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技术顾问
1. 技术专家:即诊断专家,他负责解释当前情况中的相关资料、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和相互关系以及完成有计划的共同任务的理论基础;他能发挥“参谋”或顾问的功能。
2. 技术领导:即行政主管,他负责对实际相关的不同类的知识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确定计划并选择实现该计划的方式方法。
B. 为其政党、派别或阶层的集体倾向提供理智辩护的哲人 [105]
C. 学者(亦即某个学派的正统信徒)
1. 宗教学者:通过准确而忠实地再现宗教真理的符号表述,使宗教真理永世长存;人们指责他在维持一种自足的、固定的、不会受到挑战的、不可改变的宗教真理体系。
2. 世俗学者:包括以下子类:
a. 真理的发现者:创立某个“思想学派”,并且断言存在着可用一定的理性证据加以证明的“绝对真理”。
b. 系统分类者:从发现者已确定为自明的第一原则中进行演绎,从而对某些领域现有的全部知识进行检验并将其组织到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体系之中。
c. 有贡献者:提供新的发现,人们含蓄地或明确地期望这些发现能够提供新的与大师的体系相一致的证明;修正“不令人满意的”归纳证据,直到它完善或者直到“有理由”把它拒绝时为止。
d. 真理斗士:通过使学者们相信,在某个论战中他的那一派掌握了得到理性证据证明的正确主张,从而确保这个学派在逻辑上战胜其他的学派(论战限制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中,只有那些承认真理具有权威价值的人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因而真理斗士不同于有偏见的党派哲人)。
e. 知识的传播者
(1) 普及者:培养成人的业余爱好,从而促使大众对学术,尤其是民主化社会中的学术提供支持。(www.xing528.com)
(2) 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把理论知识作为非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传授给年轻人。
D. 知识的创造者(探索者)
1. 事实的发现者(查明事实者):发现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或尚未预见到的经验资料,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修改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
2. 问题的发现者(归纳理论家):发现新的和未预料到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待新建立的理论来解决。
我们马上就应注意到,这是对社会角色而不是对人的一种分类,而知识分子个人有可能身兼几个从分析意义上讲不同的角色。进一步发展兹纳尼茨基的分析,就会导致一个关于在什么环境下会发生角色转换的命题。
兹纳尼茨基擅长探索这些分类角色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关系、角色定义与高雅知识的类型之间的关系、知识的类型与社会成员对科学家做出正面评价的基础之间的关系、规范的角色定义与对实践和理论知识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应当从发展的角度和功能的角度加以考察。而一个简评甚至无法把所有这些关系列出来,所以只能用一两个实例来说明这些系统发现。
兹纳尼茨基概述了人们对履行着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那些人“新的未预料到的事实”的各种态度,他的概述虽然简短,但富有启发性,从这里可以发现对兹纳尼茨基方法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应当注意的是,可以从知识分子所参与的特定的角色体系来“理解”(或“推知”)这些不同的态度;换言之,这也就是对下述情况的一种分析,即各种社会结构以什么方式施加压力,以使人们接受对新的经验资料的看法。寻找新事实的极端化的兴趣,可以解释为是对已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的一种反叛,这些思想体系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没有遇到新的棘手的事实。以后,甚至这种“造反”活动肯定也会制度化,而它最初出现时,是与已确立的和既定的知识体系相对立的。技术领导对全新的事实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因为它们有可能使人不再相信他已确立的计划的合理性,或者会证明他的计划是无效的,或者会揭示出他的纲领令人不快的后果。他的活动范围内的新事实威胁着他的地位。受这位领导者控制的技术专家,在发现新事实方面会受到限制,以免他发现这样的不受当权者欢迎的事实(读者可以参考一下,例如,对新的但却是所谓“不需要的”发明的那种压制)。哲人,由于他预先确定了结论,对新事实无偏见的观察者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而这些新事实却有可能会使哲人有倾向的观点难堪。学者们对全新的事实采取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取决于这个学派的体系被证明的程度:至少在最初阶段,新事实是可接受的,但是,一旦这个体系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对这个学派的思想的信奉就会排斥对新发现的赞同。因此,“事实的发现者可以自由地探索那些未预料到的事物,但在一个非常有序地规定了科学家们的传统角色的圈子中,他却无立足之地。”兹纳尼茨基开拓性地对这种思想恐新症进行了分析,而帕累托大体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已知的而不是不可预断的问题来处理的。
兹纳尼茨基以类似的方式说明了宗教思想学派之间的竞争怎样导致了世俗化。这种最普遍的原则认为,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冲突至少会在三个方面导致宗教知识有偏见的世俗化。首先,在冲突情况下,以通常的方式诉诸宗教权威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相互竞争的学派或者接受了不同的宗教传统,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宗教传统进行解释。这时应当把“合理性分析”作为公正的仲裁者。其次,肯定会有人劝说外群体的成员(不信者)相信,他们自己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另一种信仰比它更好。这也涉及合理性或假合理性的论据,因为不存在别的未受到挑战的公共权威。最后,宗教教派之间的这种论战会导致理性的旁观者的怀疑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必定会受到抑制,以免它破坏这个宗教教派在“公众”中的权威。这样一种防护措施也是一个合理的信条。这种分析特别适用于这样一组经验材料(尽管兹纳尼茨基并没有明确地讨论这一点),即16和17世纪敌对的新教教派的处境。这些教派声称他们比与他们对立的观点更具有宗教权威,在使他们的这种主张合理化的过程中,他们为了证明其正统性而逐渐采用了一组精心阐述的理性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根据。 [106] 导致这一历史时期宗教知识世俗化的力量,很容易用兹纳尼茨基的概念加以解释。无论如何,当学派、教条的多元化变得明显,权力结构排除了任何某一个学派的统治时,人们就会从一种相互宽容的学说中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这部篇幅不大的书,为把不同的材料组织到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领域中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它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假说,这些假说往往源于兹纳尼茨基早期的著作,因而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经验证明的标准。不过,应当指出,兹纳尼茨基多半会首先承认,这本书只是知识分子社会学的一部绪论,而且是一部可能会受到几方面批评的导论。它并没有什么系统的证明,尽管从正文中也许可以推断,这部著作的大部分都是以相当丰富的经验资料为基础的。在关于各种角色可能以什么方式从早期结构中发展而来的普遍说明方面,如果有系统的证据,那就太理想了。从目前来看,兹纳尼茨基的说明仅仅是一个似乎合理的重构,其中包含了作为角色发展过程的前提条件的所有义务。他最重要的假说,即这些角色是通过不断的分化而发展的,可以根据经验检验来修正;在通过这种检验之前,只能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猜想。如果在分析实际讨论的每个角色的过程中,更充分地应用这个角色范式(社会圈、自身、地位、功能),这部著作的价值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提高。该书对每个角色的功能予以了充分的注意,但对其他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却考虑不足。也许,这只不过相当于说:兹纳尼茨基的想法太丰富了,以至于他发现只能采集第一批最成熟的果实。现有的经验研究,如洛根·威尔逊的《学术人》,毫无疑问将从兹纳尼茨基为处理这类问题而创立的概念框架中获益。兹纳尼茨基的分类当然是临时性的,因而必然要对其加以修改。简而言之,这部著作是一个简介,但这个课题未来的研究者中没有任何人敢无视它;它既是未来事物发展的保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身实现的保证。
[1] 本章原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6(1941年2月):第111—115页,现获准重印。
[2] 我们既应当注意对这些角色的富有启发性的比较,也应当注意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学家和空想家的概念。评论者在这里所提供的这个由四个方面组成的一览表以及由此划分的类型,在兹纳尼茨基的原著(第72—77页)中显然已经含蓄地论述到了。
[3] 参见理查德·巴克斯特:《基督教词典》(Christian Dictionary,London,1825)第1卷,第171页,一段写于1665年的话:“他们相信他们的信仰,但是不知其所以然,或者不知道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保他们的信仰,这些人确实对信仰有一种幻想、梦想或感性的信念。”或者参见亨利·莫尔:《简论确信宗教信仰的真正原因》(Brief Discourse of the True Grounds of the Certainty of Faith in Point of Religion,London,1688),第578页:“抹去被恰当地证实了的感觉的所有确定性,也就会抹去对我们的宗教的主要部分之信仰的所有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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