相互关系,但它们并不会合为一组问题,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了。不应该把相互关系误认为是同一性。组织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根源是不同的;可利用的处理它们的方法是不同的;而它们对于应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
因此,在我们的讨论中,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所涉及的广义的“组织”问题与广义的“科学”问题,我们将努力始终如一地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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