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除了其历史和思想的来源之外,还有它的当代意义之基础的问题。众所周知,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在德国和法国得到了特别的培养。而在美国,只是近数十年来,社会学家对这个领域的问题的关注才日益增长。这个领域内出版物的增长,并且作为对其学术地位的决定性检验的博士论文数目的日益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意义的增长。
关于这种发展的一个直接但显然是不充分的解释也许暗示,这种发展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到美国的社会学家向这个国家输入了欧洲新的社会学思想。当然,这些学者是知识社会学的文化输送者。但这仅仅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可供采用性,与任何其他文化传播中的可供采用性事例相比,上述解释并没有对这些思想的实际接受,做出更详细的说明。美国人的思想被证明是善于接受知识社会学思想的,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社会学探讨的问题、概念和理论与我们当代的社会状况日益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社会已开始具有这个学科最初在其中发展的那些欧洲社会的某些特性了。
在确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综合之下,知识社会学才具有其适当性。 [10] 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增长,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思想方式的差异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些群体以往的那些共同取向现在被互不相容的差异淹没了。由此不仅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论域,而且导致任何一个论域都向其他的论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和解释在同一个社会中的共存,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强烈的相互不信任。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中,人们不再探究信仰和论断的内容,以确定它们是否是正确的;人们也不再把这些论断与相关的证据相对照,而是引入一个全新的问题:大家是怎样坚持这些观点的?思想被功能化了;人们用思想的心理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种族的根源和功能对它加以解释。一般讲,当一些陈述受到怀疑,当它们看来如此明显地难以置信、荒谬或充斥着偏见,以致人们不再需要考察支持或反对陈述的证据,而只要考察对它做出断言的根据就行了,这时,就会出现这种功能化的现象。 [11] 这种不适当的陈述可以用特殊的利益、幼稚无知的动机、被歪曲了的观点以及社会地位等等来“加以解释”,或者可以“归之于”上述因素。在一般人的思考中,这种情况包括对对手的诚实进行交互的攻击;在更具系统性的思考中,它导致彼此作意识形态的分析。在这两个层次上,它都滋养和助长了集体的不安全性。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具有某种共同前提的对人和文化的一系列解释广泛地流行了起来。不仅是意识形态分析和知识社会学,而且还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语义哲学论、宣传分析、帕累托主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功能分析,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差异,但在观念的作用方面却具有相似的观点。一方面,语言表达的和观念的领域(意识形态、理想化解释、感情表达、曲解、民间传说、推论),全都被看做是自我和他人所表达的、缺乏创造性的或骗人的东西,它们在功能上全都与某种基础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有一些先前构想的基础(如生产关系、社会地位、基本的冲动、心理冲突、利益与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等等)。而且,人们始终谈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在不知不觉中基础决定了思想,始终强调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中实在与表象的区别。并且,无论分析者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分析往往具有一种辛辣的性质;他们往往对已获承认的信仰或观点的本质性内容提出指控,使之世俗化,对它们加以讽刺、挖苦,使其异化并进行贬低。只要考察一下在这些环境中所选择的涉及信仰、观念和思想的那些词所暗示的意义就行了,如:言必有之的谎言、神话、幻觉、推论、民间传说、理想化解释、意识形态、文字粉饰、虚假理由等等。
这些分析图式的共同点是,在一种提供“真实意义”的新环境中重新考察陈述、信仰和观念体系,而不看重它们的表面价值。对于通常从其明显的内容来考虑的那些陈述,不管分析者的意图是什么,只要把其内容与讲述者的特性或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特性联系起来,也就可以使人们认清这些陈述了。在一个大群人已经与通常的价值观念疏远了的社会中,职业的反偶像崇拜者、训练有素的揭露者、意识形态分析者和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都会兴旺起来;在这里,各自的论域都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相联系。意识形态的分析,常常会系统地阐述已经很普遍的、对占统治地位的信条缺乏信任的情况,因此也会对这种不信任的合宜性和流行程度进行系统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者创造不出那么多他所要求的能“理解”他的分析的追随者,对这些追随者来说,他的分析与他们以前未经分析的经验相是一致的。 [12] (www.xing528.com)
如果一个社会变成了这样:在这里,彼此的相互不信任可以用这样一种通俗的方式来表达,如“干吗要支持他?”在这里,“buncombe”(欺骗选民的演说)和“bunk”(欺骗)作为习语已有一个世纪,而“debunk”(揭穿)作为习语也有一代之久了;在这里,广告与宣传已经导致了一种对依据表面价值接受陈述的主动抵制;在这里,就如何争取(可能会受影响的)朋友而言,假合作的行为作为改进一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手段,已经在最佳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里,社会关系日益工具化,以至个人逐渐认为,别人是首先试图控制、操纵和剥削他的;在这里,犬儒主义日益增长,其表现包括:与重要的群体逐渐脱离关系以及一种相当程度的自行疏远;在这里,人们用这样不明确的短语来表达自己动机的不确定性:“我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在这里,为了避免会给人带来创伤的幻想的破灭,也许可以先不把其他人的动机和能力看得太重,以便减少对他人的整体期望,从而总是使自己处于醒悟之中;——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派生的知识社会学,就会呈现出有一定社会基础的适当性和说服力。美国的学者,面对一些似乎要把混乱的文化冲突、有争论的价值观和各种观点整理有序的分析图式,已经迅速采用并吸收了这些分析图式。
这种探索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就在于这样一种假说,即不仅错误、幻想或未证实的信仰,而且真理的发现也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幻想、神话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知识社会学就不会出现。十分明显,在说明错误或未证明的观点时,会涉及某些理论外的因素,因而需要某种特殊的解释,因为客观对象的实在性不能说明错误。但是,对于业已证实或证明了的知识,人们长期以来就假定,可以根据一种直接的对象解释者关系对它作出适当的说明。知识社会学是与这样一种非凡的假说一起出现的,这个假说认为,即使是真理,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加以说明,因为它们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历史上的社会有着联系。
对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潮流的简要概述,不但不能对它做出适当的描述,反而会歪曲它的全貌。在阐述方面存在着多样性——有马克思的阐述、舍勒的阐述或迪尔凯姆的阐述;问题的种类不尽相同——从范畴体系的社会决定到受阶级局限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范围差异巨大——从无所不包的思想史的分类到近几十年来黑人学者思想的社会定位;给这一学科加的各种限制——从一种综合的社会学认识论到特殊的社会结构与观念的经验关系;概念激增——观念、信仰体系、实证知识、思想、真理体系、上层建筑等等;证实方法多种多样——从看似合理但未经正式证明的非难到细致的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鉴于所有这一切,试图在几页篇幅之内既探讨分析手段又探讨经验研究的尝试,必然会为探讨的巨大范围而牺牲其细节。
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用某种分析图式。下述范式就是旨在向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并且(但愿)是一个暂时的分类,当它让位于一个得到了改进和更加精确的分析模型时,它就将会消失。但它确实为这个领域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的编目,为指出矛盾的、对立的和一致的结果,为阐明现在使用的概念工具,为决定这个领域工作者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为评价他们所提出的对这些问题有影响的证据的特性,为查出流行的各类解释特有的缺陷与弱点,提供了一个基础。知识社会学中羽翼丰满的理论适合于根据下列范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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