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K.默顿
“……人生的第三个十年，神圣的多产时期，每一位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后来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成果。”
约瑟夫·K.熊彼特1
这部书 [2] 的主题是作者在“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所撰写的那部专著， [3] 该专著由科学史这个当时仍然年轻的学科的权威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提议出版；现在，时隔五十年，这部评述又由今天的科学史权威I.伯纳德·科恩主编出版。正如科恩教授在为这部书所撰写的颇有见地、目光敏锐的《导言》中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今天这个学科的思想和制度特性与那时已经迥然不同了。的确，无论就科学思想史家还是科学哲学家而言，都曾经有过一些伟大的先驱性人物，例如，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就是一位开拓者，以后又有（我只列举几个著名的人物）马赫（Mach）、皮尔斯（Pierce）、迪昂（Duhem）、坦纳里（Tannery），以及随后出现的极为重要的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 Koyré）。但是显然，正是乔治·萨顿，而非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使这个有待开发的领域，使这个往往是曾从事过研究的科学家在其晚年所进行的业余探索，变成了一个确定的学术专业。用科恩教授的话来说，通过一种“超级修道士式的对知识和学术生活的献身”，萨顿不仅创办了国际性杂志《伊希斯》（Isis）及其兄弟刊物《奥西里斯》（Osiris，这是一个不定期的杂志，《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最初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而且为这个新生的学科提供了关键性的编年史标准以及基本的学术工具。2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科学史还刚刚开始成为一个学科，那么，科学社会学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渴望。当时在全世界，少数孤独的社会学家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的轮廓，而实际在这一粗略设想的领域中从事经验研究的人就更是屈指可数了。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确实，我们从乔纳森·R.科尔（Jonathan Cole）和哈丽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的文章中3得知，直到195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中只有1%的会员把更广泛的知识社会学算作是他们相当关心的一个领域，自己承认是科学社会学家的人更是稀少，以至于不能要求单独排列。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科学社会学目前在知识界正处在一个繁荣时期。在编纂历史的工作中，不必成为一个忘我的自由党人或一个背叛信仰的保守党人，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以及刚刚开始引入的科学心理学、科学政治学和科学经济学的视角）这个远没有完全整合的综合领域，在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每一个方面的学术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中，我应人之约，对我在30年代的博士论文和以此为基础而发表的那部专题著作谈一谈我事后的思考。
在这篇简短的后记中，我不会就大量有关我的专著的批评和评论作进一步的回答，其中有些批评和评论已经编入这部书中，其他一些则由科恩教授在他的《导言》和其他著作中进行了考察。4我也不想考察那些所谓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4] 的意图和主题，因为这部书的正文已经对这些进行了透彻的研究。相反，我将对科恩的《导言》实际上给这篇后记所提出的一个议题进行探讨。这项议题主要是要探究伯纳德·科恩评述的意义：“大部分博士论文都夹杂着一些题外话和脚注，它们包含了有关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思想或计划。《科学、技术与社会》也不例外。当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把成熟的默顿主义追溯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原来半隐半现的计划时，他必将感到巨大的快乐。”5
我不想等待这个假设的历史研究，也不想过多考虑熊彼特在上述引语中多少有些类似的见解。我将对进一步探索的明确的计划和心照不宣的提示加以考察，这些计划和提示后来成为了我在科学社会学中全力探索的主题，尽管这种探索曾一度中断。可以为这些主题列出一个一览表：
1. 科学的精神特质；(www.xing528.com)
2. 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个自我例证的主题；
3. 优势积累与劣势积累；
4. 优先权冲突与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
5. 科学中的多重发现：战略研究的一个基础；
6. 科学论文变化着的特性：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差距；
7. 科学中的问题选择问题；
8. 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的恰当事例：“清教与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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