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论除了为知识提供因果性解释之外，还赋予了知识以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在这里，我不能对这些功能分析作任何详尽的考察，尽管对它们作详细的研究无疑将证明是很有收益的。
马克思主义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不把功能归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是归之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这一点不仅对意识形态思维是如此，对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与衍生的技术被认为变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又一种工具。 [82] 沿着这些相同的思路，在探索决定科学发展的经济因素时，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证明科学成果可使解决某些经济或技术的需要成为可能。然而，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某种需要并不一定能证明，这种实际需要与导致科学成果有着重要的关联。双曲函数是在它们有任何实用意义两个世纪以前发现的，而圆锥曲线在应用于科学和技术之前有2000年中断的历史。那么，难道我们能够推论说，最终通过这些应用而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引导着数学家对这些领域的注意？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可追溯的影响竟达两个世纪到20个世纪之久了。在可以确认“需要”对于决定科学研究的题目的作用以前，还需对需要的出现、科学家或影响科学家选择问题的那些人对这些需要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 [83] (www.xing528.com)
迪尔凯姆除了主张范畴是社会的产物之外，他还指出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可是，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为了相互交流，为了协调人们的活动，一组公有的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先验论者对于不可避免的、朴素的理解形式的限制的误解，实际上在于“社会权威本身，它把自身转变为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成了一切共同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 [84] 如果联合的社会活动无论如何要维持的话，那么，就必须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逻辑一致性”；一组共同的范畴就是功能必要性的一种体现。索罗金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了社会时空的不同系统所发挥的几种功能。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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