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方式冲突中的一致性成果

一些综合性的考察，也许可以成为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学争论的某种指南。

首先，每个国家关于社会学现状的报告，很自然地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各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上、集中在流行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不太常见的有些变异的问题上。不过，从这些报告来看，这些国家社会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的主要趋势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围绕这些趋势的变化的范围方面。每个国家都能找出不同程度的异端的社会学思想，这些思想分歧也许是有某种社会模式的。例如，在苏联，社会学研究的模式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总有一个引人瞩目的中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强烈忠诚，只在极小的细节方面略有变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推动总体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历史证据是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比较一下在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周围偏离主流现象的程度，也许会给人以启迪。美国社会学的那些主导趋势时不时地受到来自其内部的猛烈抨击，例如，索罗金那部令人生畏的《现代社会学的风尚和怪癖》（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以及C.赖特·米尔斯最近出版的那部篇幅不大的著作都对它们提出了批评，米尔斯的著作虽然没有像索罗金的著作那样广泛而详细地列举似乎是真实的相关个案，但所采取的论证方针与索罗金提出的方针是相同的。在比较各国的社会学时，我们应当考虑：精神生活的社会组织对每个国家社会学的主要趋势会有什么影响。

社会学家的许多争论不仅涉及理性的批评，而且也涉及社会冲突。通常，它主要涉及的是相互竞争的关于角色的那些定义对社会学家是否适用，而不是社会学思想的对立问题。当然，思想冲突也会发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坚定的韦伯社会学或帕森斯社会学肯定会提出一些矛盾的假设。但是，在考虑某个国家或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之间的分歧时，我们应当注意，争论的原因是由于这种实质性的或方法论方面的矛盾，还是由于这个或那个问题，这组或那组思想没有得到据说应该得到的注意。我认为，与这些论战关系更大的，往往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学研究之间分配学术资源，而不是就对立的社会学思想进行周密的阐述。

在公认的社会冲突过程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争论。 ^[109] 抨击之后会出现反驳，每一方都会渐渐地出现冲突异化现象。由于冲突是公开的，它变得更像是一种地位之战，而不像是对真理的探索。（作为这些论战的结果，有多少社会学家公开承认了错误？）随之而来的分化，将导致每个社会学家群体把反击的目标主要放在其他群体已经定型的工作上。例如杰默尼教授指出，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对北美人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仅仅会清点人数或找出事实，或者他们仅仅是一些会记述的社会志学家。而其他人则被一成不变地看做是，总喜欢沉思推测，对需要考虑的证据漠不关心，或者，信奉某些得到了系统阐述，因而不可能轻易被否证的学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固定的认识框架没有现实基础，而在于在社会冲突过程中，它们成了自我证实的固定框架，以至于社会学家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接受那些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经验。每个阵营中的社会学家，都会对其他阵营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选择的见解。从其他人的工作中，他们看到了主要是这种有敌意的固定框架提醒他们注意的东西，他们马上会以偏概全。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社会学家群体会越来越不愿去研究其他社会学家群体的工作，因为显然，这样做的意义不大。他们浏览一下外群体的著作就可以为新的攻击找到足够的弹药。

社会学出版物的大量增加，也许使彼此疏远和相互产生成见的过程加剧了。像其他许多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也不可能把他们那个领域的所有出版物都阅读了。他们在阅读方面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有选择。这种选择会使那些对社会学研究的某个特殊方向有敌意的社会学家，不去研究有可能会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成见的那些著作。

所有这一切会导致出现一种全或无学说。本质上并不矛盾的社会学取向，却被看成是似乎矛盾的。有人说，社会学必须要么具有统计学特性、要么具有史学特性；唯有当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者，它必须避开这些棘手的有关自由或强制的问题，因为对它们无法进行科学的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www.xing528.com)

如果存在情感的非交互作用，如果中止这些典型的带有论战特征的彼此轻视，社会冲突的过程也许常常会在中途停下来，并转变为理性的批评。但是我们通常找不到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即对于情感的非交互作用有规则的活动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环境。对于这种环境来说，在当事者之间，至少在表现出敌意的理由方面，有一种地位的差异是必要的。一旦存在这种地位的差异，例如律师与他的委托人之间或者医生与他的患者之间的那种差异，感情表达的非交互性就会受到某种专门准则的制约，而这种准则是附属于这种关系中那个更有权威的地位的。然而，科学的争论，很独特地是在一些（不管地位多么不同但）机会均等的人之间展开的，而且是公开进行的，这些争论受到地位相等的人的注意，在这里，通常没有这种非交互情感作用的结构基础。相反，人们用辩论术对付辩论术，用轻蔑对付轻蔑，理性问题与地位之战相比变成次要的了。

在这些两极分化的争论中，通常没有给第三方即没有表明态度的一群人留下多少余地，这些人也许要把社会冲突转变为理性的批评。的确，在每个国家中都有一些社会学家，他们不愿采取社会冲突中所要求的那种全或无的立场。他们不愿卷入某些被作为社会思想冲突而提出来的争论，因为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学家角色的定义和分配学术资源的争论。然而很典型的是，这些所谓的非战斗人员却会被敌对阵营的交叉火力打中。至于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要依当时流行的带有党派偏见的辱骂用语而定，他们也许会被称之为“十足的折中主义者”，按照惯例，有这种称号的人不用考虑“它所断言的是什么”或“它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成立”这样的问题；或者，他们被称之为放弃了社会真理的变节者；最糟糕的情况是，人们说他们是十足的中间派或骑墙派，由于胆怯或利害关系，他们认识不到他们正在逃避纯粹的社会学的善与恶之间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真理不辩不明”这句谚语。谚语是诸多社会科学的持续来源，然而，它们所表达的常常是部分真理，因为它们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所说的那个真理能够成立，因而使它变得模糊了。情况似乎是这样。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社会冲突中，当认识问题被强迫用来为“驳倒其他人”服务时，它们就会被歪曲和曲解。不过，如果这种冲突由同行共同体来调节，它就能起到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有一定规律的是，一旦一个特定的研究方法（如小群体的研究方法）、一组特定的观念（如功能分析）；或者一种特定的研究模式（如历史社会学或社会调查），吸引了大量的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的注意力和精力，这种冲突似乎就会产生显著的作用。要不是有这种冲突，社会学中正统思想的统治有时候就会更为明显。有些人固执己见地认为，那些据说被忽视的问题、方法以及理论取向应比现在得到更多的一致关心，这些主张可以使要做的工作多样化。非正统思想的空间越大，多产的思想冒险事业的前景也就越好，从而最终，它们会成为新的正统思想。

尽管常常伴随着对思想的歪曲（或许，有时候正是由于这些歪曲），论战也许有助于矫正科学研究中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我猜想，没有人知道：在一个研究领域中什么样的资源分配才算是最适当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最适当”的标准没有最终一致的意见。不过，人们努力方向的不断集中似乎会引起反作用，这样，不太普及但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问题、观念以及研究模式，就不会一下子完全消失。像在人类奋斗的其他领域中一样，在社会科学中，一个（也许由于证明能最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因而）得到人们理解的新行业，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人投身这个领域，他们不仅会使对这里的注意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还会使这种注意得以增加。如果能够补充的具有高素质的人员越来越少，那么，那些在尚不普及的领域中奋斗的人们继续拓展其工作的能力就会减弱，他们的成就也会减少，从而，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其吸引力。为尚未得到认识的特定领域大声呼吁，甚至伴以对现在盛行的工作过分夸张的抨击，也许能使一些必要的思想变化免遭扼杀，而且还能避免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上。至少，这种可能性值得知识社会学家进行研究。

关于不同于学术批评的社会冲突的这些见解，首先是很平庸的。如果它们庸俗到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社会学家相安无事，那就很可悲了。当存在真正的思想对立时，亦即当一组思想显然与另一组相矛盾时，为了息事宁人而达成一致就意味着放弃社会学的事业。我认为，只有在考虑社会学家目前的不一致时，我们才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像对这种或那种社会学研究价值截然相反的评价那样，在认识上是非常对立的。他们竞相争取社会学家的社会系统的支持。对于知识社会学家来说，这些冲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对象的线索，每个国家的社会学家正是在这些对象中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