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新新媒介-新新媒介（第二版）

第十章　政治与新新媒介

《赫芬顿邮报》的创建人与总裁娅莉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说，巴拉克·奥巴马之所以能赢得总统选举，那是因为互联网。对这一判断，谷歌的总裁兼主管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立即表示赞同。2008年11月27日，即大选以后13天，施密特做客MSNBC的“雷切尔·麦道新闻述评”，发表了上述观点。那天晚上，她临时顶替麦道主持这一节目。

自此，新新媒介在茶党的崛起和2012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和海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新新媒介成了支柱；在本书撰写的此刻，在2012年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新新媒介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采用的主要战略的组成部分。

10.1　巴拉克·奥巴马，新新媒介和2008年的大选

当然，有关“新新媒介”的前途，施密特和赫芬顿两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2004年，历史最悠久的新新媒介blogging已牢牢扎根，但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尚未出生。2004年，利用互联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在初选中败北；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在初选和大选中胜出。奥巴马获胜的原因无疑很多，但媒介的影响一清二楚，就像1960年肯尼迪对阵尼克松的辩论一样，看电视的观众多半认为，肯尼迪胜出，因为看电视的比听广播的人多。我们不能仅仅泛泛而论互联网，近来，新新媒介成了互联网上的主要玩家，它们对奥巴马大选胜出至关重要；在他任总统以后与美国人民以及与世界人民的关系中，新新媒介还将继续发挥核心的作用。

倘若2004年已经有了新新媒介，它们对霍华德·迪恩竞选有何帮助呢？那一年，艾奥瓦州民主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在提名后对支持者的一次演说中，他情不自禁叫了一声，所谓“迪恩尖叫”就成了他前功尽弃的开端。各电视网反复播放那一声“尖叫”，主持人和专家极尽忠告和讽刺之能事。倘若那时就有YouTube播放那声尖叫的视频，让人人都能看到，而不是让电视网评头论足，结果会怎么样呢？你现在能在YouTube上搜索到那段视频（2004）——真有那么糟糕吗？

新新媒介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在2008年的大选中，它们还鼓励人们动手——不只是一般的支持和投票，而是为候选人卖力。

1968年，我自愿为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助选，支持他停止越战的主张。直到2008年，我才再次为大选候选人助阵。我在“我的奥巴马”网站上注册，偶尔上传一篇博客，并登录这个网站去了解竞选动态。2008年11月4日大选前两天和大选当天，我链接上这个网站，但我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的妻子也上网助阵。我们携手为奥巴马助选，我们上一次为总统候选人助阵是1968年。

网站上提供了奥巴马支持者的名字和电话。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许多州的支持者。我们挑选宾夕法尼亚州助选，因为麦凯恩的竞选团队说，宾州是其“最后一站”——就是说，这一州的选举对麦凯恩的胜选至关重要。我们想挫败他。

我们两人大约用一个小时给50来个人打电话，请支持者投票选奥巴马。我们遇到一些有误的电话号码，也给许多不在家的人留下电话录音。我们和几十个支持者通话，从宾州东部的费城到宾州的西部——一切都在我们方便的客厅里进行，而我们远离宾州，位于纽约市北。每打一个电话以后，我们都在网站上填一张表，说明我们已进行联络，并填写交谈结果——注明支持者是否仍然准备选奥巴马，他或她是否知道投票站在哪里等信息。随后，我们又转战俄亥俄州，这是另一个关键州。

2008年11月6日，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基斯·古得曼（Keith Goodman）向每一位打过电话吹票的支持者发出电子邮件：“我想感谢大家，我们在选举日完成了1053 791次令人吃惊的通话纪录。我知道这不容易，你们许多人疲惫不堪时还在坚持，你们的声音嘶哑，你们敦请支持者投票的努力在佛罗里达和俄亥俄等重要战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团结一致胜利啦！”

正如我们看到的，新新媒介把读者彻底变成了作者。通过代表奥巴马团队给支持者打了上百万的电话，“我的奥巴马”网站把读者和作者在短时间内变成了积极的辅选人。

10.1.1　用新新媒介公告副总统人候选人失策

回头一看，奥巴马在2008年的竞选中的举措全都是正确的，至少在新新媒介的使用上正确无误。但在这条事后诸葛亮的路上走得太远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他在新新媒介的使用上并非无懈可击。最大的失策可能是2008年7月向世人宣告副总统竞选伙伴时，不仅只用了电子邮件，而且是按照奥巴马的通讯录发电子邮件，意在犒赏支持者，给他们一个特殊的预报；他没有用电视、广播和报纸，换言之，完全排除了旧媒介。这一点令人注目。

这种宣告方式不明智，原因有两个：首先，奥巴马的通讯录里显然有许多人是传统新闻界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旧媒介渠道里传送奥巴马挑选的竞选搭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刹那间就可以做到。其次，在新新媒介上发送电报式短信这样的策略与新新媒介的“病毒”式传播原理背道而驰；“病毒”式传播原理的优势是，它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高层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策略（见Levinson，“Announcing Obama’s Choice Through Email Not Good Idea”，2008）。

如此，奥巴马挑选乔·拜登做副手的新闻先在旧媒介CNN上发布，支持者盼望首先靠电子邮件发布消息的方式却晚了几个小时。那就成了高潮之后的马后炮，不再是突发新闻了。

10.1.2　总统就职典礼及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的反响

据CNN报道，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就职典礼那一天，从上午到下午过半的9个小时里，观看实时视频流的人数达21300 000万人，与2008年11月4日大选全天看实时视频流的530 000万人相比，增加了三倍。《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奥巴马总统一讲话，人们就开始观看、阅读和评论，美国互联网的流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这是非营利的互联网数据监测机构（Packet Clearing House）的研究主管比尔·伍德科克（Bill Woodcock）提供的数据。”万斯一人提供了CNN视频收视的详细情况（Vance,2009）。据希伯德统计，观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互联网流量和视频流量超过了观看2009年7月迈克尔·杰克逊葬礼的流量（Hibberd,2009）。

那天，互联网及其运营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求满足公众的需要，但许多人网上浏览和收看时还是觉得它慢如蜗牛，这丝毫不令人奇怪。这些问题是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也是硬件基础设施改进的最佳刺激，一切新新媒介都仰赖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

就职典礼正午时刻一过，奥巴马的新政府就控制了总统的网站whitehouse.gov。白宫不仅换了总统，而且对新新媒介的态度也随之而变，这是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差异的经典例证。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2001—2009），这个网站提供的信息主要是链接新闻稿、讲演和宣传文件（Manjoo，2009）。无疑，白宫网站的新版本会少一点宣传味，多一点互动性。2009年1月 20日，它的第一篇帖子称：政府网站新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反映了总统的竞选承诺：凡是不紧急的法案，我们都将在网上连续发布5天，以便公众有时间阅览，然后才由总统签署。

未予说明又不为人知的是：总统多大程度上获悉这个网站上的评论，如果被告知公众的评论，他会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这些意见。在最佳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系统听取公众意见，使总统决策时获得更多的信息。在最具宣传色彩的一面，白宫网站给人造成总统了解情况的幻觉。

然而，到2009年4月，在11件立法中，政府食言已达10次（Harper，2009；共和党人2011—2012年众议院食言大概也是这个比例，见Maddow，2012）。和一切新新媒介里的事务一样，政府治理的互动和透明最好是做好，而不是开空头支票。

有人说，在民主体制下，民选官员应该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即根据自己的心智和良心决策，然后让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表示支持与否的态度。领袖的重要决策机制应该是他自己的心灵与头脑，而不是他的政治顾问和盖洛普民意测验（Messerli,2006）。在我们这个经常察看民意测验的时代，即使曾经有人坚守过这种理想的总统决策机制，如今大多数人也已经将其抛弃了。新新媒介很可能将使这一原理进一步出局，不再起作用了，其后果孰好孰坏，殊难预料。

无疑，新新媒介促进民主，在本章“占领华尔街”那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直接民主崛起，对一切代议制民主构成挑战，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代议制民主，世界各地的代议制民主，都面临这样的挑战。

10.1.3　总统与黑莓手机

并非每一位政府人员都喜欢新新媒介。奥巴马入主白宫11天以后，如果他继续用黑莓手机收发电子邮件，事情看来并不美妙（Zeleny,2008）。黑客入侵总统电子邮件的问题提出来了，他还受到“总统记录法案”的约束，因为法案规定总统的一切交流信息最终都必须向公众开放。

当时，我在一篇blogging里说，我认为不让总统用电子邮件，尤其在当今时代，是不好的主意（Levinson,“Keeping Obama with His Email,”2008）。

总统与黑莓手机的故事分四步展开，结局令人高兴。

（1）自动记录总统收发的一切电子邮件的系统能设计出来，这是肯定的。回头想一想，每一个Google邮箱和Yahoo！邮箱现在不是在研究保存邮件吗？

更重要的是，总统不应该用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交流吗？以他身居高位的身份，难道他不应该把最大限度的注意力用于思考和交流吗，难道他不应该摆脱旧式的报纸、电话等系统的束缚吗？在过去十年里，电子邮件以天文数字的速度迅猛增长，显然是有道理的：它具有书写的优势——持久性，然而它又有口语的即时性。而且，它可以通达全球，容易搜寻。（关于电子邮件的演化和优势，详见Levinson，1997。）

再者，这还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可能的话，难道总统不应该继续使用他感到舒服、早已习惯的传播系统吗？

这就提出了一切媒介演化和采用的根本问题。我们开始和继续使用任何新媒介或新新媒介时，我们会逐渐习惯依靠它，就像依靠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和手指一样。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明言所示（1964），媒介像我们的“延伸”—样发挥作用——成了我们参与交流的肢体和头脑的替代品。

（2）巴拉克·奥巴马本人主张继续使用黑莓手机，他为新新媒介的使用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用不受过滤的电子邮件与外界保持联系。2008年11月26日，他以当选总统的身份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采访时如是说。他告诉沃尔特斯：“我在摸索，除了白宫办公室的十来个人之外，如何从外界得到信息，因为我认为对总统而言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脱离人们日常经历的东西。”（Obama,2008年11月26日）2009年1月7日，他接受CNBC-TV的约翰·哈伍德（John Harwood）的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以硬汉演员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快枪手那样的姿态干脆利落地说：他们想拿走我手里的黑莓手机“还得绞尽脑汁”。

换句话说，当选总统不仅在组建外交内政的班子时，不仅要网罗劝谏他的对手，而且要网罗最精明的专家。此外，他还要努力保持通讯畅通，向外界非专家型的人们开放，换句话说，他要向博客、Wikipedia、Twitter的逻辑开放，向非专家意见的革命举措开放。这就是新新媒介的民主化标志（“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

实际上，“非专家”更准确的称谓的“非委任的专家”，因为公众不太可能获悉总统的黑莓手机号码，也不太可能直达他的电子邮箱。然而，“钦定”专家之外的某些专家或许也知道如何接触总统；如果这样的接触更容易、更直接，那肯定是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而且，这也使总统容易发出信息，而不是只接收信息。

麦克·艾伦（Mike Allen）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逻辑，他是“政治博客”网的首席记者。2008年11月26日，他对MSNBC的主持人诺拉·奥唐奈说：“受聘的专家不情愿向老板讲实话……更不情愿对美国总统讲真话。”美国总统也好，纽约市格林堡的镇长保罗·费纳也好（我们在第六章看到，他发布blogging，依靠选民对他的匿名评论来了解情况）。我们的领袖和代表将要发现，通过新新媒介与受聘的顾问之外的人民保持联系，他们都会受益匪浅。

（3）奥巴马就职前两天，2009年1月18日下午1：45分，MSNBC的主持人诺拉·奥唐奈报道说：“律师们”告诉奥巴马及其班子，他们可以保留黑莓手机，但不能将其用于即时通讯。律师们认为，即时通讯可能会使黑客看到“令人尴尬”的短信。如果他们担心的是粗俗的语言比如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粗话，公众早已经听说这样的粗话，拉汉姆数据中心（rahrnfacts.com）就搜集了有许多这样的例证。

（4）2009年1月21日上午11：50分，马克·安宾德（Marc Ambind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网络版上报道说，虽然有一种“超级保密的外包袋，奥巴马还是得到他的黑莓手机了”，但只能用于“日常和个人的短信”。这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人类（在这个故事里是总统）要操纵技术，而不是由于担心出问题就让技术来驾驭我们。

10.1.4　开局顺当

如此，新政府2009年使用新新媒介的开局都不错。正如在前几章所见，总统将有一个活跃的Twitter账号，会定期在YouTube上传视频。他成功说服了态度谨慎和习于惯性的律师，保住了自己的黑莓手机。但入主白宫时，他的工作人员发现，其内部通信系统还困在“技术黑暗时代”（Kornblut,2009；Patterson，2009），尚未开通Facebook和Twitter，连Google邮箱都没有。

在拥抱新新媒介方面，法律总是速度最慢的要素。印刷术使文字标准化之前，口头君子协定比书面条约更具有约束力。几十年来，数字合约始终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签名，什么才是有效力和约束力的签名始终要冒出来（关于初期出现的问题，详见Wright＆Winn,1988）。

然而，和大多数政界人士一样，法律或早或迟总是要赶上技术的。到2009 年2月，新新媒介已经在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领域取得突破，尤其在政界。共和党人与奥巴马总统会见时一边听一边写微博（Goddard,2009）。约翰·麦凯恩不再是总统候选人，但仍然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他的Twitter用得很勤。在新新媒介的鼓舞下，共和党人实现中兴；茶党运动使共和党人势不可挡，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

10.2　2010年的茶党和Twitter

2007年至2008年，罗恩·保罗在Digg和其他新新媒介上的成绩并没有转换为初选的选票，我们在第八章“Digg”那一节已作了分析。但网民对他的支持是真实的，那不是用新新媒介博弈的结果，说那是用新新媒介博弈结果——显然是旧媒介的误解。到2009年，对共和党的支持转换成了美国各地数以百计的茶党示威，大多数示威是抗议税收政策和奥巴马提议的医疗保健法。(www.xing528.com)

Twitter促进了这些抗议活动（Nationwide Tea Party Coalition，2010）。到2010年11月，中期选举时，不仅Twitter而且所有的新新媒介都对茶党的候选人助了一臂之力，换言之，持茶党观点、得到茶党支持的候选人成功当选。

比如在马萨诸塞州，美国参议员、民主党的英雄和偶像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2009年夏天突然去世，需要补选参议员，茶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 n）在一个方面胜过民主党候选人玛莎·科克利（Martha Coakley）：“他利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新新媒介宣传造势，与支持者联系，策略更加有效”，胜过科克利（Emerging Media Research Council study报告，a sDvi执笔，2010）。2010年1月，两位候选人使用新新媒介的差异大致如下：

Facebook粉丝：布朗（70 800），科克利（13 529）；

YouTube浏览人次：布朗（578 271），科克利（51173）；

Twitter粉丝：布朗（9 679），科克利（3 385）。

任职的政界人士也表现出差异，同一报告中列举的另一种研究发现：“地共和党议员利用推特空间（Twitterverse）勤于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发出的推文为民主党议员的529%。”

布朗迅速加入这些共和党议员的行列，他以52%对47%选票的优势在传统上民主党占优势的马萨诸塞州胜出，成为该州近40年来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上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是1972年当选的爱德华·布鲁克斯（Edward Brooke）。

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到来，众议院的全体议员改选，共和党人利用他们Twitter的优势，以241席对192席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在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会期，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66位共和党众议院组成茶党党团。奥巴马的医疗保健计划在国会通过了；“不要问，不要说”的方针废除，军中同性恋得到平等对待，两条法案由总统签署正是立法了。但这两条法律是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在他前三年任内主要的开创性立法。新新媒介革命推进了他2008年的当选，如今，它们又推进对手的政策。

这是否对新新媒介过奖了？请考虑这样的轨迹和走向：在2000年（新新媒介诞生之前）众议院的选举中，选民票的得票率是：民主党人47%，共和党人47.3%；在2004年（Facebook尚在婴儿期，YouTube和Twitter尚未出生）的大选中，民主党人的得票率46.6%，共和党人的得票率是49.2%；在2008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占有新新媒介的优势，其得票率是53.2%。2011年，共和党人仅为42.5%，民主党人以压倒性多数票获胜。但两年以后的2010年，共和党人对新新媒介的掌握更得心应手，压倒性多数票几乎完全逆转，共和党人的得票率是51.6%，民主党人的得票率仅为44.5%。

在提供政治优势时，新新媒介被证明是机会平等的。

10.3　“阿拉伯之春”与媒介决定论

2010年，还有一场政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新新媒介。实际上，这一年开始的不止一场革命，还有其他三场革命，以及五六种大大小小的抗议运动，它们发轫于2010年，导致2011年的三场革命，产生了新的政府。这三场革命不在美国，而是在阿拉伯世界，名为“阿拉伯之春”。

事实上，虽然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但2009年伊朗不成功的“白色革命”可以被视为“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美国国务院认为，Twitter太重要，正在把抗议活动的动态传递给外部世界，所以它请Twitter在德黑兰关键的一个晚上暂停关网，把例行的维修往后推（见第三章）。

2010年12月18日始于突尼斯的抗议活动被视为“阿拉伯之春”的正式开端，产生了比较好的结果。2011年1月14日，旧政权被推翻，警察被解散；2011年3月23日，制宪会议召开。至于Twitter和YouTube 如何促进那场成功的革命，难以准确判定，尽管如此，大多数观察家赞同，它们在协调现场行动、时向实世界发布报告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Ingram，2011）。

没有人怀疑Facebook和Twitter在埃及革命里的作用。这场革命始于2011年1月25日，以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2月11日辞职告终。瓦埃勒·古奈德^[1]的Facebook网页是这场革命的触发和点凝聚点。他告诉CNN，“这场革命始于互联网，始于Facebook”。穆巴拉克辞职后，抗议者手举阿拉伯 文书写的标牌，感谢Facebook和Twitter（Evangesta，2011；又见Levinson ，“Marshall McLuhan，North Africa，and Social Media”，2011）。不过，埃及抗议 活动的成功时间短暂，不如突尼斯。一年以后，抗议者又回到街头，因为穆巴拉克倒台后，情况没有变化。一位在埃及生活的同事告诉我，埃及军方“把穆巴拉克扔下巴士后，继续往前开，一切照常”。他解释说，埃及的国内政策纹丝不动。

2011年2月15日开始的利比亚革命过程更凶险，但结果比埃及革命好。新新媒介不足以支持这场革命，抗议者的街头运动也不能聚集足够的力量，它还需要北约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被处死。这场革命中的死亡人数大约在25 000到30000之间，突尼斯革命的死亡人数为226，埃及革命的死亡人数为846（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详见Wikipedia，到2012年3月，叙利亚的政府和抗议者的冲突难分难解）。利比亚的结果和埃及不一样，那里的政府的彻底重建“充足”条件。但以升降机和摩天大楼为例，两者的关系有所不同。没有升降机或类似的自动提升设备，摩天大楼是建不成的；但若要建成摩天大楼并使之运转，你还需要钢梁和其他建筑技术。换言之，升降机是摩天大楼的必要条件，却 不是充足条件。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软”决定论。当我们说媒介推进社会发展时，我们说的是软决定论。麦克卢汉写过这样一些话：没有无线电广播就没有希特勒；没有电视就没有肯尼迪1960年的当选（McLuhan，196 4）。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这样的关系。我和其他人说，没有新新媒介就没有“阿拉伯之春”，我们要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关于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的区分，详见Levinson ，1997）。国家广播公司（NBC）的记者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也说，2011年夏天，俄国版的“阿拉伯之春”是“白雪革命”或“白色革命”，他又说，“没有Facebook就没有革命”。他要表达的也说同样的意思（Smith,2012）。

新新媒介与世界各地的自由形成了这样的因果关系。2012年1月，Twitter宣告，它能“拦截特定国家Twitter用户获取的内容”，使人吃惊和不安的正是这样的因果关系。Twitter还宣告，禁止法国和德国的“亲纳粹内容”，这是它要去适应的政策，但乔恩·伯沙德（Jon Bershad）撰文指出（Mediaite，2012），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倘若Twitter关闭其网络，不让寻求自由的中东或其他地方的人民使用Twitter，结果又会怎么样呢？Twitter公司表示，世界各地能看到审查后的Twitter，但杰里·埃德林（Jerry Edling,2011）提倡的“链接的自由”。这充分表 正在进行。

新新媒介在这些起义里的作用有多大？评价这个问题时，最好是记住“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的区分。在“硬”决定论里，A是产生B的一切必要条件。如果A把一桶水倒在B的头上，那就足以使B浑身湿透，这就是科学里所谓的达了一个道理：新新媒介对今日世界政治自由是必要的——既能把信息传递给外部世界，又能使信息在争取自由的人们中间传递。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占领华尔街”运动。

10.4　“占领华尔街”汹涌澎湃，直选民主高潮再起

我隐隐约约感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将超越阿拉伯世界，它引起的抗议活动不仅会针对独裁者，而且会指向代议制民主产生的领袖。这种感觉最初萌生于2011年5月的巴塞罗那之行。我应邀到该市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研讨会去讲演。我和妻子到离中心几个街区的兰布拉大道去漫步，看见抗议者表达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像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西班牙深陷经济萧条。那天晚上，我问研讨会组织者克里斯蒂娜·米兰达·阿尔梅达（Cristina Miranda de Almeida），抗议者想要什么，是政府的更迭吗？是为反对党造势吗？我们被告知，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只不过要唤起人们注意不公平的经济政策。

愤怒的西班牙人在全国发起抗议，众多的记者用Twitter和Facebook向世界报告抗议活动。不久，到7月13日，加拿大的阿德巴斯特媒介基金会（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提议用和平示威，抗议公司贪婪的破坏性后果，到华尔街去抗议；在许多意义上，华尔街是资本和公司弊端的象征（Berkowitz，2011）。

两个月以后，即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随着运动的展开，有些情况越来越清楚了：

（1）旧媒介误解了这场运动。2011年10月27日，我应邀上Fox-NY TV 的 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为什么抗议者没有用清单提出要求。我解释说，旧媒介的特征是需要大标题，需要头条新闻；相反，Twitter和Facebook 之类的新新媒介不 受时空限制（报纸有版面限制，广播有时间限制），能表示更加实在的多种要求。以“占领华尔街”为例，这些要求的范围很广，从结束银行对学生贷款的高利率，帮助需要延期还款的学生，到帮助按揭没顶的贷款人（按揭欠账超过了物业的价值）。

（2）警察废掉了《第一修正案》赋予人民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一切 报道“占领华尔街”的新闻自由都被破坏了（详见第六章）。

（3）“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兴趣推出候选人参加2012年的大 选（详见 Seltzer,2012）。在这个方面，它和茶党截然不同。奥尔德斯对该运动与茶党Twitter行为的差异做了比较（Aldous,2011），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相比，茶党的Twitter数量较少，频率较低，但互相跟帖的可能性更大，这使茶党成为更加“紧密团结”的群体。

我认为，关于选举的这一点比较抓住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根本的特征，并给其他运动以激励。“占领华尔街”运动对2012年的大选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其核心理念是抗议选举和代议制民主本身。Wikipedia上的一篇文章开篇引用了阿德巴斯特媒介基金会的卡尔·拉什（Kalle Lasn）的：“金融‘核灾难’爆发时，人们觉得‘，哇，情况会变的。奥巴马将制定各种法律，我们会拥有一套迥然 不同的金融体系，我们将把这些金融骗子抓起来绳之以法’。”（Eifling，2011）这样的立法和执法并没有发生，“阿拉伯之春”和西班牙的愤怒者示威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之降生。哈森等三人详细分析了该运动的滥觞（Hazen，Lohan，and Parramore，2011）；我为该运动编了大事记（Levinson，2011，“Occupy Wall Street Chronicles”）；劳森梳理了“社交媒介与抗议”的论文，包括“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的文献（Lawson，2012，“Social Media and Protest”）。

回头看第一章探讨的视角。旧媒介不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足为奇，因为新闻媒体是代议制民主的左右手，是在文艺复兴和继后的美国兴起的。但《第一修正案》坚持的新闻自由不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代议制民主，甚至不是为了保护新闻机构，而是为了保护人民。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打人认为，人民总是处在被自己选举的政府危害的边缘之中，他们是对的。加利福尼亚的警察喷胡椒水对付和平的示威者，纽约市的警察粗暴对待时为止和新闻记者，他们正是杰斐逊及其同僚最害怕的代议制民主。茶党尊重宪法，“占领华尔街”运动绕开代议制政府去纠正贪婪造成的损失；在害怕代议制民主造成损害这个重要的领域，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趣是相同的。

让公民在Facebook和Twier上辩论和选举，而不是让众议员和参议员去辩论和立法——我们离这样的民主还有多远呢？一方面，我们在本书始终看到，和编辑及制作人控制的旧媒介相比，新新媒介容许个人输入的信息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新新媒介归根结底不是控制在用户的手里，而是被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媒体的老板控制着。现在看来，新新媒介归根结底不适合用作直接民主的载体。最后，我们需要的或许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类似Facebook的系统，按照设计的宗旨，它特别适合最大化的讨论和投票。Facebook和新新媒介兴起之前，斯特劳斯就思考过互联网直接民主的问题（Straus，1991，2001）。但任何由政府管理的系统都有自己的问题，按照美国宪法授权实施的目前的选举制就有这样的问题。

2011年，冰岛用新新媒介尝试直接民主。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公民通过Facebook、YouTube和“直接民主网站”就草案发表意见，和议员交流也很容易（Ice News，2011）。但正如索林·马泰（Sorin Adam Matei,2011）所言，有关新宪法的最终决策不是通过Wikipedia上一致赞同达成的，而是靠行政决策达成的；这和2008年CNN在美国大选中的尝试相同，选民通过YouTube向候选人提问，CNN从选民到问题中选出一些要候选人回答（见第四章）。

在2012年的美国选举中，“美国选举”（Americans Elect）这个组织谋求在每个州都由选民在互联网上投票选举总统候选人，到2012年1月，该组织在30个州进行了这样的尝试（详见Heilemann，2012）。这是初选的直接民主尝试，肯定是很好的一步，但还不是冰岛那样的大选中的直接民主，也不是政府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直接民主。

与此同时，新新媒介本身的演化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民主，越来越少的自上而下的结构。2012年1月，我邀请蒂姆·普尔来我的课堂上做客，我借此机会做了采访，他在纽约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做了大量的视频直播（Tim cast on UStream，亦见Levinson,2012,“Tim cast”）。他指出，向公众报道的最佳方式是视频直播，而不是用旧电视媒介经过剪辑的播送。但普尔认为，“我们要摆脱编辑的念头”。这个观点也适用于YouTube网上的视频，它既不是直播，也不是未经剪辑的视频直播的记录。无论它是传统媒介生产者剪辑过的，或者是个人用手机的摄像剪辑过的，其结果都是：那都是摄像机前的真实事件掺了水分的表现。

然而，若要和YouTube竞争甚至取代YouTube，视频直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2012年，YouTube网站拥有5亿用户，而美国流视频网站（UStream）只有区区200万用户。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YouTube无疑将是新新媒介里的视频大玩家，代议制民主将是选举的主流。

10.5　2012年的美国大选

到2012年4月，米特·罗姆尼几乎以完胜的姿态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此之前，很多人认真地猜想，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只能是“撮合”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换句话说，在初选中，没有足够的代表投票支持一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在2012年前，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撮合”方式提名总统候选人是在1940年。

在1940年的初选中，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得到49.9%的选票，提名为候选人的是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他的支持者用当时的新媒介广播造势，以传递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者声势浩大的印象（Gizzi，2012；Peters，2005）。在许多方面，罗姆尼是新新媒介候选人的对立面。在初选中，他在大众媒介上挥霍了大量的广告费，是对手广告费的10倍，又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引人注意他的财富，这些失误都成了Twier和YouTube上攻击他的炮弹。然而，到2012年4月底，米特·罗姆尼却似乎要稳操胜券，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了。

对新新媒介在2012年美国政治里的作用，这一变化能向我们透露什么信息呢？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任何同情者都不会选罗姆尼，他也不受茶党的青睐。唯一的结论是，在2012年美国共和党的初选中，新新媒介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但新新媒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在初选里的得票不够，第二轮投票在所难免，这使他1976年担任参议员以来的第一次受挫。他的对手是茶党推选的候选人。他的同僚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迪克·卢格尔（Dick Lugar）却没有那么幸运，卢格尔也是1976年起的资深参议员，他惨败在茶党支持的候选人手下，成为1952年以来在初选中败北的参议员的六朝元老。

此间，2012年即将造成重大政治冲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5月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曼哈顿刑事法庭宣判，2012年元旦被捕的一位公民记者无罪；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曾在元旦堵塞交通。亚历山大·阿布柯尔（Alexander Arbuckle）无罪获释的证据由美国流视频网站提供，提供者正是蒂姆·普尔，这是《第一修正案》的胜利（Robbins,2012）。正如1991年黑人青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警察殴打的录像成为证据一样，公民手握的录像机成了制衡公权滥用的有效手段。

至少，在2012年秋美国的总统大选中有两点似乎是清楚的。共和党人将继续很好地利用新新媒介，就像他们2010年用好了新新媒介一样，但此前的2008年，他们没有充分利用新新媒介。一方面，较早的媒介尤其有线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继续维持其影响。另一方面，新新媒介赋予均等的机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进步人士和保守人士、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实际上，即使没有政党关系的人都能受益。这是因为Facebook、Twitter、YouTube 甚至更新的媒介 都与旧媒介一道运行，在政治世界里是这样，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

【注释】

[1]瓦埃勒·古奈德（Wael Ghonim），谷歌工作人员，他通过Facebook页面纪念埃及当局暴力的一名受害者，曾被拘留十来天，旋即获释。